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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宝子碑》，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四〇五年）立。碑文末行有“太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十三字，按太亨年号是桓玄丞相对改元者，因边民消息远隔，实应为义熙元年。此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出土于云南南宁城南七十里扬旗田，扬旗田为爨氏祖先的族地，清咸丰初云南知府邓尔恒修南宁志采访金石时将《爨宝子碑》移置于南宁县城武侯祠，后移至曲靖城内的魁星阁前；1937年在曲靖第一中学建碑亭保护；1989年扩建为博物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于曲靖一中校园爨亭内。 《爨宝子碑》出土的传说 ○ www 清咸丰二年，邓尔恒任南宁（现在的曲靖）知府。有一天，他偶然进入厨房，发现案板上的豆腐块上竟然有字迹，仔细一瞧，居然是史书上所记载的《爨宝子碑》痕迹，深为震惊。因为此碑立在东晋，年代久远，一直不知流落到哪去了。于是赶忙问卖豆腐的人在哪里，厨子说是个越州人。邓尔恒很快就追踪调查到了越州扬旗田。做豆腐的是个农夫，告诉他说，有天吆牛去犁地，突然犁到块石头，把犁尖都犁断了，他用锄头刨出来一看，原来是块碑，就抬了回去做压豆腐的工具。邓尔恒于是打赏了那农夫，把宝碑搬回城里，放置在当时城中的武侯祠里。 ——讲述：刘鸿昌（曲靖老艺人，文化馆退休职工） 《爨宝子碑》全貌 ○ 熊国书 《爨宝子碑》碑质为沙石，碑首为半圆形，出土时有碑额题字，后被当地人喻芳余铲除题跋。碑末有当时爨氏官府的有关官职名称。高5尺4寸，宽1尺8寸（高 《晋故振威痨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又名《爨宝子碑》，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之东晋时期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书刻于太亨四年（太亨无四年，应为义熙元年——公元四○五年），出土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九年）云南南宁县（今称曲靖）城南七十里的扬旗田，咸丰二年（公元一八五二年）知府邓尔恒在原碑石上左下加刻了跋文，并移至县城武侯祠内，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八十多年之历史，现藏在曲靖县第一中学内，并建有碑亭，加以珍护。 《爨宝子碑》出土时，文后没署书家之名，为冠以称谓，便以其墓主爨宝子之名称之为《爨宝子碑》。云南有《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世称“二爨”，因《爨宝子碑》高、宽都小于《爨龙颜碑》，故对称为“小爨”。碑长形，首为半圆，高一九○公分，宽七十一公分，厚二十一公分。碑额五行，行三字，题有“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十五字。中为正文，十三行，行三十字，除五行、十二行、十三行各余空格，全文为三百三十六字。下为官职、姓名，十三行，行四字，共五十二字。全碑文为四百零三字，字径约三公分左右，全碑文字体相同。 《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之际，时建邺（今南京）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云南相距遥远，由于阻隔带来了诸多困扰，故和边陲的少数民族一切往来不够密切，中原文化对其影响不深。是时，江南地区，楷书已是体态婀娜多姿，有玉树临风之誉，而书风尚未传入边陲云南，故存《爨宝子碑》如斯面目。碑文中异体字甚多，其用笔、结构，虽有楷书化倾向，却保留有隶书的特点，它是隶书演变成楷书的过渡字，所以出现了似隶非隶，近楷非楷的型貌，它是用篆、隶之笔法写楷书的雏形。《爨宝子碑》结体、用笔变化多样，聚散有致，体势飞扬，不拘一格，潇洒纵横，刚劲凝重，古朴奇巧，发自天然，康有为曾在其《广艺舟双楫》著述中评论云：“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秦咢生评：“《爨宝子碑》字之美，在造型异于历代楷法。其风格韵味则厚拙中内藏大巧，朴茂处实蕴华腴”。并曾集爨而成《论爨十绝句》遣兴。 吾师秦咢生先生曾从李然先生处借观此册。原物为云南空军学校校长刘毅夫先生所藏，自滇携归赠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先生，李济深先生寿诞，铭枢先生又转赠以贺，后为李然先生所得。李济深先生嗜此书数十年，题识作书都惯用此体。秦咢生先生书艺三绝，爨宝子碑体为其一绝也。此拓本的鸿渐羽仪之“鸿渐”水旁，完整无缺，道兼行苇之“兼”字，抽簪俟驾之“俟”字，春秋廿三之“三”字，穆穆君候之“君”字，在阴嘉禾之“在嘉禾”三字，鸣鸾紫闼之“鸣”字尚未破损，瀣我贞良之“我”字亦清楚能辨，尤其最后威仪之“玉”字完好无损，显为石未缺时所拓。无怪陈铭枢先生在拓本后题有：“此初出土时拓本也”。李济深先生又题：“余所见宝子不下百数十本，都无出此右者，定为初出土拓，信不谬也”。秦咢生先生云：“我酷爱之而所藏拓片及影本，惜都字有残缺。即平时朋友间见示共赏者虽百数十本，亦都不完整，我所见无如之善且精者，断为初出土拓，我亦信谓不谬”。 《爨宝子碑》余亦甚爱之，终日揣摩，久而习得二十八字名“晋石云南论宝子，端庄穆穆佛雍容。康公秦老倡斯道，吾辈相随一脉从。”今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是出版是册以飨读者，书此数行以作后记。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于锲斋 周树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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