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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之一 张乾琦 摄
曾 进（以下简称“曾”）：请问您即将举办的展览是什么主题？
张乾琦（以下简称“张”）：我下一个比较大型的展览预定2008年秋天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的名称还没完全敲定，内容大体是关于各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锁链”。这些“锁链”包括束缚着人们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或者一些既定的社会体系，无论这种束缚是人们自己选择的还是被迫的。
这些照片是我从1992年到目前的作品，所以这个展览对我而言，是暂停脚步回顾，也是一种思考与检验(所有照片的冲洗、装裱和录像制作工作都是在纽约完成)。
曾：能谈谈你在纽约玛格南工作室的日常情况、进入玛格南前后的变化以及同伴的影响吗？
张：绝大多数玛格南的摄影师总是在赶路，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划分为纽约、台北和其他地方，所以在纽约遇到同事时我总是很高兴的，他们很可能是刚出差回来或明天又要出发了。我们会一起坐下来喝喝意式咖啡Espresso(美式咖啡难喝死了！)讨论一下我们各自新拍的照片；另外我会和我的助理一起编辑整理上一趟所拍摄的作品，这个部分非常费时费力。其他时间我会继续拍照、读书、喝Espresso。在我进入玛格南之前，拍照占据了我生活的绝大部分；进入玛格南之后，摄影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曾：为什么选择摄影作为你的职业呢？
张：摄影不是工作，它是一种最直接、最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每当你拍到一张好照片时你会无比愉悦，它既需沉淀又充满激情，它是我的生活。
曾：在此之前，你还有其他理想吗？还记得你第一次拿起相机的感觉吗？
张：从没有。假如我还在世一天，那么摄影就是我唯一的追求。我同意这个说法，“人的一生对于摄影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摄影会让人的一生受益匪浅。”
第一次拿相机，感觉好像手握着一个冰冷的金属黑匣子。其实眼睛看到的和相机拍到的是两回事。听来讽刺，唯一阻碍我拍到好照片的因素就剩相机了，不过这是实话。
曾：你一直在描述社会的底层人物、边缘人物，无论是台湾的越南新娘，还是美国纽约的非法移民，这些有没有家庭的影响？
张：当然，不过越来越少了。
曾：你拍摄了很多展现人类心灵疏离的题材，但又非常近距离去接触那些你摄影作品中的人。一般你是如何与你的摄影对象保持交流的呢？比如那些拍自台湾精神病疗养机构“龙发堂”的照片，你花费了7年(1993-1999)时间，你还能回忆起当时是如何捕捉那些沉默或癫狂的人的状态吗？
张：“链”这个系列是纯纪实性的，很单纯的记录方式，没有什么花哨或夸耀，纯粹只是在记录我所看到的，他们则继续活在他们的世界里。
纪实摄影必须先有一个外在环境，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一个作品，我就花多少时间。在我去“龙发堂”近20次的过程中，其实很难和里面的精神病人建立一对一的直接沟通的关系。其他系列作品相对简单得多。
曾：你是否觉得摄影是种冒险？除了拍人，你是否还想拍其他事物？
张：我认为是，但这种冒险不一定要跑到千里之外。我想要表达内在的疏远，这种距离是心理的而不是地理的。
曾：听说，2002年在父亲逼婚的情况下，你开始拍摄台湾的新婚夫妇，拍摄了《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当时是怎样选择那对在车厢里睡着了的夫妻？
张：《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系列是从我小妹的婚礼时开始的。我父亲从未逼迫我结婚，但他确实认为，如果自己唯一的儿子一意孤行、一直单身，他就是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职责。这个系列作品呈现了我对婚姻产业的偏见。这对新人在他们大喜之日前一晚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去喜筵地点的路上，他们碰上塞车，结果就睡着了。玩得很尽兴的小花童是他们的侄子和侄女。
曾：你曾说过聚散是离你的心灵特别近的东西，除此以外别的内容你都无法继续。拍摄了这么多年这一主题，你对“聚散”二字有和当初不一样的体会吗？
张：我以前觉得生命是断裂的、复杂的、艰辛的，但多年之后，这一切可能只是命吧。
曾：摄影师最难的可能是找到自己的风格，“聚散”主题是你的风格吗？
张：对摄影师来说，追求一种固定的拍摄风格是一个陷阱，很危险。诚然，我拍摄所以我存在，但我更在乎的是拍摄主题，而不是所谓的风格。
曾：摄影背后的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张：不全然，但我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