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

 

 

 

 

本文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学术背景，从文人相轻的语义分析入手，探寻其以贵古贱今等为代表的五种主要表现形态特征，追溯其由“人人相轻”到“文人相轻”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批评的双重标准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评估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的价值和意义。

“文人相轻”是一个充满着悬解的话题，它听起来轻松，实质上很沉重。贬之者称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条浊流，是一种近乎变态的批评恶习，对文化建设具有破坏性；褒之者则认为文化不激活就会产生惰性，而文人相轻使文人或文学作品一直处于舆论的严格甚至苛刻的监督和批评之中，无形中促使文人的自警和自励，从这一意义上说，文人相轻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一个话题，两种态度，而且是如此悬殊的两种态度，这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本文拟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学术背景，从文人相轻的语义分析入手，探寻其特殊的表现形态，追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评估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价值和意义。

一
    
“文人相轻”虽然已近乎通用俗语，但其语义发展和逻辑特征是值得关注的。据现存四库史籍考察，“文人相轻”作为一个固定用语，最早见诸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所谓“古”到底“古”到什么时候，我们无法明确考证，不过“文人”一词在古代典籍中确实出现很早。《尚书》和《诗经》中都有“文人”一词，而且孔颖达的疏和毛传都以“文德之人”来解释“文人”的概念 。“文”、“德”就是标志人类社会进步的文化、文明、道德诸因素，所以先秦典籍的“文人”是指创造文化的道德高尚之人。东汉时期，“文人”逐渐构成为一种专业阶层，以读书作文为本职，所以王充把“文人”的概念定义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论衡·超奇》），他削弱了“德”的内涵，但将“文”侧重在公务文书写作方面。汉末文学地位上升，文人的附属色彩渐趋消失，文人的内涵便相对集中在文学创作方面，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到的文人，就与当今所谓“文人”的概念十分接近了，主要指文章之士。所以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文人大致从先秦的“文德之人”发展到东汉时期的“上书奏记者”，最后发展到汉魏之际与现代意义相近的“文章之士”。考诸“文人”概念的历史发展，则曹丕所说“文人相轻”、“古今文人”原意也并非专指文章之士，他的内涵是相当宽泛的，是兼指“文德之士”、“上书奏记者”和“文章之士”的，否则“自古而然”、“古今文人”的“古”便没有了根底。不过由于在曹丕的时代，文学形态愈发明朗，所以“文人”的内涵虽是承“古”而来，但实质是已侧重在“文章之士”了。也因此“文人相轻”便也一直主要在文学的领域中繁衍、变化和发展着。
“相”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字。它的原始意义之一就是“交互” ，后来逐渐引伸为一方对另一方有所动作，但似乎不一定包括“另一方”对“一方”的反动作。这与我们一般观念中的“互相”之意颇有差距。就“文人相轻”的具体情况来说，“相”的内涵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三个方面。其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情形居多，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到的班固轻薄傅毅，《南史》中记载的颜延之与谢庄之间的互轻 都是典型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文人相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轻也往往是由个体与个体之间发展而来，“相”的特征表现得比较明显，文学史上的流派斗争便大都属于这一类，如明代戏曲的吴江派与临川派之争就属于“互动”得比较厉害的一类，而其起源则由汤显祖和沈璟两人不同的戏剧观念引发。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轻则大都是单向的，如王国维“轻”南宋以来的词人即是其例，群体“轻”个体的现象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从总体意义上来说，文人之间带有“互动”色彩的相轻倒是不常有的，“相”字未免有些滥用的意味。文人之间轻来轻去，难免有人看不过眼，起来棒喝一声“文人相轻”，遂在相轻的文人之外多了一位第三者，虽也是文人，却不在相轻的文人之列 ，“相轻”的文人与说“文人相轻”的文人始终是生存在两个圈子中的。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对于批评初唐四杰“轻薄为文”、“劣于汉魏近风骚”的“尔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就属于相轻的圈外人，也就是第三者。第三者要么隔岸观火，要么趟趟浑水，要么打抱不平，杜甫自是属于打抱不平的一类。圈内的文人“被轻”也好，“轻人”也好，几乎是不自觉的，只有第三者因为在圈子之外，所以能看得真切。
“文人相轻”中的“轻”的基本意义就是轻视、鄙视、看不起。文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大都建立在“善于自见”的优越心理基础上的，所以“轻”人的前提一般是轻者自以为是强者、优者、清晰者、先知先觉者，所以对于确实是或自己以为是的弱者、劣者、糊涂者、迟钝者就容易滋生出优越的心理，及至言从口出，便容易带上“轻”的色彩。“轻”和人的喜、怒、哀、乐以及嫉妒、崇拜一样，属于人的社会心理之一，只是这种社会心理，在文人圈内表现得更为强烈和普遍而已。

二

作为一种心理和情感的反映，文人相轻的表现形态最终要落实到语言的层面——包括口头语与书面语。由于轻人和被轻往往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原因或现实背景，所以文人相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表现形态，其常见和主流的约有下列数种：
第一、最为典型的相轻形态——贵古贱今。文人相轻的现象在同时代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耳熟能详的“贵古贱今”“贱同思古”“厚古薄今”都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因为同处一个时代，现实往往成为干预正常审美的重要因素，无形中缩短了审美的距离。所以在文人相轻的历史中，有不少属于原把相轻对象当作古人而极为赏识，但一旦了解对象是今人就不免轻薄的例子。据说韩非子曾作《储说》等篇，流播到秦国，秦王读而感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后来秦国攻打韩国，韩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李斯、姚贾陷害韩非，秦王听信了他们的话，把韩非关起来治罪，李斯派人送去毒药，令其自杀。此时秦王早就忘了读韩非书时的感叹，此“同时”之难也。无独有偶，汉武帝读到《子虚赋》，深以为善，并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后来狗监杨得意告诉他：“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赋成，奏之。”不过司马相如并未因把汉武帝吹捧了一番就从此官运亨通，他只是当了一个小小的郎官，卑微不说，到了晚年还被免掉了，最后也是郁郁而死。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 秦皇、汉武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人，但在因为“同时”而轻薄文人上是有代表性的。
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自觉与文人对自身价值的发现是同时出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对自我个性的张扬便显得特别充分，所以魏晋也是文人相轻的自觉时代。曹丕特为拈出“文人相轻”作为当时文坛的主要流弊，正是基于这一相当严峻的形势而言的。班固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班固潜意识地鄙视以“能属文”而得到晋升的人（其实班固自己也是除了“能属文”外，别无它长的），又讽刺他文章篇幅长，这与他与傅毅曾共典校书的同事关系有关。东汉傅毅（字武仲），少博学，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傅毅追美明帝刘庄功德最盛，当时庙颂尚未立，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上奏，从此文雅显于朝廷。但两人的文学水平，按照当时的观念来说是“伯仲之间”耳，所以曹丕说文人相轻的例子，第一个就举这一例，看来班固的轻视确实过了一些，令旁观的曹丕也看不过去，因为文章长确实还不足成为批评的主要理由，主要的理由其实还是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令班固心理不畅快而已。班固“轻”的人还有司马相如和扬雄，他认为他们论颂汉德的文章不是“靡而不典”，就是“美而不实”，于是自己动手写了“典引篇”来述叙汉德，炫露自己。在曹丕的观念里，水平相当是没有批评或者轻视别人的资格的，他的弟弟曹植也持相近的观点，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到丁敬礼曾作小文，叫曹植加以润色，曹植“自以为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他还批评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把这一类人看成是有道德缺陷的。以此可知，魏晋时期的“文人相轻”更多的是以创作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的。
第二、不适当的推许也被视为相轻。对于文人来说，来自于他人或社会的评价与来自自身的评价并不一定一致，有的时候甚至悬殊很大。无论是涉及领域还是文学建树的高低，文人都希望能在自己最有建树的领域得到他人或社会的认同。一旦文人自己的愿望与实际的情况有了偏差，哪怕是很郑重的推许，也会因其不尽适当而被认为是一种变相的文人相轻，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表扬的学问比批评的学问还要显得高深。钱钟书有一篇叫《林纾的翻译》的文章，记载了20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苏州胭脂巷与陈衍先生的一次长谈，钱先生说是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由此而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陈衍即说：“琴南最恼人家恭维他的翻译和画。我送他一副寿联，称赞他的画，碰了他一个钉子。康长素送他一首诗，捧他的翻译，也惹他发脾气。”据《林畏庐先生手札》记载，陈衍的寿联是：讲席推前辈，画师得大年。林纾在“手札”中抱怨：“于吾之品行文章，不涉一字。”而康有为的题诗原是因为林纾为康有为画了一幅《万木草堂图》，康有为赋诗称谢而已，诗中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一句。林纾一向自负的是古文，而康有为偏偏对林纾的古文师从桐城派不以为然，所以才转而称其翻译小说。据说同为翻译小说的名家严复看了康有为的赠诗，也心里很不痛快，说康有为是“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都不认识的“译才”？ 林纾在其他的信中也说“几道生时，亦至轻我，至当面诋毁”的事情 。李宣龚后来对钱钟书说：康有为一句话得罪了两个人。这是典型的夸奖不当或言不由衷而形成的“被轻”的感觉。
第三、以貌似相尊来实质相轻。文人相轻的现象虽然普遍，但在轻者来说，毕竟知道“轻”他人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不仅在于所“轻”的地方是否合适，而且对于被轻方的反轻要有一定的预见性，所以在“轻”的时候，便力图以出语委婉来达到“轻”的真正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是“轻”是“赞”居然在外人看来不明究竟，只有局内人才有切至的体会，这种隐含春秋笔法的出语就属于貌似相尊实是相轻一类。在北宋苏轼和黄庭坚之间，就有这种意味深长的现象。苏轼作诗有标“效庭坚体”的，黄庭坚大概感觉出其中的“异味”，所以写了一首《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诗云：“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这诗的“深意”，史绳祖《学斋佔毕》卷二分析说：“山谷此四句，阳若尊苏，深意乃自负，而讽坡诗不入律。曹郐虽小，尚有四篇之诗入《国风》，楚虽大国，而《三百篇》绝无取焉。” 史绳祖的解释，钱钟书认为“深文周内，殊不足信”。不过钱先生只是分析了“讽坡诗不入律”之意未必有，并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史绳祖其它的分析也是“深文周内”，而且更有意味的是，钱先生同时也指出了“自江西诗成派以来，馀子纷纷以薄苏为事”的事实 ，则似乎更可证明黄庭坚“相轻”苏诗的可能性其实恰恰是很大的，也因此史绳祖的解释倒是不能轻易放过的。清末民初，国势危殆，文学也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以相誉来相轻，也成一时风尚。冒鹤亭在1943年撰《遐庵词稿序》曾回忆及此说：“三四十年前，佻薄之子见人之能为古文者，则誉其小说；人之能为诗者，则誉其词。誉人者其意实相轻，受人之誉者非怒于言则怒于色，以小说之贾不如古文，词之贾不如诗也。” 类似这种隐蔽的文人相轻，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明确的“轻”来诋毁对方的公众形象，而是以轻者和被轻者的“心有灵犀”来满足轻者的隐微心理而已。
第四、集中体现在理论批评方面的相轻。文人相轻虽然从本质上是一种心态的展现，但主要还是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从文学的层面来说，主要是表现在文学评论中。批评家也许是传统文人中最容易相轻的人群。与一般的文学批评不同，建构一种新的理论往往需要做许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因此理论体系一旦建成，自我珍惜的意识便会比较强，甚至会处于一种极度膨胀的状态。如果是没有理论根底的膨胀自然无须理会，但对一些确实有理论建树的文人和著作，我们倒不必专注于那些自我表现膨胀的语言，而是删略其浮词，专精体会其思想就可以了。严羽的《沧浪诗话》被誉为宋代最有体系的一部诗话著作，这是历史积淀的定论。其实在《沧浪诗话》写就初期，看法相差颇远。严羽的表叔吴景仙曾在给严羽的信中批评他以禅说诗的方式，同时对于他“直致褒贬”、“喜分诸体制”等做法也表达了不满。严羽在回信中不仅将表叔的观点一一批驳，而且自称是“参诗精子”，直言：“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并自称“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完全以理论的原创者自居。这种从理论原创而带来的自负心理，在语言上容易给读者以反感，但冷静想来，严羽又何尝不是名实相副的呢！郭绍虞先生的释语真是高屋建瓴，他认为严羽能将时人之论，融为自己的语言，“使一知半解之说，成为四通八达之谈”，这确实是从实证实悟中来的，带有原创色彩。而严羽的狂妄与他的禅学思想也有不可分的关系，郭绍虞先生说：“唯心论者默识体会，只须稍有所得，便觉上天下地惟我独尊，故禅家每有呵佛骂祖之习，沧浪之狂，实在也是当时禅学的影响。”就具体的吴景仙与严羽的分歧来说，原本是角度不同导致认识的差异，互相的认同固然有困难，但一味的指责也实在没有必要。郭绍虞说：“景仙犹有儒家习气，非惟认为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即对破立，亦不欲直致褒贬，而沧浪则明目张胆，正要说得沉着痛快，正要说得深切著明，此亦二人好尚不同，所以态度也互异。异户同门之说，亦是如此。景仙较浑涵，多见其同，沧浪尚偏锋，故重在异。实则事物之间，有关联，亦有分歧，有关联故可从同处着眼。有分歧，故亦可从异处着眼。同异之间亦未尝不可获得矛盾统一，各执一端以求之，这是二人争论的原因。” 基于理论原创的自负，不仅可以理解，也有一种相当可爱的感觉在内，我们不妨持宽容平和的心态。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也是以否定前人的相关理论为前提的。《人间词话》云：“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以中西两种不同的文论思想为背景，建构境界的理论体系上，有其卓越的理论贡献。但同时也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境界说在其基本内涵上，与沧浪的兴趣说和阮亭的神韵说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王国维的贡献倒不在于提出了境界说，而是将其地位提升到文学本体的角度来认识，并予以周密详细的理论建构。如果因为王国维在语言上对前代理论的相轻，而否定其境界说的价值，则又不免堕入另外一种文人相轻了。
第五、极度的自负是泛对象意义上的相轻。上面的几种相轻大都是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的。还有一种没有具体对象的相轻，其宗旨不在于轻具体的个人，而在于自高其地位，属于个体对群体的相轻。如果说理论的自负还是有相对较宽的理解空间的话，创作的自负往往难以经受质疑。即如王国维而言，他在境界说的自负如果说“有理”的话，他在创作的自负就明显有些过头，他在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序》中说：“……及读君自为词……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词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把自己的词直接欧阳修之后，誉为天造而非人力，确实是水份太多了一些。他在《三十自序》（二）中就直言不讳地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几乎把南宋以来的词人都当作“透明”，都“轻”了个遍。在近代词坛，王国维的词确实有其地位，他形容毕肖的北宋风味，在晚清追步南宋的词学格局中，确实显得特异。但王国维的词并没有另开境界，并没有锻造出新的风格，所以其词虽有一定的地位，但与唐宋词的名家相比，其距离还是明显的。
作为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劳动，在评价上出现分歧，原本是很正常的，但失去了基本的学术判断，确实容易有故意相轻的感觉。如王充深明《诗经·鸿雁》“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句的意思是“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也”，但在《论衡》中仍坚持从普通人的听力和眼力都很有限的角度，认为“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艺增》）？王充反对“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论衡·对作》），这本身并没有不妥，问题是将这一情况无限扩大，将文学作品中的夸张等修辞手法也视同为“虚妄”，只能说明他对文学的隔膜无知。文学批评如果脱离了“文学”的色彩，则其批评自然也就失去其基本意义了。如严复的古文，吴汝纶誉为“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丙申《答严几道》），并称赞他的《上皇帝万言书》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后的仅有之作（戊戌二月《答严几道》），现在将吴汝纶的话冷静考量，确实有誉之太甚的感觉，但从另外角度来说，像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说严复只是“略知小学”，而对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只是“能得其句读”，就明显又抑之过甚了，言语里面故意“相轻”的痕迹确实是昭然可见的。

三

从心理学来说，“文人相轻”实际上属于“人人相轻”中的一种。《庄子·秋水第十七》录北海若的话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从虚通妙理的“道”的角度来衡量，万物是地位均等的。但又有几个人能“由道观之”呢？结果大部分的情形就变成了“以物观之”，而一旦“以物观之”，就会“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贵己而贱他，他亦自贵而贱彼，彼此怀惑，故言相也。” 北海若是针对河伯“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极度自负而言的。庄子说的是寓言，但实可与人相通。他在《天下》篇中提到南方追随墨子学术的苦获、已齿、邓陵子等人，虽然俱诵《墨经》，但“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不讲是非，语无伦次，只以诋毁对方为能事。所以庄子鉴于当时这种混杂无依的情况，把“不敖倪于万物”作为能“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并由此见“独”的重要标志，也所以我们可以从哲学的层面来说，先有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自负，才有所谓“文人”的自负。有一般意义上的人人相轻，才有特殊意义上的“文人相轻”。
既然文人相轻来自于最基本的人人相轻，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文人相轻覆盖的范围应当极为广阔，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文人。但就其典型性和激烈程度来说，文人相轻在中等或以下水平的文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盖地位至高者一般不致被轻，自然也无须通过轻人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中等水平的文人地位在可上可下之间，轻人的结果有可能提升自己的地位，低水平的文人，在文人圈中艰难度日，心中的不平便较一般人为多，所以这两类文人既容易被轻，也容易轻人，可以说是文人相轻的“高危人群”。一般来说，年轻时候自负的心理要重一些，中年以后经世日多，思想也日趋成熟，自负的心态便相对平和一些。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引言中就说自己“自维少日轻心，浅尝易足，臆见矜高”，但“壮悔滋深，藏拙为幸”。这是一般的情况，例外当然也会有。
“轻”属于主动性的情感和心态，因此文人相轻一般都不会是没来由的，有的出于审美趣味的不同，有的是基于人品而产生的对作品的轻视，有的则是自身在了解和认识上的不足所致。但总体上说，虽然相轻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最后大致都要归到对文学作品的相轻上去。轻人都要与轻文结合，而轻文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轻人。
文人相轻的原因，按清代尚镕《持雅堂文集》卷五《书典论论文后》的说法，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相尚殊”系由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导致批评的偏颇，“相习久”是由长期共事彼此熟稔而形成的优越意识，“相越远”则是由观念和知识体系的不同造成的，“相形切”则是目光狭隘、一味苛求对方所致。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与缺乏对对方“了解之同情”的批评态度有关。或不论全部，只观一隅；或悬格失当，评论失衡；或割断历史，未通流变。等等。杜甫对于盛唐时期一些诗人对以庾信和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南北朝和初唐诗人“哂未休”，就揭示了他们立论的主观和缺乏逻辑基础。如“尔曹”“嗤点流传赋”，就完全没有考虑到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的事实，而对王杨卢骆“轻薄为文”“哂未休”，则是对“当时体”缺乏了解所致 。实际上从初唐至盛唐之间，便不断有人以反对南朝绮靡文风自命，陈子昂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修竹篇序》），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他们提出这种激进而不无偏颇的观点原意是以复古为革新，引导唐诗发展的正确道路。但后来的学者就未能明察当时的客观形势，把前人对六朝、初唐文学的否定推向极致，“好古者遗近”（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甫从诗歌历史的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六朝、初唐文学的价值，从第三者的角度对“尔曹”因为无知而相轻的现象作了严肃批评。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典论·论文》），文学表现形态的丰富多变，每个读者性情和审美趣味的不同，都有可能导致阅读的偏尊或偏废。刘勰在《知音》篇中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醞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刘勰这里主要讲的是偏尊的情况，除了这种偏尊的情况之外，大多数的情况就是偏废了，而偏废往往就要与“文人相轻”挂钩了，也因此“文人相轻”的情况要更为普遍和严重。如清代的袁枚是性灵说的提倡者，主张以性情和灵机来写诗。他在《随园诗话》中对宋代诗人王安石颇多讥评，因为王安石不仅自己的诗歌写得雕琢，而且好改前人诗，随意悖离原诗的情境，失去了性情和灵机，是化金为铁了。实际上王安石的有些改诗确实远胜于原作，但袁枚只据性灵一端来立论，自然容易带来学术判断的失衡。苏轼对柳永俗词的贬抑和对秦观摹仿柳永的批评，也体现了他审美趣味的偏执。
文人相轻本质上与文人工作的特殊性和文学批评的双重标准有关。文人从事的是一种精神创造行为，具有精神性和个体性，相当费心费力。“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创作之艰辛可见一斑。王闿运曾深有感触地说：“作小诗三日不能成，信体物缘情之不易。” 与其他职业的不同在于：其他职业主要从事于物质生产，追求的是模式化和统一性，其评价标准相对固定或稳定，产品的优劣判断比较清晰而直接，一般不会有歧义。而文人创造的是精神产品，而精神产品只能互相补充，很难分出优劣高低，这就造成评价两种社会劳动成果的标准不完全相同 。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守护者、反思者和创造者，文人无疑应把人类文明的理想性作为终极追求，在锻造自身理想人格的同时，带动全社会人格的共同提高，也正因此，对于现有的尚有较大缺陷的文化成果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应该坦然地表现自己的不满，只有经过这种互相批评甚至吹毛求疵，才能将社会文明推向进步和纯粹。“文人”之所以需要特别“相轻”，其社会文化根源正在于此。显然，文化创造的个体性或者文人精神的理想性，都是积极的文化品质，自无可厚非。但由于文人个体的创造能力各不相同，所以文人的“相轻”要在充分考虑对方文化资质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是苛求了，而苛求是有悖于批评的理性的。
如果我们认同文学批评有一种相对客观的标准的话，我们同时也不得不认同每一个批评家个体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批评标准。如果说前者是所谓理性尺度，后者大概属于感性尺度，后者主要是以个体色彩出现的。因为客观上存在着双重的标准，这为价值评估的混乱埋下了隐患。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形是一个批评家在评论自己的作品是多采用感性尺度，而评论别人的作品则往往采用理性尺度。相应的结果就是，评论自己时看到的优点多，评论别人时看到的缺点多。这种情况即在大批评家也不能尽免，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云：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刘勰评论魏晋文学批评著作的得失，其落脚点正在“失”上面，其大视野的理性眼光，真是无比犀利，但其实他与魏晋文学批评“同乎旧谈”者并不在少数。好在他的《文心雕龙》确实是论文的经典之作，大家对刘勰的“理性眼光”，也就无话可说了。刘勰是深知“知音”的困难的，因为所谓的知音往往意味着要求批评者对理性尺度的暂时背离。刘勰在《知音》篇中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但对魏晋文学理论著作的评论，刘勰显然还是没有做到“千载其一”的知音，盖非知之难，能之者难也。

四

“仁义之人，其言蔼如”（韩愈《答李翊书》），呵护道德，出言温润，一向是儒家提倡的为人为文的基本标准，符合中庸的审美理想。文人相轻在很多人眼里恰恰悖离了这一传统 ，有的人甚至认为随意或肆意相轻的文人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文人 。如何评估文人相轻这一文化现象的价值看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这种相轻是出于针贬时弊，补偏纠邪，其意义当然值得充分重视；如果只是泛泛而说，为呈口舌之快，其实也无伤大雅；如果是出于私心，悖离良知和学术之公心，则须引以为戒了。钱钟书说：“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这是局外人的冷看，局内人恐怕就难得如此沉着了。
文人相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三者的接受方面。对于作者来说，不仅如曹丕所说“善于自见”，而且一般对自己文章的看法也是相当稳固的，也因此对于别人的偏废或偏尊，很难从根本上动摇自己对自己作品的原有信念。被人偏尊，当然会心有戚戚；被人偏废，也只是有外在的感觉而已，自己心里的判断是不会轻易动摇的。所以文人相轻很多时候只是轻者的呈口舌之快，企望被轻者由此按照自己的意愿脱胎换骨，往往是一种很大的奢望。正如丁敬礼请曹植为其文章润色，当曹植因为自觉自己水平不够而不敢置喙时，丁敬礼还接着说了一句堪称代表作家自主意识的经典性的话语，他说：“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这种直率的话语也许更能说明文人对自我意识的固守，因为来自于创作的体验是根深蒂固的，是不容易被改变的，也因此文学批评的意义主要是针对第三者而言的，换句话来说，如果读者的批评为第三者接受也许就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了。冯班的《严氏纠谬》对严羽的《沧浪诗话》也极尽讽刺之能事，其中固有切中要害之处，但汗漫之论更多。赵执信与王渔洋本来是亲戚，但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而造成矛盾，王渔洋去世后，赵执信著《谈龙录》一书，极尽诋毁之能事 。不过文学史上的现象似乎也很耐人寻味，严羽倍遭攻击，但其《沧浪诗话》仍被视为宋代最有体系和见解的诗话著作。攻击王渔洋的也不止赵执信一人，然其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仍是牢不可破，很有些当年丁敬礼所说的“文之佳恶，吾自得之”的意味，则文人相轻固可丰富某一时期的批评现象，但文之好恶与文人之好恶好像正是“吾自得之”，不以被轻而降低其价值和地位，当然也不以过分的抬举而提高其地位，历史这面镜子真是最无情的。
文人相轻能激活文化的潜在力量，使文化以充满激情的方式展开，并催促大师的产生。　　先秦时“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虽然这种不无极端的做法被庄子称为“不该不遍”，诸子也不过是“一曲之士”，（《庄子·天下》）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正是在这种“不该不遍”中由“一曲之士”创造出来的。汉魏六朝时期思想开放，月旦人物，清谈成风，对文人和作品的批评是不留情面的，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流文学家如曹植、嵇康、陶渊明等，一流的批评家如刘勰、钟嵘等却都应运而生。盛唐的一些诗人轻薄六朝诗歌，盛唐诗歌也达到中国诗歌的巅峰。宋人争胜之风更盛，宋代文化因此而被陈寅恪誉为“造极”。应该说这些中国历史上文化高潮的出现都多少得益于文人相轻——一种极其自由的文化批评文化争鸣的这种风气。就像沙丁鱼之所以长寿，就在于他们相互不安宁，互相碰撞不停而不断激活了生命潜能，“文人相轻”使文人们不论声望多高，级别多高，财富多大，也没有免受批评的特权，因而处在无时无刻不努力奋斗的生态之中——“文人相轻”使文人危机感遍地存在，因而创造力也就此起彼伏。
文人相轻的无限扩展，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中国历史上，文人相轻表现得尤为激烈的是宋代。北宋的灭亡与北宋愈演愈烈的从单纯意义的文人相轻到形成集团力量的新党与旧党的斗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宋神宗年间，新党与旧党的互相攻击呈“体系化”的倾向，不仅在政治上攻击，而且从学术上也进行攻击。元佑、绍圣、元符、崇宁等四次大规模的文人党争，使北宋朝廷处于风雨飘摇当中。北宋的灭亡，当然不能轻飘飘地归结为文人相轻，但由文人相轻带来的政治斗争，使得这些有文才的国家重臣，把心思主要用在了如何把对手置之于死地，而不是在富国强民上，确乎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概念，文人相轻是福还是祸，还真的难以说清楚，不过把文人相轻随意肢解，来作为拒绝批评的借口，却绝对是荒谬的。“文人相轻”也许是鲁迅晚年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1935年4月14日至9月12日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鲁迅接连发表了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其中的“六论”和“七论”更是在1935年9月12日一天内写出，其关注的强烈程度令人惊讶。其写作的最根本的动因是当时的批评界以“文人相轻”作为“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实际上反对正常而尖锐的学术批评。所以文人相轻一旦被作为拒绝批评的招牌，文人相轻的积极意义就被剥夺殆尽了。《圣经》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人都有原罪，而且无论怎么努力，人都不能达到或臻于完美的境地。也许每个人都有轻人的资本，也有被轻的软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还是在学术批评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问题是如果这种相轻变成各以其短相轻所长，或者抱有某种狭隘的目的为“轻”而“轻”，则批评的理智就气息奄奄了，文人相轻到了这种地步，那才是真正可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