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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vs肿瘤:治病更治人

 3gzylon 2012-03-04
中医vs肿瘤:治病更治人


日期:2012-03-03 作者:叶辰亮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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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片说明:上图为凌昌全和陈凯先为“最佳提问奖”获得者、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科研究生颁奖。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叶辰亮

  • 凌昌全教授说:现代医学与癌症抗争一个多世纪后,正寻求另一种思路—— 中医vs肿瘤:治病更治人

      2月25日下午,上海长海医院副院长、中医肝癌专家凌昌全做客第50期文汇讲堂主讲《中医vs肿瘤:治病更治人》。中科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受邀出任对话嘉宾。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一个长期以来的热门话题。我从三个方面来谈,中西医对肿瘤认识和策略的异同;对中医防治肿瘤认识的几个误区;何为肿瘤治疗的最佳方案。

      

    中西医均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探索克癌,西医在近200年获得重大突破,成为克癌的主力军,中医亦成绩不俗。

      “病人”是中国的专有名词,包括病和人。《说文解字》说“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在古代疾和病不同,疾较轻,病较重。上古时,“病”指身体内部的病变,属内科之病;“疾”则表示人体的刀剑外伤,是外科之病。现代已将疾和病放在一起,不区分内外科。《说文解字》又说“人者,天地之心也”,是万物之灵。“病人”就是万物之灵患上了疾病。这个复合词里,人是主体是重点。

      由于中西医对肿瘤认识角度不同,所以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疗效评估也不同,由此可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首先是对肿瘤的认识。从西医而言,在公元前1600年埃及纸草文上就有关于肿瘤的记载,距今2500年前西方医学之父——希腊人Hippocrates就描述了胃和子宫中的恶性肿瘤,并称之为“Cancer”。之后1000多年中,关于肿瘤本质的认识并没有新的提高;近200年来,西方现代医学对肿瘤的认识迅速发展:19世纪有了化学致癌说,20世纪又提出过病毒致癌说和物理致癌说,上世纪中后期分子肿瘤学更是从DNA损伤、基因突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癌症发生理论和学说。

      我国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殷周甲骨文上就有“瘤”的病名记载,之后的《周礼》上载有“肿疡”,目前在日本、朝鲜和韩国,仍用“肿疡”表示肿瘤。之后1000多年中,中医和西医一样,对肿瘤的认识一度停滞。近100多年随着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以及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我们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对肿瘤认识的进步也称得上是突飞猛进。

      整个认识过程中,中医较偏重于“人”,西医更偏重于“病”。因此治疗、诊断的方法有差异。中医望闻问切,掌握的是整体信息。西医则更多地从肿瘤局部,如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等方面入手,B超、CT、核磁共振、纤维内镜等技术的发展,无疑提高了肿瘤检出率和诊断率,为早防早治、改善患者愈后提供了有效的技术保障。

      

    西医治癌的三大法宝——手术、化疗、放疗正遭遇困惑期,生物基因疗法尚在探索中。全球目光转向中医药。

      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西方现代医学有三大法宝:手术、化疗、放疗,近几十年又增加了生物治疗。但在突破上均遇挑战。

      1809年,美国人Dowell切除了一个重约9.9公斤的卵巢肿瘤,外科手术从此被引入肿瘤治疗。1882年根除乳腺癌,1910年切除脑瘤,1933年切除全肺等,上个世纪,随着乙醚麻醉和外科消毒法的应用,肿瘤治疗以外科手术为主导。但是,目前手术治疗已进入平台期,很难通过手术的进步来提高肿瘤治疗效果,只能随着手术方法改进、器械更新,减少肿瘤手术的部分副作用。

      1865年,Lissauer首次用含亚砷酸成分的砷制剂治疗白血病,成功开辟了化学药物治疗肿瘤的新路径。近20年来,随着各种靶向药物的发现,个别的肿瘤如淋巴瘤、白血病等完全可以通过化疗来根治。

      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1898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不到10年临床就用上了放疗。1940年开始,放疗普及。随着放射医学、影像医学的发展,伽玛刀、立体放疗机和近年来兴起的粒子放疗的应用,很多局限性肿瘤经放疗后可以根治。化疗、放疗对正常细胞有杀伤作用,骨髓抑制、肠道反应等副作用大,“敌我不分”的缺陷限制了其临床的应用。国外一代代新的化疗药物研发出来,临床效果并不见得比以前的药更好,主要是改善了化疗的副作用,疗效是否提高还待循证进一步落实。

      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免疫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肿瘤的免疫治疗,主要是通过一些生物学物质,直接或间接来干预或修饰肿瘤细胞,提高人体免疫细胞活性。1997年,第一个靶向治疗药物Rituximab (利妥昔单抗)在美国上市,一改昔日化、放疗中“敌我不分”的局面,其“精确打击”很好保护了人体。但肿瘤是一个多基因、多靶点、多环节的疾病,所涉及的受体众多,很难用某种单一的药物来根除。所以它终因未触及肿瘤根本病因,始终无法替代传统的三大疗法。

      因此,受对肿瘤认识的角度、认识方法论的影响,西医一系列的治疗手段,走到了一个困惑期或平台期。

      而恶性肿瘤历来是人类的公害。1971年,尼克松总统在美国国会上提出消灭癌症计划。美国人认为,治疗这种恶性疾病的时机已经成熟,应集中物力、财力、人力,用搞核裂变、攀登月球一样的办法来让美国人民为此奋斗。尼克松的目标是20年内消灭癌症。去年很多媒体也都在宣传抗癌战争发起40年,但很少看到战果辉煌的报告,只是一些保守的进步,直白而言是以失败告终,总体形势很悲观。全世界肿瘤发病率不降反升,2030年,全球因癌离世的人数将会是目前的两倍。上海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人罹患肿瘤,死亡率已经达到国际中等水平。

      正是在现代医学与癌症抗争了一个世纪但实际收效并不乐观的大背景下,全世界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地把眼光转向中医药。

      

    中医抗癌在预防、增效减毒、减少复发、提高生命质量上均有西医不具备的长项,整体效果较佳。

      中医药在肿瘤防治上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最大的优势是未病先防,预防肿瘤发生。现代医学对发生机制、靶点研究得非常清楚,但几乎没有一种肿瘤可以用西药或手术方法让其不要发生。已经发现不少肿瘤均有癌前期病变,但不可能用手术切除的方法治疗。根据中医理论,则可以在肿瘤未发生前,通过调补自身正气增强机体抵抗能力来预防癌症;中医有很多方法和药物用于这些方面的临床实践。譬如,我国是肝癌大国,85%病人都是从肝炎、肝硬化发展过来的,西医专家在若干年前一致认为肝硬化是不可逆转的,但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研究证明,中药可以让轻微的肝纤维化逆转。因此,发挥中医药特色,通过治疗肝炎、缓解肝硬化可以明显降低肝癌发生率。在胃癌、肠癌的预防上,中医同样有很大的优势。

      第二是配合放化疗、实现增效减毒。放疗、化疗的毒副作用明显,用中医药能有效减轻毒副作用。按现代西医理论,放疗要做20次,但是相当多的病人做不了10次就受不了脱发、恶心的毒副作用。如果配上中医药,病人放化疗的完成率就会有很大提高,从而使这部分病人获得更好的放化疗效果。

      第三是通过扶正抗癌,减少术后复发。恶性肿瘤术后容易复发转移是全世界抗瘤面临的共同难题。吴孟超院士在多年前就说过“在预防肝癌术后复发和提高中晚期患者生存率方面,中医、西医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先找到有效的药物或方案谁就有优势、谁就领先”。我们长海医院课题组在科技部的支持下,进行了长达5年多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证明服用中药制剂为主的综合方案,小肝癌病人术后复发率能明显降低。

      最后是大家不认为是优势的优势——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对晚期肿瘤病人,西医医院一般都不接收。但是通过服用中药却能使他生存期延长几个月乃至几年,而且费用也不大。成千上万例肝癌、胃癌、肺癌晚期病人都在接受中医药治疗,大量的临床实践结果有力证明了中医药在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独特优势。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医治肿瘤重点在治“人”,力图从气血阴阳、体质症候等综合变化来把握。西医治肿瘤重点在治“病”,单纯追求肿瘤细胞的杀死率,过度强调“斩草除根”。这与中医治疗侧重提高患者生存期,追求“与瘤共存、和谐相处”的目标大相径庭。我把攻克癌症比喻成攀登珠穆拉玛峰,中医是从北面(或南面)开始攀登,西医是从南面(或北面)开始攀登的,气候、地理条件完全不一样,所以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但彼此攻克肿瘤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互相排挤、互相攻击,而应相互借鉴和合作。

      

    中医药疗效无法评估以致中医难以国际化,既是现状,也显示出现行疗效评价标准的不科学,需要从业人员以现代科学方法去钻研机理,加强交流。

      随着国家对中医药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医药可以全面贯穿肿瘤治疗全过程,目前中医治疗肿瘤手段也已多元化,如静脉注射、体外贴敷、局部治疗等。

      现在争议的焦点是中医药抗癌效果无法评价,无法国际化。

      我的看法是中医临床评价主观化,疗效重复性较差,这是一个基本现象。但现代疗效评价标准是不是科学?西医临床医生过度关心肿瘤切没切掉,瘤体小没小,忽视了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近一百年来,中医始终是弱势群体,好在近一二十年,国内外著名肿瘤研究所甚至WHO相关部门都主动提出修改和完善现有肿瘤疗效评价标准,生活质量和主观感受的改善在评估中占比越来越高。

      譬如我们病房有两个病人,一个是弥漫性肝癌,一个是巨块型肝癌,同属晚期肝癌。前者采取介入疗法,后者无法采用介入疗法就吃中药。半年后,介入治疗者的片子让人皆大欢喜,肿瘤明显缩小了;而后者肿瘤丝毫没变,似乎效果很差。但吃中药者天天打太极拳、生活如常,接受介入治疗者则终日卧倒病床、依赖静脉营养维持生命。真正有效者岂不显而易见?

      成果无法国际化,我认为这存在认识上的片面化,需要我们中医在国际交流中逐步采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及时领悟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原理。中医、中药有它成功的科学机理,我们要钻研科技语言之间的转换技巧,中医在肿瘤发生理论上就是癌毒理论,如果你说“吃了药把毒气发出来”,西医能听懂吗?世界人民能听懂吗?但如果你说“服了中药能使癌细胞减少、癌肿块缩小”,大家就能听懂了。又如阴虚,老外肯定搞不懂,但你说有嘴干、身体发热、小便次数多、脸色发黄等一组症状的患者,外国同行肯定听得懂。另外,循证医学的出现给中医临床研究带来了曙光,因为两者都强调要以人体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实验动物或离体组织为研究对象,临床评价效果是改善患者的自觉感受,提高生命质量,而不是实验室检查等中间指标。所以,我想给学习中医药的同行们说一句,我们只要下苦工夫、花大精力,夯实基础、改革创新,推动中医药抗癌研究国际化是完全有可能的。

      

    每个人一生都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患肿瘤,罹患肿瘤首先要镇静,其次去医院和医生共同遵循“中西医结合、实事求是、病人至上”的原则选择治疗方案。

      以人均寿命80岁来计算,四分之一的人类在一生中会患上肿瘤。罹患肿瘤后,当事人和家人第一个选择的是什么?镇静。

      人体内的细胞每时每刻都在更新,DNA复制难免“出错”,导致基因突变,变异细胞中的一部分就会变成前癌细胞。年龄越大,基因突变的几率越高。但肿瘤发生是个漫长的过程,从正常细胞到癌细胞,再到肿瘤,通常需要10-20年时间,甚至更长,癌细胞不会直接危及生命,只会慢慢消耗人体,只有在肿瘤晚期发生合并症如压迫重要器官,广泛转移破坏正常组织时才会置人死地,所以,不必恐惧。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原来作为不治之症的癌症重新定义可治、可控甚至可治愈的慢性病。

      在客观上恶性肿瘤又有三个1/3。1/3是可以预防,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规律,少喝酒、少抽烟等能避免;1/3通过早期发现可治愈;只有1/3是治愈不了的。所以患了肿瘤先要“镇静”。

      第二就是看医生。一开始面临着选什么医院、什么科室、什么医生?三个都搞不清楚会带给肿瘤患者极大痛苦和迷茫,甚至埋怨医院、指责医师不负责任:每个科都只推荐自己的主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病人无所适从!其实这也不完全是医院、医生的过错。首先是科学水平的问题。目前很多肿瘤发生机制尚不清楚,谁也不敢说单纯依靠放、化疗就能治好其次是技术水平的问题。西医的分科越来越细,肿瘤本是一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就意味着下面还有三级学科,还可以再分为例如肿瘤内科、肿瘤外科、放射治疗科、靶向治疗科等等。这样一来医生只接受他们专科的培训,而对肿瘤整体治疗的关注越来越少,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最后才是医生的责任心有待改进。

      我想给大家三句话,肿瘤病人的最佳选择——中西医结合,实事求是,病人至上。医生、患者、患者家属按照这三个原则去选择治疗方案就不会出错或不会出大错。中医、西医各自都要认清彼此的优劣势,互相依赖,不能做任何不科学、不负责任的选择,这是第一个原则;实事求是是指作为医生你要同情病人、了解病人、和病人家属共同商量,当治则治;病人至上,是针对医生而言,要重视中西医相互会诊,多和病人交流,了解整体情况,以便得出最佳方案。

      回到开场白,围绕“病人”,癌症治疗最佳选择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下,临床肿瘤医生应该在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对病灶性质、严重程度以及它的细胞类型进行科学明确分析的基础上,更多地对人体的总体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同时也要尊重患者和家属实际意愿,高度负责,为病人做出“治病更治人”的选择。用中医术语来说,就是让病气下降、人气上升,追求阴阳平衡、和谐相处。

      本版据2月25日第50期文汇讲堂现场演讲速记整理而成。相关信息请登录“文汇网-文汇讲堂频道”http://whjt.

    听众提问


    日期:2012-03-03 作者: 来源:文汇报

    听众提问

      

    中医成才相对时间长、悟性要求高

      中年女听众:5年制毕业的中医学院学生还只能抄方,是不是中医的培养系统有问题?这是否不利于中医的推广?

      凌昌全:虽然都是五年院校教育,但中、西医的人才培养体系不同,培养人才的效率也不同。西医的诊断治疗内容很规范,掌握和应用相对容易。比如明显黄疸、肝功能损伤,“大三阳”等化验结果就能诊断肝炎,学生跟老师看一两个病人就学会了。当然,要有突破与创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医则不同。首先,在5年的教育中,要学会西医的很多东西,真正留下来学中医的时间最多也只有全部的一半左右。其次,中医是宏观的,而非处理局部的问题,要求中医学生的学习面更广,天文地理都要涉及。更重要的是中医的优势体现在临床实践性,这需要积累大量的临床经验。因此,刚毕业的学生只能抄方也就不奇怪了。如果更多的病人愿意并主动找年轻中医看病,多给他们机会积累经验,中医临床再教育的水平就会提高得更快。

      陈凯先:中医的成才时间更长、悟性要求更高,这体现了中医临床的重要性。中医成才的培养方式也值得思考。现在中医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过去不同。过去是心无旁骛,现在的学生思想不是很集中。因此,探索一条新路很重要。我们正在考虑怎样使学生在有一定的医疗经验后,再给予集中的培养和锻炼。

      

    既要懂中医原理也要了解现代医学

      长海医院研究生:现在中医药的研究已深入到细胞学、分子学,是否与中医最早的整体学宏观理论相违背呢?

      凌昌全:中医讲的是整体,人是整体、看病是整体、药是整体。而现代医学讲的是分子和靶点。两者思维重点、研究方法和追求目标都不同,但二者并不矛盾,作为中医药学的学生,要想推动中医药领域的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既要学会中医药的配药原理,同时也要了解现代医药。如果没有这两条腿的话,行走起来会很困难。

      

    既要原汁原味传承,又要探索创新

      主持人刘凝:中医药博大精深,是不是越传统越好?比如有些中医,在自家方圆百把里医治村民,很受欢迎。

      凌昌全:这样的老中医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对中医药的发展推动作用也不够。中医人才培养必须走院校的道路,不能完全依赖师承制。

      陈凯先: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一是如何在当代继承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另一方面是创新。这个问题现实而突出。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走一个模式,应有一部分人着重把健在的老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原汁原味地传承。另外一部分人要探索如何使中医在当代进一步发展,如用现代科学解释中医的内涵,提高中医药的疗效等。

      

    中医诊疗仪器研发已有初步成果

      工程师:西医有很多仪器,中医界是否能向工程界提出研制仪器的任务?使中医与时俱进,既保持传统,又有创新。

      陈凯先:这个想法非常好。上海中医药大学多年来研制的四诊仪,作为中医的诊疗仪器,已经可以应用了。四诊仪可以记录人的脉象和舌象等,并进行综合分析。这个仪器在2010年,曾被“火星500”研究项目所采用,用来监测航天员在模拟航天器内的身体变化状况,保障他们的健康。2011年,科技部还实施了一个中医的诊疗设备研究计划,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初步的成果。

    嘉宾对话


    日期:2012-03-03 作者: 来源:文汇报

    嘉宾对话

      

    中医在肿瘤治疗当中的整体把握作用往往是西医不能完全替代的

      陈凯先:我非常赞同凌教授的观点,中医在肿瘤治疗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在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都是西医的治疗方法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对于这一点社会上普遍认识不足。

      

    西医长于用分析和还原的方法深入追究病因,但对总体的、系统的把握,中医则更加注重

      相对而言,西医以及西方现代科学比较强调分析和还原,讲究追根究底。

      最早的生物学研究从物种和分类开始,逐步深入到个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面。现代医学研究在追究疾病原因方面,分析已扩展到生物大分子、药物受体、细胞因子等。这些研究加深了人类对疾病和生命现象的认识,但光是这种思考方法还缺乏对整体和系统的把握。人体毕竟不是很多细胞的简单累加或堆积,它是由很多的调控机制共同形成的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因此必须从整体出发予以系统研究。正如社会是一个大系统,研究清楚每一个个体的行为特点并不等于就能解决社会层面的问题,人体也一样。在这点上,中医能够很好地弥补西医的不足。与西医治病使用单一化合物不同,中医几千年一直秉持多药材、多成分、多靶点的系统和整体治疗思想,这也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优越之处。

      

    西医对病因单一、病原体清楚的疾病治疗功不可没,但当代许多严重疾病如肿瘤等都是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全身性疾病,中西医结合更佳

      西医对人类健康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过去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是鼠疫、天花、疟疾等大规模传染病,它们的病原体清楚,致病因素也比较单一。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严重健康挑战,无论是癌症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或免疫系统疾病等,其最大不同在于,它们都是复杂疾病,致病因素复杂多样。比如糖尿病,与人的饮食、运动、作息习惯等息息相关;我们不可能像指出疟疾的病原体是疟原虫、肺结核的病原体是结核杆菌一样,去为肿瘤指出一个单一的病原体。

      上海肿瘤研究所的顾健人院士曾说,“谈到胃癌想到胃,谈到肺癌想到肺,谈到肝癌想到肝,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实体瘤虽是发生在某一局部,但实际上却应认识到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针对这些系统性的复杂疾病,西医西药过去“一种疾病、一个靶点、一种药物”的研究思路就往往难以奏效。近年随着基因和基因组学研究的发展,一些人曾认为只要筛选出致癌基因再针对性地研制一种药物,肿瘤这一难题即可攻破,但实际结果和大家的期待差距很大。一些药物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能够很好地抑制某种致癌基因或肿瘤相关基因,但往往一进入整体动物实验,情况就相差很远,运用到人体上效果与运用于动物模型又有差别。所以对于当代面临的复杂疾病,必须要从整体的角度重新思考,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中医自身要做好疗效的科学评价,西方评估中医治疗肿瘤疗效的认识正在转变

      凌昌全:中医治疗肿瘤疗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如何去表达这种疗效才能让西医的同行接受并认可呢?

      陈凯先:我认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怎样看待中医疗效。什么叫肿瘤治疗的疗效,过去重要的判断指标是,如在体外,就要通过实验观察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率;如在体内则看用药后肿瘤缩小的程度。现在看来,把这样的指标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恐怕不科学。肿瘤治疗最基本的目标是要保证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延长病人生存期,提高其生活质量,“与瘤(与癌)共存”已经是医学界共识。从药物筛选角度而言,中医药的作用机理在于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扶正固本,以此限制肿瘤对人体的危害作用,往往并不能直接杀伤肿瘤细胞,使肿瘤缩小。所以对中医治疗肿瘤疗效的评价标准和依据应有新认识、新途径,主要标准应看能否延长病人生存期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第二,要解决好中医疗效评价的科学方法。目前我们提倡的循证医学,即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统计中医药治疗肿瘤给病人带来的好处,如果能够拿出一套严格的符合现代科技统计方法的测试结果,我相信对中医、中药疗效的评价将会更加科学和客观,也更易被民众和国际同行接受。

      美籍华人、耶鲁大学郑永齐教授,在自己多年的药物研究中发现:寻找单个纯化合物,针对某一疾病的靶点发挥效用的经典药物研究模式已不能适应预防和治疗现代复杂疾病的要求。近几年,他成功地开展了用一个经典中药复方——黄芩汤治疗肠癌的研究。为了测试疗效,第一组肠癌病人接受西方国家医院的标准化治疗,即单纯使用西药irinotecan化疗,第二组肠癌患者化疗同时服用黄芩汤。试验结果,第二组病人生存期更长,生活质量更好。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Science的系列子刊上并得到医学界广泛好评。黄芩汤也被美国的FDA接受作为新药进行临床研究。

      上海龙华医院刘嘉湘教授也曾做过一个研究,针对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初治患者,采用多中心、随机平行对照的临床研究,结果证明在化疗同时服用复方中药金复康的患者疗效显著优于单独化疗的患者,研究结果在国际上发表后也得到国外学者广泛认可。

      

    美国FDA已接受复方中药的注册申请,中医药国际化面临良好机遇

      凌昌全:中医药走向国际是必然趋势,对此我们很有信心。但要实现中医药国际化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是要推进中医更好发展,如果我们水平太低,西方是不愿意和我们交流的,正如一个七八岁小孩不愿意带两三岁小孩玩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循证医学的科研方法,提高中医临床科研质量。第二是要突破语言交流障碍。您怎么看?

      陈凯先:中医药国际化肯定不容易,因为中医哲学理念、思维方式跟西方社会的理念和现代科学差别很大,致使中医理论和治疗方法难以被现代社会和西方国家理解和接受,其次语言沟通上也存在障碍。

      长期以来,中医药在国际上推广步履维艰。这种状况现在已有很大改变。变化主要是由需求推动的。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还做不到无所不能。如您刚才所说,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提出过“攻克癌症”的国家计划,但是即便到今天这一目标离实现仍很遥远。近年来,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的研究不断深入,科学界日益感到:针对肿瘤这类复杂疾病的治疗,过去那种单一靶点、线性思维的方式难以适应。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找到一套新的哲学原理和思路。古老的东方智慧正可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启示。2006年,我在法国参加过主题为“东西方医学的汇聚”的中法双边的一个高层次医学论坛,与会的医学界精英们一致认为,未来医学的发展一定要从东方医学中吸取整体、系统的思想。西方科学界的这种认识对于中医药国际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现在,美国FDA对中医药品登记注册也打开了大门,只要能够保证中医药品的安全和质量的稳定可控,美国FDA就允许其登记开展临床试验。前两天,我接待了法国总统的科学大使和法国工程院资深专家,两位学者就是专程来华考察法中医学界如何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中医药国际化正面临时代机遇,虽然困难很多,但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院校培养加师承制,积极探索中医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凌昌全:中医国际化,人才很重要。过去主要靠师承制,1956年后兴起院校教育。您怎么看后继人才培养机制上必须走师承制与院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陈凯先: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更有效的培养方式。院校教育模式固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但要造就大师,目前的培养机制还不太适宜。也许多一些传统的师承制培养会更好。我校提出了“早临床、多临床、多跟师,师带徒”的培养模式,通过多方延请临床名师为学生指导、带教的方式,希望能够有效弥补学校教育中临床实践不足的弊端。

      凌昌全:关于如何协调好师承制和院校教育之间的难题,二军大正在探索中医学八年制教育新模式,一次只招10-20个学生,初步计划是安排他们复旦学2年文科,二军大学3年医学知识,其余3年放到各地拜名老中医为师。希望这一批人将来既有院校教育功底,又有师承制的实践。至于效果如何要等10-15年后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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