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幽云汉人自身心理及政治态度的变化 正因处在辽朝和中原王朝的夹缝之间，幽云汉人自身的民族归属感也就有些模糊起来，这种特征在辽朝初年时尚不明显，但到百余年后的辽末，则成为中国北方各民族中最为显著而特别的风景。不过，同前面所说的生活习俗一样，其也存在着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前后差异相当巨大。 一、五代宋初幽云汉人自身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一）身为辽朝官员和军人的汉人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五代到宋初，幽云十六州割让不久，该地汉人在契丹人的歧视和压迫下，心理上多认同自己是汉民族的一部分，政治上也非常倾向于中原王朝，时常渴望着摆脱辽朝统治，回归中原汉族的怀抱。这种心理和政治倾向不仅存在于民间，而且在身为辽朝官员、将领的汉人中也很是强烈。宋臣宋琪在雍熙北伐前上书言：“伏以国朝大举精兵，讨除边寇，灵旗所指，燕城必降。……幽州管内洎山后八军，闻蓟门不守，必尽归降，盖势使然也。”[246]宋琪出身山前蓟州，了解其地民情，所说的话应该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幽云汉人的心理。 这种心理在实际行为中的表现，最早可以上溯到幽云入辽前的后唐时期。当时的幽云人卢文进本为幽州刘守光麾下将领，在李存勖消灭刘氏政权时归附于后唐，后因故反唐失败而逃往辽朝，被辽任命为节度使，驻守长城以南的平州，不断协助辽军攻扰后唐，“同光之世，为患尤深”[247]，但其毕竟身为汉族，在契丹人统治的辽朝十分不适应，终于在后唐明宗时南返中原，“初，文进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间使说之，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文进所部皆华人，思归，乃杀契丹戍平州者，帅其众十余万、车帐八千乘来奔。”[248]而在卢文进之后接替其做卢龙节度使的张希崇，也很快走上了同一条路，“希崇本书生，为幽州牙将，没于契丹，性和易，契丹将稍亲信之，因与其部曲谋南归。部曲泣曰：‘归固寝食所不忘也，然虏众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诱其将杀之，兵必溃去。此去虏帐千余里，比其知而征兵，吾属去远矣。’……悉举其所部二万余口来奔”[249]。 其后在辽太宗从石敬瑭手中获得幽云十六州时，该地区汉族的民族情绪则反映得更为激烈。辽军着手接管这一地区的时候，当地汉族官员不愿归于辽朝统治，纷纷起身反抗，“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250]使辽朝在接收十六州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周世宗亲率大军北上征辽，一路上辽朝各城的汉人守将争先投降，“壬辰，上至乾宁军，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降。……辛丑，至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辉以城降。……癸卯，太祖皇帝（赵匡胤）先至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降，上入瓦桥关。内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举城降。五月，乙巳朔，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重进等始引兵继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举城降。彦晖，蓟州人也。于是关南悉平。”[251]正因为此，周世宗才能轻而易举地收复瀛、莫、易等州，“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而虏界城邑皆迎刃而下。”[252] 景宗保宁十一年（979年），宋太宗借灭亡北汉的余威进军幽云，所至之处，幽云汉臣投降者也是接踵而来。“遣东西班指挥使浚仪、孔守正等先趣岐沟关。守正夜逾短垣，过鹿角，临断桥，说关使刘禹以大军且至，宜开门出降。禹解悬桥邀守正入，听命”[253]，“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刘原德以城降”[254]，“幽州神武厅直并乡兵四百余来降”[255]，“幽州山后八军瓷窑务官三人以所受契丹牌印来献”[256]，“丁丑，上乘步辇至城下，督诸将攻城。幽州诸县令佐及乡民百五十人来降”[257]，“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节度使顺州刘延素与官属十四人来降”[258]，“壬午，契丹知蓟州刘守思与官属十七人来降。”[259]虽然后来宋军失利，但从中仍可看出幽云汉人心向中原的感情之急切。 7年后的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北宋发动“雍熙北伐”，幽云汉人重演了前两次的情景，其战斗意志之薄弱令人惊讶，反倒整城、整州地倒向宋朝。“王师入北境，所在城邑多降”[260]，“庚辰，刺史赵彦辛举寰州降”[261]，“潘美进围朔州，其知节度副使赵希赞举城降”[262]，“丁亥，潘美转攻应州，其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举城降……雄，幽州人也”[263]，“田重进围飞狐，令大鹏翼至城下，谕其守将，定武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郢州防御使吕行德尚欲坚守，重进急攻之。辛卯，行德乃与其副都指挥使张继从、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等举城降。……重进又围灵邱，丙申，其守将步军都指挥使穆超举城降”[264]，“乙卯，田重进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等杀敌酋萧啜理及其守卒千人，执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举城降”[265]等等，诸如此类。 可见，当时的幽云汉人中即使是在辽朝任官封爵者，一旦中原王朝军队攻至，倒戈投降也几乎都成为了一致的选择。 （二）普通民众渴望“为汉民”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这种“心向中原”的情绪，在没有辽朝官职在身的普通民众身上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和迫切。在宋太宗第一次北伐时，伴随着汉臣汉将的投降，辽朝境内的幽云百姓也对宋军的到来欢迎倍至，“村民夺得契丹马二百余匹来献”[266]，“蓟县民百余人以牛酒迎犒王师，各赐衣服钱帛，遣使随村墅安抚居民。”[267] 尽管幽云民众热切盼望北宋能够收回十六州，使其重返中原王朝治下，但是宋廷两次北伐却都在辽军的反击下大败而归，这使幽云汉人意识到宋朝没有夺取该地的实力。于是，当地百姓便采取不得以的下策——希望跟随南返的宋军迁往中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潘）美等上言：云、应、寰、朔州民五百户及吐浑、突厥三部落安落等族八百余帐，久困戎虏，善接王师，愿移旧地，南居忻代之境。”[268]汉族人自古以来居土重迁，现在却会情愿背井离乡远去他境定居，要有多么强烈的情感才能驱使他们如此！宋廷自然也愿意收取其民回国，“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陆，令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269]然而由于指挥失误，宋军为辽朝大军击败于陈家谷，杨业被俘而死。关于此四州南迁之民的结局，史书未载，但从宋军溃败的情形上看，似乎其也难逃罗网。 不管是未能逃脱者，还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南逃的人，那些依然留在故地的幽云汉人，对宋朝北伐的失败都是极其伤心的。路振《乘轺录》记载，“太宗皇帝平晋阳，知燕民之徯后也，亲御六军，傅于城下。燕民惊喜，谋欲劫守将出城而降。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不坚，易克难守，炎暑方炽，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师矣。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270]苏轼对此也记曰：“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271] 期待还归中原王朝而终成泡影，这一刻骨铭心的伤痛，必定伴随了当时目睹此情此景的几代人的一生，乃至直到北宋真宗朝中期，从宋人的笔记中仍可看到幽云汉人的情感流露：“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其燕、蓟民心向化如此。”[272]到了这个时候，幽云汉人还是没有放弃对宋朝起兵北上的期盼，就中的一份辛酸，也只有了解其经历和处境的人才能够体会。 二、幽云汉人在辽朝中后期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一）幽云汉人在辽宋战争中的态度 在宋朝夺回幽云的努力失败后，宋辽两国间通过“澶渊之盟”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然而就在这长达百年的和平对峙之中，幽云十六州汉人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当年民族感情强烈的几代人先后逝去，新出生的汉人自幼就成长于辽朝统治之下，已经习惯了这种现状。同时由于幽云汉人“夷夏观”和“正统观”的改变，至辽朝中后期，其境内的幽云汉人已普遍认同辽朝的正统地位，早已非复是当年“心向中原”之人了。 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宋昭上书徽宗言：“或则又谓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惟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273]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对幽云汉人的歧视，另一方面也正确分析了此刻辽朝汉人的心态。宋政和年间，真定府安抚使洪中孚就曾批评，所谓称幽云汉人愿归宋的传言全是“不经之语”[274]。 事实确实如此，“燕人本无思汉心，乃和诜侯益倡之，童贯蔡攸辈和之”[275]，在经过百年奋斗之后，有相当一批上层汉人已经进入了辽朝的统治集团，其家族也已打下基业，兴旺发达，自然不希望宋朝的北伐破坏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契勘维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诵书识字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家英俊如林？若南归，其权贵要途，燕云数州学士安能一一据有，此士人无归意也。饘粥粗给者，必连姻戚里。……以人情揆之，岂肯舍姻娅而就重敛哉？此大姓无归意也。”[276]而下层百姓也“人人安居，不乐战斗”[277]，安于现下“南宋北辽，交星轺而继好”[278]的状况。萧德妃德兴元年（1122年）韩昉使宋，请求童贯不要进兵燕京，被拒绝后在庭院内疾呼：“辽、宋结好百年，誓书具存，汝能欺国，独能欺天耶？”[279]，正是幽云汉人此时渴望“保土息战”心理的真实写照。一待北宋与金朝结盟伐辽，破坏了其安居的基础，带来的就是幽云汉人怨恨宋朝，“金戎内侵，每以渝盟失信为辞，是皆燕人之语，怨我背契丹之约也”[280]的结果。 在此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幽云汉人在生活习俗上深度的“胡化”倾向，以及宋人和北宋朝廷对其的歧视，导致他们对自身的民族归属缺乏一种明晰的认识，既非认同于契丹、渤海等民族，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强烈地认为自己应归属于中原汉族，不仅在客观处境上，而且在自身心理上也日益边缘化。与此相伴的，就是其政治态度的世故化，在政治倾向上没有任何原则，无论辽、宋、金或是别的什么政权，谁能立得住脚、从谁那里获得的好处多就归附于谁，完全是从自身利益而非民族感情出发，左右叛附，“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281]正如马扩所评论：“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282]。而宋朝对其的不信任态度，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和此有关。 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年），辽朝秘书郎王介儒和秘书郎都官员外郎王仲孙在接待宋使马扩的时候，对其说道：“两朝太平已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今一旦见此凶危之事，宁不恻怆？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燕人久属大辽。各安乡土，贵朝以兵挠之，决皆死战，于两地生灵非便”[283]，“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284]就明确说出了幽云汉人不愿舍辽投宋的态度。而马扩则回答：“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复嫁女真耳！”[285]面对宋使一针见血的揶揄，二人也只得无奈地“相顾大笑”[286]。 保大二年宋辽开战，宋廷以为辽朝汉臣还会象当年宋太宗北伐时一样望风归顺，于是得意洋洋地下令“不得擅杀北人”[287]，但结果却大出其所料，“令赵诩差使臣谭九殿直等数人，说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献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斩之。”[288]高门大户如此，普通士兵也毫不含糊，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辽军“无日不来侵轶我军。一日隔河问我师出之名，公遣属官康随以河北安抚中北人申陈乞事以答之。乃曰：安得此言？箭发如雨以射我众。……六月三日黎明，军回，北人追袭，直抵城下。属大风雨，兵人自相蹂践，弃掷兵仗满郊。”[289]鉴于辽朝除常胜军外，在燕京同时驻有契丹、奚、渤海、汉四支常备军队，这些参战辽军中应该包括幽云汉人。而宋军的第一次攻燕，也正因为辽军的猛烈反击，就此大败而还。 事后不久，宋廷闻听耶律淳死讯，于同年九月重起大军北上，此时由于德妃杀李处温，又猜忌汉人，使形势发生了一些改变，“知易州高凤与通守王琮共议云：……汉人被害，吾辈安得奠枕？今者，南国宣抚，被旨吊伐，汉人往往南归。今萧幹、林牙见在燕京，可密遣人归款南朝，使南兵来此，内外相应，尽杀契丹，我辈可免日后之苦。”[290]于是，当前来接应的宋军与辽军激战之时，“易州城内，望风而以为王师至矣。太师高凤先令汉人赵秉渊密为之备，至是尽杀耶律夷契丹。或告南军不胜，凤与秉渊等相顾失色，僧明赞曰，事已若此，且可闭门固守，以待王师。日晚，（契丹）牛栏贼至易州，知高凤内变，以为王师诈败，列有措画，急反北奔”[291]，易州方落入宋朝之手。与此同时，涿州正由渤海人郭药师率领的常胜军驻守，这些“实反复之徒，然虏中号健斗者”[292]的常胜军此时心态与幽云汉人相似，担心受到契丹统治者的戕害，“忽得报言易州降大宋，药师有意归宋，时四军萧幹闻我军再压境，自燕来涿州，药师以为图己，乃与张令徽、刘舜臣、甄五臣、龚诜、赵瑄、韩璧谋叛”[293]，也以涿州降宋。对于一向狡猾善叛、甚至能对童贯说出“太师，父也，药师唯知拜父耳！”[294]之类谄媚话语的郭药师，自然不能期待他真正忠于宋朝，而其在降宋前对部下所说“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时也”[295]的话，才是表明了他和所部中渤海人、辽东汉人以及幽云汉人归降北宋的真实目的。而在易、涿两州之外，即使宋军再向前进军和宣谕，也没有任何城池守将归附于宋，足见宋朝能取得易、涿，纯粹是由于辽朝内部契丹、汉人相互猜疑，而幽云汉人又擅长骑墙的缘故而已。 与有官职的汉人一样，幽云地区的下层百姓也不倾向宋朝。开战之初，宋廷幻想百余年前的情景，以为幽云汉人“久惧涂炭，延颈款关，愿归中国”[296]，做着等待其“比肩系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297]的美梦。可是，在宋朝发出敕文、一再呼吁之后，也只有一个在辽朝为兵的涿州汉人刘宗吉“愿得敕榜副本，携示诸人，他日南师入境，愿先开门以献”[298]，除此之外应者寥寥，同太宗北伐时广受欢迎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后来北辽政权濒临崩溃之时，也曾有不少幽云汉人南逃入宋，“自光世兵至，往往来降”[299]，但其主要是为了躲避和宋军相比更为“野蛮化”的金军的杀掠，而决非“心向中原”。其间宋徽宗要求郭药师“天祚未了，卿为朕经营取之，以绝燕人之望”[300]，就正是出于对幽云汉人仍旧心怀辽帝的担忧。 另一方面，由于幽云汉人自身的圆滑世故，以及辽朝上层对其一贯的不信任，他们在不倾向于宋朝的同时，却也不忠于辽朝。在金人西寻天祚帝的过程中，便有汉人加入了金军的行列，“延禧强率诸军出夹山，越渔阳岭，取天德军、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军。兀室帅山西汉儿乡兵为前驱，以女真千余骑伏山间，乃出。”[301]德兴元年（1122年）十月底，宋军刘延庆等部乘燕京城空虚之时发动突袭，降宋的郭药师带数千人率先冲入城中，城内汉人眼见辽廷有垮台之势，马上群起响应宋军，“时有燕人马贤良者献诗云：破虏将军晓入燕，满城和气接尧天。油然靉靆三千里，洗尽腥膻二百年。（杨）可世传令云：汉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奚等家，诛戮万计，通衢流血，申宣抚司告捷。我军用事者不过四千。”[302]其后萧幹率辽军主力返回，击败宋军，郭药师等人准备出城逃走，“而燕城汉人皆曰：汝等令我指摘契丹，相助杀戮，将军若出，我辈如何？”[303]后来在辽廷“或疑有内应者，欲根株之”[304]的时候，是汉臣左企弓力争阻止，才算免去一难。可是，等到宋军全线溃败、仓皇逃回国境时，“作歌及赋以诮（刘）延庆，传笑虏中”[305]的，却还是这些“燕人”！其骑墙策略可见一斑。无独有偶，金朝进入山后地区时，辽的西京道诸州汉人守将见势不对，纷纷降金，然而“矧其（金）国初立，未暇抚治山后，故朔应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事曾未讫；是冬粘罕归云中，因来治此，于是虏将率之以归金人，金人亦以兵至”[306]，在辽、金、宋三国间叛来叛去，完美地诠释了马扩“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之言。而在当时广大的幽云汉人中，弃辽而投宋、投金者各有其人，其动机和最后的结果也是颇值得思考。 （二）投宋者的动机和结果 由于北宋的军事政治力量比金朝乃至辽朝还要衰弱，因此在幽云和平州地区的汉人中，投奔宋朝或企图投宋者相对较少，但这些人却是辽末之际相当重要的几个人物，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赵良嗣，原名马植，世为幽云汉人大族，在辽朝任光禄卿之职。辽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宋朝派童贯使辽，“辽人有马植者潜见童贯于路，植，燕京霍阴人，涉猎《书》、《传》，有口才，能文辞，长于智数，见契丹为女真侵暴，边害益深，盗贼蠭起，知契丹必亡，阴谋归汉，说贯以边事”[307]，建议北宋联金攻辽。入宋后被宋廷赐名李良嗣，后又赐姓赵，与宋朝的使者马政、马扩一起出使女真，之后宋金两国的一系列来往交涉都是经由其出面。但是，其投奔宋朝却不是出于自身的民族感情，而是因为自己“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308]，在辽朝难以立足，于是想到宋朝去牟取荣华富贵。其结果非但没有光宗耀祖，反而因北宋在战争和外交上的失败，而被宋人指责“结成边患，几倾社稷，自归明官赵良嗣始，请戮之以快天下”[309]，在金军南下侵宋后的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被北宋朝廷作为替罪羊诛杀。 董才，天祚帝天庆年间南京道地区的起义军首领，“易州潦水人，少贫贱，沈雄果断，号董庞儿，募乡兵与女真战，败绩，主将欲斩之，才亡命山谷，遂为盗，剽掠州县，众至千人”[310]，“攻败城邑，辽人不能制”[311]。但后来其败于辽军，同时又面临金军的进逼，于是转投北宋，宋朝认为“受之则全君臣之大义，不受则生胡越之异心”[312]，便接受了他的投诚，并赐姓名赵诩，“数年间，蚕食边储，仓廪一空，其徒散处诸郡，屡谋窃发”[313]。董才虽对宋廷大献殷勤，力主北上收复幽云，但等到金宋开战后，金军一至，立刻“首乱晋州，即叛去，河东失守如此”[314]，使金廷“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315]，更加放手地进攻北宋，并为此特赐其姓完颜。正如宋人宋昭在上书中所评价的那样，“李良嗣董才皆北虏叛臣，心怀怨望，故附会边臣，撰造虚语，欲假中国之势，以复私仇耳！实两朝之奸贼，岂复忠义之可望哉？”[316]而决非什么心向中原的热血之人。 燕京人李处温，为辽朝宰相李俨之侄[317]，“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宠任之”[318]，为辽末著名的佞臣萧奉先保奏当上宰相。马植在奔宋前，曾经与其有过来往，“良嗣旧在大辽，与处温结莫逆交，后论及天祚失德事，欲与良嗣同约南奔，尝于北极庙拈香为盟，欲共图契丹。”[319]后来在金军攻陷中京之后，天祚帝西逃夹山，与燕京失去联络，李处温“欲图佐命恩幸，外假怨军声援，潜结都统萧幹，劝进燕王僭号。燕王者，秦晋国王耶律淳，兴宗之孙，道宗洪基弟敦本之子，于天祚为从叔”，“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号燕王，又谓九大王，又谓覃湘大王”[320]，乘机立耶律淳为帝，其政权史称北辽。当此消息传至宋朝的时候，赵良嗣“不觉喜形于色”[321]，认为可以招降北辽，急忙派人送书与李处温，希望其履行从前的约定，而耶律淳也就是否降宋的事询问过李处温。但李处温及其子李奭“犹豫未决，天锡既问，亦未敢令天锡南归，惧众不协从”[322]，后耶律淳病重，“李奭父子与陈泌等，阴使奚契丹诸贵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笃，处温托故归私第，欲闭契丹于门外，然后乞王师为声援。契丹知之，遂不果。”[323]待到耶律淳病死，李处温父子顿时心急如焚，“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一遣人北通金国，俟其大军之来，期以内应；一南结童贯，愿挟萧后，纳土以归，皆非至诚”[324]，同时和宋、金两国商议投降之计，终于被德妃和萧幹发现而遭处斩，“籍其家资，得见钱七万余贯，金银珠玉称之。自为宰相，数月之间，四方贿赂公行。”[325]此足可见其为人如何了。 耿守忠，为山后汉人，先降宋朝成为义胜军将领，后来在金军进攻河东时，“粘罕自忻州至石岭关，把隘石岭关义胜军将耿守忠叛，以关降贼，粘罕入遂围太原”[326]，打开了通向太原的大门，其后更是在战场上为金朝立下汗马功劳。金占领河东、河北等地后，实行剃发政策，“贼将韩常知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依旧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327]，可谓尽心竭力。 韩昉，“字公美，燕京人。仕辽，累世通显”[328]，以中进士入仕。在北辽耶律淳病死之后，被执政的德妃派往童贯营中劝阻宋军，告诫童贯、蔡攸：“女真蚕食各国，今若大辽不存，则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329]，被童贯“叱出之”。但其所言却不幸在短短两年之后成为现实。而韩昉本人先是在北辽覆亡后为了躲避金军南逃宋境，“且如近有燕京职官赵温讯、李处能、王硕儒、韩昉越境来南，张轸带了本朝银牌走过南界，须先以见还，是数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索之。”[330]后来金朝前来要人，则被宋廷交了出去，结果成为金朝的优秀文臣，“当是时，朝廷方议礼，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礼部兼太常甚久云”[331]，而且还当上了金熙宗的老师，在使金朝接受汉文化的方面贡献颇多。 张觉，又作张瑴、张珏，“平州义丰人也。在辽第进士，仕至辽兴军节度副使”[332]，时在平州权知军州事。北辽政权建立时，其从旁观望，“燕王死，预知辽国必亡，尽籍管内丁壮充军，得五万人，马千匹，选将练兵，聚粮谷，招延士大夫有才者，参与谋议，潜为一方之备”[333]，控制了平州地区的军政大权，积极准备割据一方。后在金军攻至时投降金朝，但不久即掀起平州之变，而北宋和金朝都被卷入其中，从而也成为日后金宋开战的导火索。 说到平州之变，就必须从它的地理位置谈起。燕京（幽州）所治山前七州，傍燕山、太行山而立，在北面和西面有长城卫护，但东面却是坦途大开，原因就是在幽云十六州入辽前被辽朝攻占的平、滦、营三州，位于山前诸州之东，扼守着辽西走廊，可以说是河北地区的东大门。挡在塞外民族进攻中原道路上的长城防线，共有五个重要关隘，其中紫金关、居庸关和古北口都处于山前七州境内，而松亭关和榆关则为上述三州所据，“幽燕视五关为喉襟，无五关则燕不可守；五关虽得其三，纵药师不叛，而边患亦终无宁岁也。”[334]虽然地理位置接近、也同为维持中原王朝州县现状加以统治的地方，但平、滦、营却并不属幽云十六州范畴，而是另置辽兴军节度使管辖，“关内之地，平滦营三州，自后唐为契丹阿保机陷之后，改平州为辽兴府，以营滦二州隶之，号为平州路；至石晋之初，阿保机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顺景蓟涿易诸郡，建燕山为燕京，以辖六郡，号为燕京路；而与平州自成两路。”[335]宋朝在刚刚与金订立夹攻协议的时候，对辽朝内部的行政区划和地理形势不甚了解，“昔朝廷海上始议割地，但云燕云两路而已。盖初谓燕山之路，尽得关内之地，殊不知关内之地，平州与燕山路异也。”[336]结果协议中丝毫未提平州的事情。后来赵良嗣和马扩再次使金，请求加上关于这三州的条款，但是“金以今岁出兵失期为言，且曰：‘今更不论元约，特与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六州，谓蓟、景、檀、顺、涿、易也”[337]，只答应将包括燕京在内的山前七州交给宋朝，“又索营平二州，则曰：海上脚跟底元约，石晋所割，则属中国，契丹旧地，则归我；今营平二州，乃阿保机于后唐时所陷，滦州乃营平地，旧已入辽，即非石晋所献之地，当如元约，于是我无辞。”[338]就此，平州一带未能属宋，而由名义上归附金朝的张觉占据。好不容易拿到幽州一带，却只得了半个长城天险，不由让宋人叹息道：“金人既据平州，则关内之地，番汉杂处，譬犹与贼共垅而种，同爨而食，欲无侵渔之患，其可得乎？”[339]从皇帝到群臣百官，心中都郁闷不已。 转机发生在宣和五年（1123年）五月，在宋朝的默许下被金军掳走的燕京汉人途经平州地界，“将归（金）国，其道由营平，其金人所虏职官富户，皆哀诉觉为之主”[340]，“燕民入平州境。私有号诉于张觉者，具言：宰相左企弓等，更不谋守燕城，使吾民迁徙流离，不胜其苦；今相公临巨镇，拥强兵，尽忠于辽国，必使我复归乡土，而人心亦望于公也。”[341]于是张觉杀掉率燕京降金的辽臣左企弓、曹勇义、虞仲文和康公弼等，据平州反金，并且“榜谕燕人，留余战马外，尽放复业，令各安堵如故。所有逃户抛下屋宇家产什物之类，已为常胜军占者，悉还之。燕人患迁，今得归，皆大悦”[342]，“至于仪物，尽毁去，玉帛皆有之，金人无一得脱者”[343]，以收幽云汉人民心。认真分析，此时的张觉实际上并无做宋臣之心，其“奉天祚画像，举事白而后行”[344]，“平州止称旧府，用保大年号，[345]虏相曹勇义等四人，声言不顺南朝，亦不归女真”[346]，即使有假借宋朝之力抗衡金军的想法，也只是想要“遂为藩镇”[347]而已。而在张觉反金后，“有燕人李安弼者，乃翰林学士李石也；有高党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先尝被虏，后缘张觉放归，恐金人来捕，意欲大宋与金人变盟，则虽后来取之，宋心不发，遂见王安中，共为游说”[348]，建议宋朝接纳张觉。宋廷考虑到“若不稍与羁縻，必为边患”[349]，便遣人前往招谕，张觉“闻朝廷令詹度密谕之意，又得朝廷抚纳燕人之报，大喜，遂纳土来归，拜觉泰宁节度使，世袭平州，其属卫甫、张钧、赵仁彦、张敦固皆除徽猷阁待制。”[350] 但事情并未结束，金人在听说张觉反叛、又被宋朝招纳的消息后大怒，回军进讨平州，宋军却“但悚视而莫敢救也”[351]，金军一面攻平，一面“移檄曰：中国既盟矣！我来讨叛臣，当饷我粮。又不得已因运粮以给之。”[352]在拿到宋朝补给的军粮后，金军彻底击溃平州军队，走投无路的张觉南奔宋朝控制的燕京地区，“郭药师留之，易姓名曰赵秀才，匿常胜军中”[353]。金人得知，向北宋索取张觉，宋廷先是“命（王）安中讳之，其索既急，又命斩一人似觉者。是时大兵尚驻未散，俄又索云：此非觉也，实系某人”[354]，在看到实在瞒不过去的情况下，终于下令将张觉“下军中缢之。函其首与之。”[355]张觉临死之际大骂宋廷，见到此景的旧辽汉人和渤海人无不痛心疾首，感到北宋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作同胞，安危处境毫无保障，“燕之降将与常胜军上下皆为之泣”[356]，“郭药师宣言曰：‘金人欲觉即与，若求药师，亦将与之乎？’”[357]几乎一夜之间让宋朝失尽了故辽人心，“而常胜军亦解体矣”[358]。同时，此事也使金朝认为北宋朝廷不可相信，转而发动了攻宋战争。 从这些投宋或者企图投宋者的情况可以看出：第一，其动机从来就不是因为民族的认同感、而希望回到中原王朝治下，相反却是纯属为自己的利益而动，一旦遇到形势改变就会立即转投他人。第二，由于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宋朝前后不一、毫无人情味可言的投机政策，大凡降宋的幽云汉人，其结果要么叛宋附金，要么就是死在宋金两国的矛盾之下，没有别的路可走；这也使部分对宋朝存在希望的汉人彻底失望乃至绝望，加以其自身原本就有的骑墙态度，令更多的幽云汉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投奔金朝。 （三）对北宋政权失望而投金者的情况 宋人蔡鞗在其《北征纪实》中写道：“虏人知其国且亡，而中国必欲得故地也，是以不战而听顺，谓中国既得所欲，而彼尚可假中国之势，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国之意，期于必灭之而后已，是以虏人后复说女真犯中原，倾我根本，皆以复仇也。中国失之甚者，尤在于是。”[359]而当时的许多幽云汉人也确是如此去做的。 幽云汉人投金的原因，一是出于其见风使舵的处世态度；二则是北宋撕毁和约，与金朝联合灭辽，毁掉了幽云汉人在政治上的成果，使其怨恨宋朝；三是如前所说，北宋朝廷在对待幽云汉人的作法上犯下很多错误，导致幽云汉人失望之余全部倒向金朝。在这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行为颇具代表性。 左企弓，在辽为广陵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封燕国公，在金军进入燕京时，“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忽报统军萧乙信启城门，金人前军已登城矣”[360]，于是出面率众臣主持投降，而当阿骨打准备将燕京地区交予宋朝之时，左企弓立刻进言阻止，并献诗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361]后来其随被金朝掳去的燕京人户东迁，在经过平州时为张觉俘获，张觉数其十项大罪，其中就有“不谋守燕而拜降”、“臣事金国不顾大义”[362]等罪，“企弓无以对，遂缢杀之。”[363] 易州人张通古，在辽曾中进士第。宋朝收取山前诸州后，想请其做官，“通古辞谢，隐居易州太宁山下”[364]，可待到金朝起兵攻入燕京一带后，其却在刘彦宗的邀请下出任了金朝官员，很明显是看透了金强宋弱的形势，选择了强大的一方投效。后来其代表金朝出使南宋，面对宋朝要其北向参见宋帝的要求，针锋相对地说：“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之宋，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365]威胁宋朝将其位置改成了西向，是令宋朝颇为头疼之人。 刘彦宗，宛平人，为幽云汉人大族刘姓后裔，金军入燕时以辽签书枢密院事的官职与左企弓一起投降，后来因随阿骨打北上追击辽天祚帝而免遭平州之难。金朝在将燕京地区交付北宋时，按照与宋人的约定将该地大户一扫而空，而其家产则被宋廷授与常胜军，因此“被虏失业之夫，皆归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汉儿刘彦宗、时立爱为伪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坟垅田园亲戚之故，愈劝贼入寇。”[366]从此以后，刘彦宗便和契丹人降将耶律余睹一起，成为鼓动金朝进攻北宋最卖力之人，以报北宋朝廷的一箭之仇，也希望借此回归幽云故地，“况刘彦宗辈皆汉人，各衔中国构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獗如此”[367]，直至最终说动金太宗，“遂听刘彦宗余睹萧庆辈语，乘我边面空虚，乃敢渝盟，两路直入。”[368]“未几，大举伐宋，彦宗画十策，诏彦宗兼领汉军都统。”[369]而等到天会五年（1127年），宋廷向金军求和，刘彦宗上表称贺：“彼众狼狈而失据，我军奋跃以登陴，夷门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无捐躯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370]，把金宋战事描绘成一场“天助者顺”的战争。最后又是其为金人画策曰：“萧何入关，秋豪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归，皆令则也”[371]，于是金军接受其建议，掳获宋朝的各种礼器、典籍，并携徽钦二帝北还。 时立爱，涿州新城人，也是以举进士做官，在北辽面临瓦解之时被派往平州管理军政，但是“张觉虽外示尊礼，而内实不容；立爱察其有异志，常称疾不出，觉依旧知军州事。”[372]金军兵临平州招降之时，其起先有些犹豫，回书阿骨打称：“乞下明诏，遣官分行郡邑，宣谕德义。他日兵临于宋，顺则抚之，逆则讨之，兵不劳而天下定矣”[373]，明确表示了对北宋的恶感，并愿意随金军“兵临于宋”，在阿骨打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后方才投降。后张觉反金，时立爱不愿参与起事，回归新城乡里，宋朝多次想招其做官，然而“立爱见宋政日坏，不肯起”，甚至“戒其宗族不得求仕”[374]，直至金军攻克幽云才重新仕于金朝。此后“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虏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375]，尽力辅佐金朝君臣。 应该说，幽云汉人的这种心理和举动，宋朝早在交割得到幽云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张汇《金虏节要》评论：“燕云陷贼之人，皆欲乘之西归乡里，贼知势不可遏，故陷贼之人，驱率犬羊，假以平州张觉为名，叛盟入寇，时药师所统常胜军，复乃辽水之人，亦欲因贼东归乡里，故金人之入寇也，驱久胜贪忿之徒，乘契丹报怨之势，陷贼燕云之人，奋力以谋西归，药师常胜之军，因之欲图东去”[376]。宣和五年（1123年）正月，宋廷叮嘱前来递交国书的金使李靖：“传语大金皇帝，谢远遣使人到阙，两朝信好，累年已著，切不可听契丹言语。此辈亡国之臣，没安身处，只欲斗乱两国，但与鉴破必不敢复言。”[377]后来金宋开战前夕，马扩也对宗翰说：“且贵朝所任用者，尽是契丹旧时职官，只要调搅生事”[378]，反复劝说金朝不要受幽云汉人的鼓动。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远非宋人的意愿所能决定了的。金朝君臣对北宋的态度，已在幽云汉人及耶律余睹的反复说动下，从早期的尊敬和重视，逐渐转变为轻蔑和敌视，拿其重臣、伐宋西路军的主将宗翰（粘罕）来说，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赵良嗣等人使金，商议灭辽之后将幽云十六州交给宋朝，而宋朝则每年付予金朝岁币作为交换，可一些金朝大臣却认为不如把幽云地区全部收归己有、然后用武力压迫宋朝交纳岁币，但是头脑冷静的宗翰反对道：“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未可轻之，当且良图！”[379]然而当金朝掳燕京居民东还时，“是时燕人重于迁徙，有惮其行者，说于粘罕曰：燕山疆土，本非大宋，彼不能取而我取之，桑麻果实所在，形势之地，岂可与人？……粘罕以为然”[380]，可见其已经逐渐接受了幽云汉人的说法，不过“自擒天祚之后，为刘彦宗余睹萧庆辈所说，然意尚犹豫”[381]，而后越来越多的汉人加入到游说的行列中来，“会隆庆府义胜军叛，王禀耿守忠追击，其三千人，奔大金国，具言中国虚实。又易州常胜军首领韩民义怨守臣章综，率五百人见粘罕曰：常胜军惟郭药师有报国心，如张令徽刘舜仁之徒因张觉，皆觖望。由是彦宗余睹辈力劝南朝可图，仍不必以众，因粮就兵可也。粘罕于是决意入寇”[382]，足见幽云汉人对金朝的战略决策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其后果令宋朝追悔莫及。
|
|
|
来自： 万纸相传图书馆 > 《血与铁-历史与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