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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3 02:29:51)  胡塞尔曾经把存在规定为在全适性中被感知到的东西。这特别容易理解，所谓全适性，就是指意向对象的充实和确证。一个例子：我寻找着我的笔，当我找到的那一刻，我就感知到了存在，因为意向之笔变成了实在之笔。需注意：存在之感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充实的增加而增加，也可能被进一步的经验否定。你在远处看见你的笔，待你走近一些，你越来越确定那是你的笔，存在感也随之增加了；但待你走得很近，你发现搞错了，那只不过是摆在桌上的黑色木条。从而，之前的存在感——笔的实在感被否定，而换之以木条的实在感。 如此，存在其实是一种信仰，即：相信某某东西是真实的、实在的（real）。就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与真理变成了一个东西。存在感，就是真理感。因为真理也不是别的，就是意指对象的直观充实。如果严格按照胡塞尔的思路，我们发现，真理和存在其实就是在命题转化为事态的过程中可以被消去的东西。未获得真理之前是这样的：张三说“雪是白的”；获得真理之后，命题变成了事态：雪是白的。真理和存在的达成，便是“张三说”以及双引号的消去。胡塞尔的真理理论和塔斯基的真理理论其实是同源的。 胡塞尔《逻辑研究》中最核心的突破是对“直观”的突破：不仅可以有个体直观，而且还能有本质直观和范畴直观。直观可谓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原则，因为所谓的充实，就是直观。说胡塞尔的哲学是彻底的经验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因为现象学之证据的唯一要求，就是直观：一切直观之物都是现象学的合理证据；反之，一切不是直观的东西都不是现象学的证据，必须剔除在现象学范围之外。 范畴直观给了海德格尔很好的刺激，因为海德格尔自以为通过范畴直观，他苦苦追问的“存在”总算可以现身了。还是举个例子：钢笔是黑颜色的。对钢笔的直观是个体直观，对黑颜色的直观也是个体直观，但对钢笔之黑颜色的直观却是范畴直观。因为钢笔之黑色涉及到了个体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涉及到了句法：钢笔“是”黑颜色的。海德格尔认为，在这样的范畴直观中，我们其实直观到了关系，也即作为系词的“是”。从而，也直观到了系词意义上的存在。这里需要注意：西方世界中作为系词的“是”与“存在”是同一个词：being/das Sein。还需要注意：现象学意义上的范畴，其实就是引入了句法的事态。范畴直观，不仅是说直观到了系词和句法本身，而是直观到了包含着句法和关系的事态。 若海德格尔严格按照胡塞尔的思路，那么，他所谓的存在就很好搞懂。无非，把个体的充实和确证换成了对事态和关系的充实和确证。存在，依然是种信仰和设定。但海德格尔就是在这里跑偏的。且偏得合情合理，偏得深刻。 他把关系意义上的存在，也即命题意义上的存在理解为“揭示”（Entdecken）。这确是合乎事理的，对个体进行连接，道清关系，不就是“揭示”、厘清了个体之真理嘛。之所以说这个理解深刻，是因为存在从此被动词化了。原本是对作为事态的结果的感知，如今则变成了揭示着的过程本身。我们还得小心体会这个偏差。 胡塞尔原来关注的是意向主体和意向对象之间的指涉和充实关系。说实在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而经海德格尔引入“揭示”后，关注的核心变成了关联着揭示的无蔽和遮蔽：揭示之前便是遮蔽，揭示之后自然就是无蔽。而揭示本身，则就是“去蔽”（Entbergen）。这便是海德格尔沿用一生的真理概念：去蔽和揭示。 但海德格尔并不停留于此。海德格尔之所以为海德格尔，在于他追问了以下别人压根儿想不到要追问的问题：去蔽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说，真理是如何可能的？这才是海德格尔特别是其后期的核心课题。简单来说，去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敞开性”（openness）。敞开性处在什么位置？我准备用海德格尔著名的森林之喻来回答：一片森林，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其隐隐绰绰的内部，不仅是因为光线的照射，而是首先因为森林事先有了林中空地也即敞开之地，若无此敞开之地，光线是无论如何都进不来的。故而，真理便是有前提的，其前提便是敞开性。只有有了敞开性，才能去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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