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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二月河 本报记者 张 永 李鲁愿 李 颖 文 杨 光 图 从名不见经传，到落霞三部曲横空问世而风靡华人世界，然后宣布不再创作长篇小说，蛰居南阳，深居简出，过着半隐半俗的生活。著名作家二月河如同他的名字，始终神秘而令人向往。同是早春二月，记者有幸来到南阳的这条“河”边，得睹他别样的平静与宽广。 坐着能睡觉 无事弄花草 地处南阳市繁华地段的卧龙区委大院深处，一座旧式的二层小楼独院便是二月河先生的家。 接到记者电话，二先生（几经推敲而定的称呼）便从一条窄窄的胡同内小步晃着迎了出来。身材胖乎乎的，上身着一件红色暗纹棉衣，脖子下两个扣子敞开，眯着眼笑，活像一尊留“寸发”的弥勒佛。 进院，便是他大隐于闹市的田园生活。墙上挂满了他爱吃的红辣椒，窗台上一个花盆挨着一个。地上除了横竖几条砖铺的小径，皆是些花花草草和蔬菜。花木或灌或乔，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不下十几种。最高的是辛夷，比楼房还要高，花蕾已挂满了枝头，几株木棉绕着树干盘旋而上。大叶玉兰与翠竹相映成趣，郁郁葱葱，使小院在这寒日里显得生机盎然。 见记者沉迷其中，二先生用一口浓重的南阳话，数宝似的讲起了花事：“这两株牡丹是客人带盆送来的，花儿败了，我嫌扔了可惜才栽到地里。开花时，比洛阳的都好看。”“这棵是狗牙梅，看，花儿还没落哩，多像狗牙……” 在墙角处，见地上散着一堆米，感到好奇。二先生忙解释说：“这是喂鸟哩，上面我刚撒过盐！”原来，二先生喂的鸟不分种类，也不用鸟笼，全是些来去自如的野鸟，麻雀、灰喜鹊是小院常客。 冬意还没褪去，院子里站久了便冷。二先生赶忙将记者让进了客厅。 一进客厅，大吃一惊。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二月河读者”——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大作家，客厅之简陋出人意料。家电只有两件，一个电视机和旧得泛黄的矮冰柜。家具也只是两张桌子、数把椅子和一个沙发床，其形制再普通不过，甚至不如一般城市家庭的档次。墙上唯一的装饰便是几幅字画。 在这里，丝毫找不到“中国大陆版税最高的作家”、“版权收入过千万元之巨”的踪迹。 “不怕您笑话，平时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写东西的。”二先生在一张看似更像餐桌的玻璃台面桌子边坐下，笑着对记者说。 由于天冷，书房没空调，从小吃苦、一向节俭的二先生平时就待在客厅，写东西或为读者签名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完成的。 “书桌”上物件摆放也简单：一个大茶杯，一个装满圆珠笔的笔筒，一个烟缸。与传说中的烟不离手相比，眼前的二先生“点火”的次数少多了。 由于患有重度糖尿病和支气管炎，二先生现在对烟酒有所节制，但生活仍然率性而为，一些“不良习惯”丝毫不改。比如，不吃早饭，懒散，嘴馋等。“我管不住嘴，大鱼大肉照吃，酒每天‘两把’，有时自己还下厨炒菜哩！”二先生嘿嘿笑着自责。 近年闲下来的二先生曾提出过他的“五个一”工程：每天一首诗，一幅字，一幅画，一篇短文章，走一小时路。当然，这“五个一”不是每天都要做完，但是都围绕这些事去做。 今年冬天格外冷，二先生干脆就闭门不出，“五个一”也出现部分“停工”。 “有时我在客厅连坐几天都不出门，看看电视，读读书，很悠闲，甚至坐着坐着就睡着了。”二先生直爽地说。 幽居卧龙岗 天下事常想 生于山西昔阳，幼居洛阳，定居南阳，二先生曾多次公开称南阳是他心中最美的地方，也是他人生的归宿地。近年来，因为身体原因和年事已高，二先生更是很少离开南阳。 “除了必须参加的会，平时很少外出，甚至很少走出这个小院。”二先生坦言，平生出最远的门也就是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 谈起这两趟出远门的经历，还惹出些笑话，二先生向记者侃侃道来。 2009年“中原文化宝岛行”，组织方规定每人必须着正装，要求穿西装打领带。懒散惯了的二先生这把年纪哪穿过西装，他便向上级请示：“我脖子粗，打上领带脸憋得彤红，不仅难受，还难看，啥意思嘛！”谁知那位领导不同意，最后他只好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拿着西装去台湾，就是不穿。 二先生在马来西亚的粉丝很多。有一年他与恩师冯其庸先生去马来西亚访问。当地为了招待好贵客，费尽心思了解二先生的饮食喜好，最终把他曾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当时的理想是上街看到烧鸡想吃而掏钱不迟疑”奉为圭臬，认为二先生特别喜欢吃烧鸡，便兴奋地安排厨师做烧鸡。谁知马来西亚的厨师哪知烧鸡为何物何味，无奈之下就用制作烤鸭的方法，做了一只“烤鸡”，这让二先生大为感动。 笑谈之间，二先生虽然表面给人散淡、颓废的印象，但作为中国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他在一些全国重要会议上的言论和直陈，常常反映出一个传统文人的抱负与担当。 去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被称为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的中央全会上，二先生作为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列席会议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交流。 他首先拿“春晚”说事：“年年的节目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看感到失落，看了感到失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节目缺乏原创。目前优秀原创作品的严重匮乏，已远远不能满足群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二先生认为，这些归根结底是文艺原创动力不足的问题。他拿中国著名高产作家张恨水举例，为与会人员算了一笔账：“张先生平均一天写作1700字，如果按现在的千字50元计算，每天就是85元。即使你的稿子卖得出去，每天挣85元钱，放在东莞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靠写稿为生又有任何意义呢？” 针对这一问题，他建议国家设立一个类似诺贝尔文学奖、斯大林奖的中国文学艺术最高成果奖，激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不断创作出能够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 他提出作家免税。“将免去的税补贴进书价，把书价降下来，让穷人也买得起书看。这样书也便宜了，盗版商也无利可图啦！” 谈到中原经济区建设，他说河南是中国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河洛文化、儒释道文化、宗教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寻根文化在河南都有无与伦比的资源。“建设中原经济区，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发展。所以，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一个金尊玉贵、如花似玉的中原经济区。” 大作不妄想 落霞成绝响 采访中，针对外界关注的未来几年二先生是否会有其他题材长篇小说问世的问题，他的回答十分肯定：“不再去爬格子，写不好，也不再去勉强。” 他说，长篇小说的创作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其中的谋篇布局以及人物个性塑造和故事推演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现在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自己不想用不成熟、不够水准的作品敷衍读者。 事实上，《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落霞三部曲历时14年的创作，严重透支了二先生的身体，其经历的磨难常人难以想象。 大器晚成的二先生年近不惑才立志从事文学创作。只上过高中的他，37岁时还在南阳宣传部工作，本名凌解放。当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平时喜欢研究《红楼梦》的凌解放到上海参加红学研讨会。会上，一位专家感叹，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写执政61年的康熙。当时坐在一旁的凌解放忍不住发言：“我来写！”不过，大家对于这个后生晚辈的“狂话”，只是一笑而过。 然而，凌解放没把“我来写”当成一时冲动，他暗中立志要兑现这一“承诺”。 经过两年的大量查阅资料，搜寻史证，凌解放从此投入了日复一日的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白+黑”战役。 夏天，没钱买电扇，他就在桌子下放个水桶，两条腿伸进去，驱暑防蚊。冬天，冷得受不了，他就用热毛巾捂住手暖一暖。瞌睡实在熬不住，就猛抽几口烟，然后用火红的烟头照着手腕“吱吱”烫去，如今他的手腕上全是斑斑伤痕。 就这样，凌解放凭着“古有头悬梁，今有烟炙腕”的超强毅力和丰富的知识积累，以一年一卷、30多万字的速度投入创作。 6年后，4卷共160余万字的《康熙大帝》正式面世，并获得极大轰动，香港、台湾相继推出中文繁体字本。 “当时作品要出版时，我考虑到写的是长篇历史小说，而自己的名字叫凌解放，一个历史，一个现代，二者有点不协调，就想用一个笔名。于是我就顺着‘凌解放’找思路。凌者，冰凌也；解放者，开春解冻也。冰凌融解，不正是人们看到的‘二月河’景象吗？”二先生讲出了他这个家喻户晓而又有许多人不知谜底的名字的来历。 接着二先生一口气，又写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正因如此，读者习惯上把他的这三部书称为“帝王系列”。但二先生认为称作“落霞三部曲”更为恰当。他解释说，书中一方面展示了封建社会最后这个盛世很绚丽、很灿烂，另一方面也昭示太阳快要落山了，黑暗就要到来。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兴盛到灭亡的过程，自己是怀着非常伤感和遗憾的心情写完这三部书的。 由于长年累月通宵写作，在写完第一部小说《康熙大帝》之后，二先生的头发几乎全部掉光。2000年二先生又突然中风差点没命，被抢救过来后半身不遂卧床养病。当时《乾隆皇帝》还没写完，二月河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常常是刚拔针头，就要求写作。妻子只好拿一块木板，放在床上，让他当书桌，如此年余。 “长篇小说创作就像盖楼房过程中的水泥浇筑，中途不能停，停下这个水泥浇筑就没用啦。写长篇小说不能留下尾巴，如果留下尾巴让别人续写，常常是一种非常大的遗憾。”二月河回忆当时“拼命创落霞”的原因。 现在，自称为快要落山的太阳的二先生说：“眼前调养身体对我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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