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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题目是动手写之前拟的，待到文章写好，觉得题目有点落后了。姑且不管它，先看了文章再说。 太湖文明发展到新石器晚期，出现了让世人瞩目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标志物是玉。玉也是石，所以，良渚文化代表了巅峰时期的新石器文化。 苏州最早发现的良渚文化在新郭。1936年，越城遗址在黄壁山被发现。越城遗址不仅是苏州第一，在整个江南地区发现的总共300多处新石器遗址中，越城遗址也占有一个第一，就是首次发现了一件石制品，而且是一把珍贵的石斧。卫聚贤在《吴越考古汇志》中说，“本来他们不相信江南有石器的。哪里知道，在九百年以前，苏轼已在那里发现过，见苏东坡后集九。” 如果说，江南新石器文化是一部美丽的乐章，那么，越城遗址就是这部乐章的第一个音符。1960年5至7月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苏州分队对新郭越城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发掘面积98平方米，发现三叠层文化遗存，文化堆积最厚处达8．21米，清理出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10座。发现了以几何印纹陶为特点的西周--战国时代文化；以灰陶和黑衣陶为主的早期良渚文化和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特点的马家浜文化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所谓三叠层文化遗存，就是这个意思。它显示了三种原始文化。 越城遗址下层的马家浜文化距今约6000年左右，中层的良渚文化距今5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层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磨制得相当精细的有肩穿孔石斧、有段石锛、耘田器和石镰等。陶器有鱼鳍形足罐形鼎、宽流阔把杯、贯耳壶、竹节把豆、钵形豆、折腹罐、盆等。这些遗物具有崧泽文化向典型良渚文化过渡期遗物的特征。（《吴中胜迹——苏州市区文物保护单位简介》古吴轩出版社1996） 越城是当年越国进犯吴国的军事基地。正因为建了越城，越城下的三叠层文化遗存才在无意中得到保存。 1956年，在上方山石湖西岸磨盘山遗址，再次发现良渚文化。 新郭发现的良渚文化是早期的良渚文化，玉还没有出现。 苏州良渚文化遗址出现的第一块玉，是唯亭砖瓦厂在草鞋山遗址取土时，被农民刨出来的一块随葬玉琮。这与甪直张陵山发现良渚玉器一样，也是砖瓦厂拉土的农民发现的。唯亭草鞋山遗址发现重大玉器，对考古部门是相当振奋的，因为，传统历史观认为，玉琮、玉璧是夏商周时代的礼器，现在从南方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现了，不仅制作年代早于夏商周，而且颠覆了文化传承关系，是个重磅级的炸弹。考古部门显然不会满足于农民刨出来的一星点儿东西，他们需要一份考古报告来记录草鞋山遗址的所有附着信息。没有考古报告的文物就像没有出生证的婴儿一样，只能降格为古玩一类。唯亭草鞋山遗址于1972年和1973年前后两次很紧迫的挖掘，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启动的。目标就是期望获得经考古发掘得到的玉璧和玉琮，从而揭开良渚文化玉器之谜。 良渚文化玉器其实很早就进入我国的文物市场了，只是大家都不识庐山真面目。从故宫旧藏玉器中看，至少在清朝乾隆年间已有良渚文化玉器成批进入皇家宝库，当时被认为是极精致的“汉玉”。胆子大的，妄称周玉；胆子小的，泛称“古玉”。这些宝物，都来自良渚文化的本土地方——浙江省良渚镇，而且都是盗挖的。那时，还没有野外考古这一行。从1930年起，良渚玉器进入美国市场，更刺激了良渚地方盗挖成风，被古董商收购去的玉器数以万计。 1973年发掘的草鞋山良渚文化遗址终于收获了一座贵族大墓，起获兽面纹玉琮等重大玉器七件，其他玉器二十来件。玉琮，是内圆外方的柱状玉器，代表天地。既是宗教祭祀的信物，又是掌管人间苍生的权杖。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姚勤德有一段记录草鞋山玉琮的文字，这样写道：“（玉琮）高17．4厘米。透闪石质软玉，玉色茶绿，有褐斑。分为五节，每节各刻兽面图案一组，纹饰相同。以重圈为眼，凸棱为鼻，无嘴及牙，两眼之上饰两组弦纹带象征羽冠。琮面所琢的‘兽面纹’图案，是良渚部族的‘神徽’，也是良渚人的主要崇拜物”。（《吴县文物》吴县文管会编1987）从技术的层面看，良渚神人兽面纹都是用透雕或浮雕加线刻手法制作的，纹样极其细腻，可以在一毫米宽度内刻出四五道阴纹，很难想象，以史前的生产力水平，能做出这样一流的杰作。 草鞋山良渚文化玉琮的问世，起初被誉为人类文明大门前的一缕曙光。事后发现，草鞋山玉琮的出土，只是掀开了良渚文化神秘面纱的冰山一角。继1973年发掘草鞋山贵族大墓后，文物部门于1977年发掘了甪直张陵山，1979年发掘了武进寺墩，1982年发掘了上海福泉山，都有高品质的玉琮、玉璧，玉钺出土。1986年，在庆祝良渚遗址发掘五十周年之际，浙江发掘了余杭反山大墓，出土玉器一千多件（组），如果按单件算，则为3500件，数量惊人。其中一件大玉琮，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重6．5公斤，雕刻异常精美，琮面的神人兽面纹神秘而深邃莫测，是良渚玉器中无与伦比的重器，举世瞩目。反山良渚大玉琮的出世，又推翻了良渚玉为文明曙光的轻率结论，至今都无法作出合适的评估来确认其在中华文明史的地位。有专家甚至提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中，应该嵌入中国特有的“玉器时代”。1995年，国家花巨资搞了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成就来印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想法是好的，但历史研究心急吃不了热粥。结果，因政治替代学术而遭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骂声一片，连令人尊敬的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也蒙受其辱。现在反山发现了工艺极其精良的祭祀礼器和蔚为壮观的祭祀台，原来原始氏族的社会结构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陋和草率，它所表露出的原始文明不仅比夏商周早，同时，也触发了对夏朝文明和商朝文明的重新估量，中华文明至少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要光辉灿烂得多。现在回过头来想，真觉得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削足适履的蠢人工程。 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发源地。良渚文化的光辉灿烂不仅属于浙江，也属于江苏，属于上海。说这样的话很显愚蠢，但现代人太注重行政地域，而在史前，谁会有这样的概念呢？谁又能会有这样的概念呢？林留根，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说，“在马家浜时代，在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太湖新石器时代，根本没有浙江和江苏之分，在这两地的马家浜遗址，我们发现了相同的文化内涵。” 因为相同的文化内涵，体现在对良渚文化的探索中，江浙沪两省一市也共同打了一场大会战。除了上文说到的1973年苏州首次发掘草鞋山良渚贵族大墓后，苏州甪直，常州寺墩，上海青浦，浙江余杭，相继挖掘了27座良渚文化大墓。另外，在浙江的嘉兴，桐乡，平湖，海盐，海宁，德清，湖州，江苏的海安青墩，江宁的昝庙，武进的横林青墩、雪堰桥南山和湖塘金鸡墩，常熟市的三条桥、黄土山和嘉菱荡，昆山绰墩，吴县东渚，都有玉琮、玉壁、玉钺出土，这二、三十个出土点，相当于寻访良渚玉器的探方，为良渚大玉琮的出世做了前期的准备和热身。 良渚文化是江浙沪两省一市的母本文化。 从中又勾起了对“吴文化”的思考。“吴文化”在苏州学者的著作中，大概也就热炒了三十年左右。在1980年前，不大听见这三个字的，当年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历史系设立了苏州地方史研究室，编纂了一本《苏州地方史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索引》，也没用“吴文化”三个字。吴地的史前文化算不算吴文化范畴？好像不是，那又是什么？解答这样问题的书，似乎不多，吴恩培主编的《吴文化概论》云是“江南土著文化”（《吴文化概论》江苏省教育厅2004指导项目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江南土著文化”听起来有点草根文化的意思。《吴文化概论》认为，就是这个草根文化，它不仅“包孕”了吴文化，也“包孕”了越文化。这个提法绝对的理论，也绝对的正确。但笔者认为，既然良渚文化是与夏商周对接的文化，那还不如借用一下，称为“江南良渚文化”为好。笔者认为，在泰伯奔吴前，吴人实际上就是越人，越人就是吴人，或称吴越人。吴越人的先祖和领袖，有名有姓的，就是蚩尤。《辞海》说：“蚩尤是神话传说中东方九黎族首领，有兄弟八十一人。后与黄帝战于逐鹿，失败被杀。”沈雁冰认为蚩尤实际上是一个猛勇的氏族的名称，叫巨人族。巨，在这里没有巨大的意思，而是古文中的原意，巨，矩也，是“手持之形”。这个氏族手中拿着什么？自然是武器。 《中国古代神话》（袁珂著 中华书局1960）说，蚩尤族住在南方，据说是炎帝的后代。蚩尤善于操控五种兵器，他头上戴弓，一手持戈，一手持剑，右脚登弩，左脚蹑矛。总之是个很能战斗的人。在古代典籍中，以战神著名。蚩尤战败后，还连累了另一个氏族，它们的领袖是夸父，夸父是帮助蚩尤与黄帝作战的。1996年，昆山作家陈益接触了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的考古成就后，决心用文学的形式，描绘这道灿烂的史前文化风景线，于是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先祖是蚩尤》，很有意思。将一个传说中的恶神，列为自己的先祖，怎么说，也是需要一点勇气和幽默感的。吴越人的先祖是良渚文化人，良渚文化人的最后一名部族领袖叫蚩尤。这蚩尤也不是蚩尤的真名，是黄帝一派的战胜者硬加给他的，就像隋炀帝活着的时候不叫隋炀帝一样。《辞海》说，蚩，毛毛虫。蚩，痴也。同时又有丑陋，讪笑，欺骗的意思。给对手一个恶名，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蚩尤战死后，良渚文化也随之消亡了。从年代上看，大致相当，有接近的对应点。但陈益所说的“我的先祖是蚩尤”，恐怕也有点靠不住，良渚文化时期的吴越先民在对抗黄帝的战斗中失败后，就离开故土了。理由是，覆盖在良渚文化层上的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没有一星点儿的内在联系，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独立的文化。良渚文化中精良的玉器，在马桥文化中连个玉片也看不到，连陶器也变得粗糙简陋了。所以，专家认为，马桥文化时期的吴越居民，不再是原来的原住民，而是文化相对落后的来自赣鄱地区的移民了。所以，“我”的先祖似乎应该是江西人。 在战争中居留在吴越的蚩尤族的后人，自然选择了南走；而因战争北上的蚩尤族人，后来生活在战俘营里。考古发现，当良渚玉器在太湖消失的时候，却在广东的石峡和山西襄汾一个叫陶寺的地方奇迹般地冒了出来。 流失在中原地区的良渚人后来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作为一个氏族集团或军事集团，他们已经融化了，只留下了文化的印迹。而南走的良渚人，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们隐居在江西、湖南、两广一线的山林中，被称为山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遭遇到众多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越人部落的抵抗。《淮南子》说，“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 抵抗持续了三年。秦亡后，经过一百来年的休整，南粤越人再度兴起，在广西桂林一带起事，被汉武帝一举镇压。前些年，笔者在桂林象鼻山旅游，听伏波将军的故事，导游把“伏波”念成“薄薄将军”，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这薄薄将军就是汉武帝派来的征服者。薄薄将军后来把越人移民到了江淮一带，与当地汉人杂居。南走的良渚人至此渐渐的湮灭。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黎家芳先生后来撰文证实：广东石峡出土的玉琮和苏州唯亭草鞋山出土的玉琮，从玉料的选择，内圆孔的对钻到浅雕花纹几乎一模一样。石峡各墓出土的琮、璧和装饰品，与良渚大墓中出土的玉器组合也一样。这就生动地反映出石峡的琮、璧及装饰品，可能来自良渚文化。（《石峡文化与东南沿海原始文化的关系》） 山西陶寺那个地方也很有来头，相传是尧建都的地方,也就是平阳之所在。那里出土了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白玉管、玉兽面、玉璧、石钺、玉琮、璜形玉佩等带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器。 所以，有专家评论说，良渚玉器在太湖沉没，却在黄河激起了浪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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