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革命：你不能在长期中欺骗所有的人

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世界“滞胀”现象的加剧，作为西方经济学正统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思想日益受到来自不同派别的攻击、非难与挑战。对于新古典综合派的正统地位而言，来自理性预期学派的威胁最为严重。

理性预期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代初。当时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约翰·弗雷择·穆斯在研究企业的生产计划和存货管理时，注意到了理性预期问题。他在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1961年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的论文，首次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在文章中他指出：“为了使动态经济模型完整，人们使用了各种预期公式。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假定的关系同经济运行的方式具有相同之处。”他认为，现有经济模型缺少足够的理性行为假定，无法充分说明经济问题。于是他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预期实质上等同于有关经济理论的预测，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对未来事件的有根据的预测。虽然可能将这个纯描述性的假说同关于企业应该如何做的见解搞混淆，我们还是把这种预期称为‘理性的’。”但是，理性预期假说的第一次提出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70年代以后信奉理性预期观点的经济学家慢慢增多，理性预期理论才逐渐自成一派。由于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在当时比较巩固，所以直到70年代以后，理性预期才逐渐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派别，赞同理性预期观点的西方学者也逐渐增多。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卢卡斯(R.Lucas)、萨金特(T.Sargent)华莱士(N.Wallace)和巴罗(R.Barro)等人。

理性预期的基本观点简单地说就是：人们所预期的将来情况和将来的实际情况不会具有系统性的和持续性的差距或错误。这就是说，人们对将来的预期是相当准确的或逐渐接近于准确的。对于这一点，许多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疑问：为什么在预期上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甚至计量经济学的复杂的预测模型还难以做到？难道经济学家还赶不上街上男女？理性预期学派的典型答案是：“鸟没有学过复杂的空气动力学，却能飞得很好。”人们会利用一切信息来逐渐改变他们的预测，因为，人们会从吃亏上当中汲取教训。关于这一点，理性预期学派经常引用的西方俗语是：“你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或在长期中欺骗一部分人，但决不能在长时期中欺骗一切的人”[1]

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罗伯特·卢卡斯(1937—)出生于华盛顿的雅吉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学士和博士学位。在其研究生学习的早期阶段他受到了教授研究生一年级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弗里德曼教授的熏陶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影响。卢卡斯曾说：《经济分析基础》指出，‘这就是你进行经济分析的方法。’它让你知道你应该如何玩这个游戏的秘密，而不是用大话将你吓跑。他认为是萨缪尔森的著作和弗里德曼的课程的结合使他开始了经济研究。卢卡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度过了其学术生涯的前11年，在1974年回到了芝加哥大学。1995年由于其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他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他的前妻虽然没有系统地钻研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却将它运用得炉火纯青，由于她的理性预期，她得到了卢卡斯100万美元奖金的一半，因为在七年之前她曾在离婚协议中加入了一个条款，以包括获诺贝尔奖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个条款被设定在1996年过期，而卢卡斯获奖恰恰就在这一时限之中。[2]

在今天，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都会在理性预期的假定下解答他们的模型。但并不一直总是这样的。预期的重要性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古老的主题。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宏观经济学家都是以下面两种方法之一考虑预期：直到 “理性预期”革命才开始改变。

(1)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自于凯恩斯在《通论》中引入的表述，指的是不能由当前变量变化解释的投资变动)：预期的变动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大部分无法解释。

(2)另外一个比较简单，即“向后看”规则。例如，常常假定人们有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假定如果过去他们的收入增长得很快，在未来就会继续增长得比较快；如果过去低估了通货膨胀，就会在未来提高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等。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的领导下，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假定并没有很好地描述人们建立预期的方法。(罗伯特·卢卡斯在1995年因为他在预期方面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他们认为在考虑不同政策的影响时，经济学应该假定人们有理性预期，人们面向未来，并且尽量准确地做出预测。这并不是假定人们能够预知未来，而是说，他们以可以采取的最好方式利用得到的信息。

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假设用于他们的模型，或者其政策分析。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人们总是会做出理性预期。很显然，有些时候个人、公司或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会忽略现实，变得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但这更多的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律，而且经济学家似乎也无法对这些情况做出更多的结论。在考虑特定的经济政策影响的时候，最好的假定似乎就是，金融市场、个人和公司将尽力发现其影响。如果假定人们对政策做出反应的时候会产生系统的错误，在这个假定下设计政策是不明智的。

为什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才成为宏观经济学中一种标准的假设？更多的是因为技术上的困难。在理性预期假设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要看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预期。但是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要依赖于今天的状况。卢卡斯和萨金特说服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使用理性预期的成功，不仅仅来源于他们的案例的强大说服力，而且因为显示了这是事实上可以做到的。自从越来越大的模型的解法得到发展之后，这一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今天，一些很大的宏观经济模型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得到了解决。

分析政策的影响依赖于其对预期的影响，并不等于说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预期并不是任意的。一个基金经理决定是否投资于股票或者债券，一个公司考虑是否购买一个新的工厂，一个消费者考虑他应该为退休储蓄多少，他们都详尽地考虑了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在建立预期的时候，先估计未来的政策取向，然后找出这些走向对未来经济活动的意义。即使他们自己没有这么做，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做决策之前并不会把时间花费在解宏观经济模型上，但他们也会通过看电视、阅读时事通讯或者报纸来间接地做到这一点，而这些渠道本身就是依赖于公众预期或者私人预测人员的预期。经济学家把这些建立在向前看的方式上的预期叫做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nons)。理性预期假设的引入是最近30年中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理性预期有三方面的主要含义，它们都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遭到严重破坏。

(1)卢卡斯批判。第一个含义是，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不能用于帮助制定政策。这些模型尽管认识到预期会对行为产生影响，但并没有将预期明确地包括进去。它们假设所有的变量，包括政策变量，都取决于其他变量的当前值和历史值。因此，这些模型得到的是经济变量在过去的政策和历史下都成立的关系集合。卢卡斯认为，这些政策如果发生变化，人们形成预期的方式也会改变，使得被估计的变量关系——并且引申到利用现有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做出的模拟——对在新政策下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出糟糕的指导。对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这一批判称为所谓的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再以菲利普斯曲线的演变为例，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的数据表明，失业和通胀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政策制定者试图发掘出这一替代关系时，它却消失了。

(2)理性预期和菲利普斯曲线。第二个含义如下：将理性预期引入凯恩斯模型后，这些模型确实得出了刚好与凯恩斯相反的结论——产出偏离自然率水平是短暂的，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却不这么认为。在凯恩斯模型里，产出缓慢回到其自然率水平，源于价格和工资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原理的缓慢调整。例如，货币增加，首先导致更高的产出和更低的失业。然后，更低的失业导致更高的名义工资和更高的价格。这一调整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工资和价格增加了与名义工资相同的比例，直到失业和产出都回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卢卡斯指出，这一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制定者对通胀的保守预期。一旦我们假定工资制定者有理性预期，调整可能要快得多。如果货币变化的程度是人们所预期到的，则它对产出将没有影响：例如，人们预期到下一年货币将增加 5%，工资制定者在下一年的合同里，会把名义工资提高 5%。同样，企业也会把价格提高5%。结果，实际货币存量没有变化，需求和产出也没有变化。因此，卢卡斯指出，按照凯恩斯模型的逻辑，只有未预测到的货币变化才会影响产出。可以预测到的货币变化对经济活动不会产生影响。

(3)最优控制与博弈论。理性预期的第三个含义如下：如果人和企业是理性预期的，那么，将政策视为是对复杂但却是被动的系统的控制是不对的。相反，正确的方式是将政策视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之间的一种博弈。正确的工具不是最优控制，而是博弈论。博弈论导致对政策的不同看法。政策制定者方面的动机很好，但有时却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

总之，引入理性预期后，一是凯恩斯模型不能用于制定政策；二是凯恩斯模型不能解释产出对自然率水平的长期偏离；三是政策模型需要使用博弈论的工具重新设定。

博弈论的创始人约翰·冯·诺伊曼(1903—1957年)出生于匈牙利，在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任教。1930年他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那儿他写作了物理学的重要著作《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一书，并且遇到了奥斯卡·摩根斯坦(1902—1977年)。摩根斯坦是一位经济学家，在1925年从维也纳来到美国。他们一起写作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年)一书，这本书包含了对经济理论的几个重要的贡献，其中之一便是博弈论。博弈论是描述和研究行为者之间策略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决策理论。博弈均衡指博弈中的所有参与者都不想改变自己的策略的这样一种状态。无论其他参与者采取什么策略，某参与者的唯一的最优策略就是他的占优策略。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参与者具有占优策略，那么，无论其他参与者选择什么策略，该参与者确信自己所选择的惟一策略都是最优的。由博弈中的所有参与者的占优策略组合所构成的均衡就是占优策略均衡。博弈论适用于与战略游戏相类似的情形，比如国际象棋和扑克牌游戏。经济学家指出，寡头垄断者就像棋手一样在他们移动以前会仔细考虑他们的对手所可能采取的举动。在这种情形下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每一方都想用自己的机智来战胜另一方。博弈论的一个含义是经济关系是基于一种经济“战争”——即一个人的所得也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但是博弈论也可以被用来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只要他与你合作，最优战略是与对手合作。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几位经济学家发展了冯·诺伊曼与摩根斯坦在博弈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这些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就是约翰·纳什(1927—)，一位优秀的数理经济学家。纳什主要专注于在一个博弈中能够产生这样一种结果(纳什均衡)的战略：即在这种结果下任意一方都不能通过改变其当前的战略来提高它的预期支付。或者说，当独立行动的每一方都用尽了所有的有利的举动时就会出现纳什均衡。在一个纳什均衡里，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其他参与者不改变策略。

纳什的故事非同寻常，甚至带有一些悲剧色彩。2001年环球公司出品的电影《美丽心灵》，取材于同名传记，艺术地再现了数学天才、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三十多年又奇迹般恢复的纳什传奇的人生故事。纳什出生于1928年一个电子工程师家庭，少年时代一方面性格孤僻，一方面显示出非凡的数学才能。17岁进入今卡耐基梅隆大学时原专业是化学工程，但是在慧眼识珠的老师的建议下，转行专攻数学。在此期间他选修了一门国际经济学课程，从而引发了对经济学命题的兴趣，后来发表的关于合作型博弈讨价还价问题的论文就是源于这时的一些想法。20岁时纳什在卡耐基拿到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优裕的奖学金，成为这里的一名研究生。他对许多数学学科都表现出兴趣，着手准备博士论文时，他决心独创一个属於自己的崭新课题。最终过去曾思考的讨价还价问题引导他建立非合作型博弈论的基本原理。1949年，21岁的纳什写下一篇著名的论文《多人博弈的均衡点》，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解法、整个现代非合作型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也奠定了44年后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1950年纳什曾带着他的想法去会见当时名满天下的诺伊曼，遭到断然否定，但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宽松的科学环境下，他的论文仍然得到发表并引起了轰动。同年他以论文《非合作型博弈》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58年纳什因其在数学领域的优异工作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纳什春风得意、事业就要达到顶峰时，却突然遭受命运无情的重重一撞，从云端坠下地狱。纳什在他的而立之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纳什被强制送往波士顿一家地区医院并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他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在相对默默无闻的情况下不断与疾病作斗争。后来，在1994年他得到了令人吃惊的消息：由于他年轻时在博弈论方面的工作使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如《时代》杂志所报道的：当约翰·纳什的照片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以后，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或其附近的一个通常的反应就是震惊：“哦！天哪，就是他！”与加州大学的约翰·海萨尼和波恩大学的莱因哈德·泽尔腾分享诺贝尔奖的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城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行为古怪的人——他是一个安静、孤僻的人，经常乘坐在普林斯顿与普林斯顿交汇点之间的短途小火车来打发时间，阅读其他乘客所遗弃的报纸。一些人知道他是不时出现在普林斯顿教室的黑板上的极其复杂的数学公式的作者，这些公式是独自一人得出其思想的优秀但受到困扰的大脑的产品。

在纳什罹患精神分裂症三十余年后的九十年代，他的精神逐渐恢复了正常。1994年纳什博士在为诺贝尔奖撰写的自传中没有提及精神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倒是说精神失常使他摆脱了常轨思维的束缚，可以帮助他创造全新的理论。结尾处他写道，“从统计上说，任何数学家或科学家在66岁时，都似乎已经不可能再有大的建树。但我仍在努力着，那25年异型思维的‘假期’ 本来就是不正常的。这样我就还有希望，也许通过目前的研究或将来产生的新思想，我还能够做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今天，一些最聪明的经济学家正在应用数学博弈论来加深对寡头垄断、拍卖、集体竞价、国际贸易、宏观经济政策等的理解。所有这些人都欠了约翰·纳什的那个优秀的但受到困扰的大脑一笔债。

随着理性预期理论的兴起，宏观经济学对预期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由此产生了博弈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方面的应用。事实上，这也构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一种发展。比如，货币政策可以看成是政府(中央银行)与工会之间的一场博弈。政府为了达到低通货膨胀的目标，需要影响工人的工资协议，而这又取决于工会组织如何预期或向政府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