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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在长篇新作《受活》中，进行了一场野心宏大的语言历险，作为一个在小说领域充分自信的作家，《受活》的完成不仅对作家本人来说意义非凡，而且对于日渐疲软的当代中国小说界而言，更是一种充满刺激性和建设性的力量。在小说《受活》中，作家以超凡的语言能力建构了一个融梦幻和现实图景于一体的想象世界，以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戏剧性凸现为这个世界的核心，并伴于高强度的幽默感和狂欢化叙写，读之，令人感到一种奇崛的流畅，朴素的繁复，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全篇小说的语言形式，对民间语文的采写和方言的再造过程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写作经验，相对于《马桥词典》和《檀香刑》，阎连科对地方方言的运用和开掘更为大胆泼辣，但又不流于苦涩和生硬，而给小说的意义输出造成障碍，这是阎连科对现代汉语写作的新尝试、新注解和新发现，这样的写作也给所谓的“真实性”和“生活性”出了一个大难题，小说在熟悉的寓言外壳和具体活泼的中国经验之间腾挪自如，以汪洋恣肆、极尽夸张的笔态讲述了一个充满血和泪的故事，因之特殊的小说语体贡献，评论界把《受活》称为“一部狂想现实主义的力作”。
小说虚构了一个叫受活庄的地方，这是一个遗世独立、鲜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残疾，视健全者为另类。主人公柳县长异想天开，想用重金购买列宁的遗体以发展旅游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受活庄被柳县长惊喜地发现了，于是，这个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开始了走向外部世界的不归路：村民们组建了绝术团，人人身怀绝技，尽情挥洒才艺，绝术团在柳县长的带领下红遍方圆百里。作者除了在描写绝术团的惊人表演时泼墨如涛之外，还着力塑造了柳县长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心思机敏，敢想敢干，他在考虑到生前荣誉之余，还把更大的梦想寄托在自己的身后。他要把自己埋在列宁纪念堂中，并在棺材上写上“永垂不朽”。小说的故事内容和人物命运都具有明显的荒诞感和扭曲形态，但却和某些我们熟悉的当下社会图景构成了尖锐、复杂而激烈的对话，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连贯的激情，并把激情表现得诗意盎然，野性十足。 《受活》在文体上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在每个章结的结尾都有一个絮言作为补充，这当然让我们想起《史记》和《聊斋志异》的写法，作为一种借用，其生命力是否强盛还值得推敲，但这种结构也包含了阎连科的一个明显的用意，它使读者能够在密度很高的叙述中里稍作停顿或者休息，同时絮语和正文的不同口吻也让读者的阅读心理得到调节，使小说的艺术空间变得更为开阔，另外《受活》里的絮言还带有注解的意思，比如，关于“受活”一词：“受活”是河南方言，方言的指向不是很明确，作家很难用普通话里的某一个词来替代——比如在普通话里“爽”字可能最接近它的意思，另外也有自由、忍耐、苦中作乐的意思。 “乡土精神”与“荒诞意味”，是理解《受活》的两个关键词，当然一部内涵丰富的小说不宜贴上这样简单的标签。当年风靡中国文坛魔幻现实主义之风，其核心也是这样两个词，但移植到中国现场之后，各种具有地域色彩和种族色彩的内容并未被好好消化，作家们似乎满足于在作品中实现一种语言姿态和价值效应。而《受活》的写作开始有意识地纠正这样的错误，在对语言奇迹锲而不舍的同时，更着重对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特殊的中国当代生存和生活现实进行表现，这种融现实与魔幻、民间与现代于一炉的表现样式已经中断了一个时期了，阎连科此次不惜冒险，或许其信心正来源于对中国乡土场景的深切熟稔以及对日渐式危的乡土精神的批判性思索。小说中，作者对中国乡土的深厚感情跃然纸面，另一方面强烈的批判和反思意识更灼人耳目，既植根于乡土，又把自己拉出乡土远距离、高制点地光照，这样极为投入而又能保持距离感的乡土书写，是对鲁迅和沈从文的综合。也是对寻根文学以来的乡土小说的一次超越。 《受活》这部小说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表现力来看，对读者都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我相信，每个读者都能从“受活庄”的奇特命运中窥见祖先的阴影或者自身经历的一些镜像，都能在阎连科强劲的叙述中领悟到小说奇伟的想像力和语言菁华，一向把小说视作第二生命的阎连科，通过《受活》为当代小说界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古老的“有意味的形式”，给阅读者的灵魂以前所未有的摇撼。虽然，《受活》中对苦难、疼痛和生存意义等人类重大命题的思考期待着更多的索解，但我坚信《受活》在不断扩大的阅读接受中必将迎来非同一般的价值刷新。正是基于对《受活》的高度价值确认，出版此书的春风文艺出版社作出了惊人举措：《受活》发行珍藏版的同时公开做出退货承诺：《受活》情节、内容曲折震撼；思想深邃，引人思考；艺术个性鲜明独特；装帧设计新颖别致。以上四条，只要读者购买珍藏版后认为有一条未能达到，即可通过邮局邮寄退货，出版社保证在收到退货后半月内将书款连同邮资退还读者。——这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广告。（石一龙 ） （《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定价：55元。） 来源：中华读书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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