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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但这里还是需要指出，即使斯密自己有大量的著作，他的继任者在政治经济学中也是著作颇丰，“看不见的手”这个理论在他的古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后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仍然近乎是一种臆测，直到运用了大量的数理经济学工具和肯尼斯·阿罗、罗拉尔·德布鲁和莱昂内尔·麦肯齐进行了艰深的研究之后，它才最终有了正规的理论框架和证明。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在什么条件下竞争性均衡才是存在和最优的才得到证明。现在，我们知道了，在某些给定的条件下，所有个人追求自己私利的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状态。这就是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也是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猜测的一种正式阐述。这里我应该更加通俗地称这一基本定理为“看不见的手”定理。在这个理论中所用的术语，像竞争和最优，都属于现代经济学的专业词汇，因此有着特殊的技术含义。 这种关于世界的无国界的、无神论的观点，正如斯密的理论所暗示的，动摇了18世纪和19世纪社会思想的根基。它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思想。但正如很多伟大思想的遭遇一样，有些人努力想要颠覆它，有些人则想篡改它流行的解释以便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无论如何，它很快变成了主导观点，并且从此以后，斯密的《国富论》成为了新的正统观点。 就像对待宗教教义一样，很多人都抓住这种正统经济学不放，而没有进一步地思考或试着去质疑它，甚至不愿意读读斯密的著作，因为他们担心书中的假设、托词和各种前提条件（斯密的著作中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可能会淡化他们执着的信仰。斯密的伟大发现逐渐地僵化成了一种死板的和不容置疑的教义，在这儿被称为“斯密神话”。这种“神话”指的并非斯密所写的东西，而是他的著述通常被理解的含义。令人遗憾的是，斯密指出的所有注意和警告都被弃置一边。若被告知“看不见的手”定理并不是如同惯常所知的那样在斯密的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时，大部分没有读过《国富论》的当代经济学家都会感到震惊。斯密更加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中的规模经济和递增回报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意义。实际上，在他书的原始索引中并没有出现“看不见的手”这一条——那是在斯密去世后书籍再版时一个编辑加进去的。 除了斯密，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约翰·麦克库洛赫，对于市场所扮演的角色都采取了一种比传统经济学更加审慎的态度。这些经济学家对政府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对重商主义的攻击，因为他们特别担心政府会被商人阶级所控制，进而只屈从于他们的利益。 尽管有这些“噪音”，传统经济学依然蓬勃发展起来。然而，在19世纪关于工作时间法定规定的争论中，人们可能会对斯密的理论失望了。如果工人愿意每天提供14小时的工作，而企业家们愿意为此付款，政府为什么还要介入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会保证这种“自然状态”是最佳的。如果女人愿意以比男人少的薪酬工作，而公司也愿意在此条件下雇佣男人和女人，政府又何必干预呢？如果穷人愿意作为地主的奴隶为其干活，而地主也觉得可以接受，那么市场是不是应该允许这样的合约产生呢？这些问题不在学术范围内，但却是实际政策和争论的焦点。例如，在1859年，路易斯安那州宣布自愿的奴隶制或所谓的“被保护人主义”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个人被授予成为奴隶的权利。但这个法律是歧视性的，因为它仅仅将这种慷慨的权利赋予了有色人种。 要想将看不见的手定理应用于现实世界，并且加强我们对它的理解，需要在想象力上有个很大的飞跃。这也是出现很多问题的地方。事实上，在经济学中，如果一个人指的是实际经济，他都应该说“现实世界的经济”。如果不这么具体——只是说“经济”，而没有任何定性的形容词——会被认为指的是理论上的、教科书中的经济模型。 很多把理论应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和局限都在前人的文章中有所阐述。首先，最基本的假定“给定一些技术性条件”就经常会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忽略，他们狂热地反对对市场的任何修正，鄙视任何政府干预。但是好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条件的重要性。实际上，把斯密的思想形式化为一种理论的成就之一，就是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结果是不适用的，为了使竞争性均衡成为帕累托最优的，我们具体需要哪些技术性条件。这里我就不再一一重复那些技术性条件了，不过我将详细阐述两个关于将理论过快地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一般性警告。 第一点，看不见的手定理适用的是竞争性经济，在这种经济体中，每个个人都是微小的和无足轻重的，或者经常被称为经济中的“原子”。相反地，如果参与者能够单独地影响到他人的福利——这样的人被称为“战略性参与者”（strategic agents）——这时，这个定理可能就不再适用了。 在20世纪后半叶，这点已经被不断发展的博弈论准确无误地证实了。在经济学的博弈论模型中，个人通常都是战略性参与者，并且个人理性的结果通常都不是社会最优的。囚徒困境是这种观点最著名的说明，但在博弈论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旅游者困境博弈提供了一个类似的结果。莱茵哈德·泽尔腾的连锁商店博弈、罗伯特·罗森塔尔的蜈蚣博弈和其他很多例子都证明了同样的观点。当然，经济学家们都知道这些，很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评论家和保守主义政策的拥护者也都知道这些，然而，他们仍然把大部分的博弈论文献等同于病理学文献对待，坚定不移地认为竞争性市场模型就是神圣不变的。而对于那些意识到除了偏见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这种狂热的经济学家的人来说，主流的观点仍然是，尽管现在我们可能并没有拥有竞争性经济，但它却应是我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追求一个伴有良好设计以促进竞争的反托拉斯政策的自由市场。 另一种向看不见的手定理的政策有用性大泼冷水的批评与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有关。一些经济学界最顶尖的学者认为，帕累托最优在道德层面上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应该追求的目标。换句话说，竞争也可能会让这个国家得到某种道德上不那么有吸引力的结果。一旦这一点被意识到，那么看不见的手定理就失去了一些光芒。很显然，帕累托最优或有效率的结果有时候可能是个惹人厌烦的事。 我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对该定理的批评，而是对保守评论家和罗伯特·索洛所称的“宗教性自由市场主义者”对该理论的误读所进行的批评。我上面指出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一般均衡理论。在竞争性一般均衡分析中，一个经济体究竟达到怎样的帕累托最优或有效率的结果，取决于最初的个人禀赋或者是最初的财富分配状况。正如索洛最近所说的：“所以，自由市场的结果不可能'优于’它最初的财富分配状况。只有在最初的禀赋配置是社会合意的条件下，自由市场的结果才有可能达到社会合意的状态。一个宗教性自由市场主义者喜欢忽略这个限制性条件。一个优秀的学生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提议我们应该拒绝承认帕累托最优是一个充分条件，而应该将它视为一个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当我们觉得一个结果有吸引力或者可以接受时，它必须（在一系列的可选择集合中）是帕累托最优的，尽管它仅仅是帕累托最优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它就是理想的结果。这通常被称为“帕累托相容”福利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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