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到1945年，德国人一点点地失去了他们的自由。纳粹的
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不起眼，都有很好的解释，都让人无法警觉，不会引起任何“爱国的德国人”的反感，让人没法背离自己的惯常做法，而去反对，去自找麻烦。要
是事情一下子改变了，可能会引起震惊。但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却最终这样地发生了。等到人们终于有一天意识到，却已经太晚了。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同事，一位语言学家说，“自从1933年开始，政府就开始逐渐离开人们，越走越远。只要想想，在这儿，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和
人们之间有那么远的距离。而这距离一直在变得越来越远。你知道，事情并不是让人们接近他们的政府，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真正的民主，或者说加入
民兵，甚至投票。这些和知道谁在掌权其实没多少，或者说完全没有关系。”
“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人们逐渐地，一点一点地，适应了充满令人惊讶举措的统治方式；他们收到秘密作出的决定；他们相信情况如此复杂，因此政府不得不根据那
些人们无法理解的信息作出行动，或者情况如此危险，即使人们无法理解，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这些信息也不能被透露出来。因为人们对希特勒的认同，他们对他
的信任，使得政府可以更容易地远离人们，而让那些本来可能会因此产生忧虑的人们放心。”
“这种分隔，这种政府逐渐远离人们的情况，发生得如此不明显，如此令人无法察觉，每一步都被伪装成（甚至可能是无意地）一个临时的应急举措，或是伴随着真
诚的爱国热忱，或是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而所有这些危机和变革（也是真实的变革）牵扯了人们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他们无法看到在底下的缓慢的变化，政府统
治的过程变得离他们越来越遥远。”
“当我说中高地德语研究是我的生命的时候，你应该会理解我。我关心的都是这些。我是个做学问的，一个专家。然后，突然，我被投入到都是全新的事情里面，整
个大学都被拖到了新的情形里；开小会，开大会，谈话，各种仪式，还有，更可怕的，各种要填写的表格，报告，目录，列表，调查问卷。而在最上面的，是那些以
前从没有过的，或者从没重要过的，而现在必须，或者‘应该’参加的那些活动。当然，那些都是些繁文冗节，可耗费了人全部的精力，超越了那些人们真正该做的
工作。你现在可以理解了，那时候，不去思考那些根本的问题是多么容易。人没有时间。”
我说：“这也是我一个面包师朋友说的，‘人没有时间去想，有那么多事情在等着’。”
“你的面包师朋友说的没错”，我的同事说。“独裁，还有独裁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的程度上转移开了人们的注意力。独裁给那些反正也不希望思考的人们提供
了一个借口来逃避思考。我说的不是你所说的‘一般人’，你的面包师和其他人；请注意，我说的是我的同事们和我自己，学者们。我们的大多数不希望思考根本的
东西，也从未思考过。没有必要。纳粹给了我们些可怕的，根本的事情去想– 我们是正派的人–
让我们为了没完没了的变化和‘危机’忙得团团转并且使得我们如此沉迷于，对，沉迷，于那些外面的和国内的‘国家敌人’的阴谋，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
些正在酝酿和发生中的可怕的事情，一小点一小点地，就进行在我们周围。我猜想，在潜意识里面，我们都很感激。谁喜欢思考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生活根本不可能注意到它– 请相信我–
除非一个人的政治领悟和敏锐比起我们大多数人有机会得到的高出许多。每一步都那么不起眼，那么微不足道，那么合理地被解释，有时候，被‘后悔’，以至于除
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和这整个过程保持着距离，除非一个人理解这整个事情的本质，所有这些‘小措施’，没有‘爱国的德国人’会憎恶的‘小措施’，有一天一定
会导致，一个人不再看到它每天每天都在发展，就像一个农民在他的地里看着他的庄稼。总有一天长得超过他的头顶。”
“如何在普通人中间，即使是受过高度教育的普通人中间，避免这样的事？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明白。自从这些事发生以来我就不断地在反复
回想那一对格言，Principiis obsta 和 Finem respice –
‘拒绝开始’和‘考虑后果’。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后果才能拒绝，甚至意识到，开始。一个人必须要清楚而确定地预见到结果并且了解这将如何进行，一
个普通人，就算他是个超群的人？人们会想事情也许会怎么样。而所有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
“你的‘普通人’，你的纳粹朋友们，原则上不反对纳粹（National
Socialism）。像我这样的才更像是妨碍纳粹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更多（那样说是太夸大了），而是我们更敏感。Niemoller牧师说出了千
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想要说出的话（这些话对于他来说倒是太谦虚了），当纳粹袭击共产党的时候，他有些不安，但是毕竟他不是共产党，于是他什么也没说；然后
他们攻击社会党，他更不安了，但是仍然，他不是社会党，他还是没有做什么；接着是学校，媒体，犹太人，一直下去，他越来越不安，但还是什么也没做。到后
来，他们攻击教会，而他是教会的人，他做了些事– 但已经太晚了。”
“是啊”，我说。
“你看我”，我的同事继续说下去，“一个人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向哪里去。相信我，这是真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都比上次更坏，但只是更坏一小点。你等
着下一次和下一次的下一次。你等着一次令人震惊的，想着其他人，当这震惊到来的时候，会加入你一起来进行某种抵抗。你不想独自行动，即使只是讲话；你不想
‘背离你的常态去惹麻烦’。为什么不？- 嗯，你不习惯这样做。束缚住你的不仅仅是恐惧，害怕独自站出来的恐惧；而且还有现实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面，‘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
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你知道，在法国或者意大利，就会有反对政府的口号涂在墙上或者篱笆上；在德国，在大城市以外都可能没有这些东西。在大学的圈子里面，
在你自己的圈子里面，你和你的同事们私下聊天，其中有些人肯定和你有同感，但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还不算太坏’，‘你看到了’，或者‘你说的倒是蛮吓人
的’。”
“于是你在危言耸听，你说这个会导致那个，可你没法证明。这是开始，没错；但当你还没有看到结果如何的时候，你怎么能确切地知道，即使是猜测到，结果呢？
在一边是你的敌人，法律，政权，纳粹党，在恐吓你。在另外一边，你的同事们嘲笑你杞人忧天，神经质。你只剩下最亲密的一些朋友，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你反
正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可你的朋友现在少得多了。有些人去了别的地方，有些沉浸在他们的工作里。你在开会或者聚会的时候，不再看到像以前那么多朋友。私下的圈子变得更小了，小
的组织参加的人数在变少，而这些小组织自己也在消失。现在，在你的老朋友们的聚会中，你感到你在和自己说话，你在脱离现实世界，这让你的自信心削弱，让你
更不能去– 做什么？很明显，在所有时候，如果你要做任何事，你得创造出一个时机来做，而那样做你会很显然是个找麻烦的人。所以你就等，然后再等。”
“可是那个令人震惊的时刻，那个千千万万人会和你一起的时刻，从来没有到来过。这才是困难之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并且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最轻
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进行了的话，那么几千，对，几百万人，都会足够地被震惊–
如果我们假设，在1943年发生的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事情是发生在1933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贴‘德国人商铺’标签之后马上发生的。可是当然事情
不是这样的。在这两件事之间有几百个小步骤发生，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惊到。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那么多，
而且，你没有在进行步骤B的时候拍案而起，那你干嘛在步骤C这样做？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于是有一天，太晚了，你的信条，如果你曾经感受到过，全都涌了上来。这种自我欺骗的重担变得如此沉重，一个小小的事情就会把你压垮。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
是我的儿子，才比一个婴儿大不了多少，说‘犹太猪猡’。你就会看到所有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改变了，就在你的鼻子下面改变了。你所生活的世界，你的国
家，人民，完全不再是你出生的时候的那个样子。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房子，商店，工作，吃饭，访问，音乐会，电影院，假期，都还在那里，都还一点没有变，想
让你安心。可精神上的东西，那些你从没注意到的，因为你犯了一生的错误用形式上的东西来识别的精神上的东西，全都变了。你现在生活在一个仇恨和恐惧的世界
里，而那些仇恨和恐惧的人们，他们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当每个人都变了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改变了。你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系统里，统治不再有任何义务，
即使是对上帝。这个系统自己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为了维系自己，它不得不这样一路走下去。”
“你几乎自己这样一路下来。生活是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串动作和事件。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你一起，而你这边完全不费任何
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你活着，你每天都活得更舒服些，有新的道德观，新的信条。你已经接受了你五年前，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那些你的父辈，即使
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突然间，一下子全来了。你看清了你变成了什么，你做的那些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你没有做的那些事（因为对我们大多数人的要求就是：什么也别做）。你想起
来早先的时候在大学里你的系里面开的那些会上，如果一个人站起来，其他人也会站起来，也许，但是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一小件事，雇这个人还是那个人，而你雇
了这个而不是那个。你现在想起来了每件事，你的心碎了。太晚了。你已经妥协到了无法回复的地步”。
“然后怎样？你可能得自杀。有些人这样做了。或者‘调整’你的信条。很多人这样做，而且很多人在我看来做成功了；可我没有。要不然就学会在羞愧中度过余
生。在那种环境下，这最后一种方式可能已经算是最接近英雄主义的了：羞愧。很多德国人变成了这种可怜的英雄，我猜，比大家知道的或者屑于了解的还要多很
多。”
我什么也没说。我也想不到能说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同事继续说下去，“有个在Leipzig的人，一个法官。他不是纳粹，除了在表面上，但他肯定也不是个反纳粹。他只是–
一个法官。在42或者43年，我记得是43年初，一个犹太人在他那里因为一个只是由于凑巧牵扯到一个雅利安人妇女的案子而受审。这就成了一个‘民族伤
害’，是纳粹党特别期望严惩的。在这个案子里，这个法官倒是有权给这个人定个‘普通’罪而把他送进一个一般监狱服很长时间刑，从而使他免于被纳粹党‘处
理’，而那意味着集中营，或者更可能的，流放和死亡。但是在这个法官的眼中，这个人没有犯‘普通’罪，于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法官，他宣告这个人无罪。当
然，这个犹太人一离开法院，就被纳粹抓去了。”
“那个法官呢？”
“哦，对了，那个法官。他没法从良心上原谅自己–
别忘了，在这个案子里他宣告了一个无辜的人无罪。他觉得他应该给这个人定罪而使得他免于被纳粹党那边抓走，可他怎么能给一个无辜的人定罪呢？这件事让他良
心上越来越难受，于是他开始说这件事，先是和他的家里人，然后是他的朋友们，然后是熟人。（我就是这么听到这件事的。）在44年的政变后，他们逮捕了他。
在那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我什么也没说。
“一旦战争开始”，我的同事继续说，“抗拒，抗议，批评，抱怨，都会有几倍的可能会招致最严重的惩罚。仅仅是不够积极，或者在公众面前没有表现得很积极，
就是‘失败主义’。你可以想象他们肯定准备了个单子，列着那些他们胜利了之后准备‘对付’的人。戈贝尔在这里又一次很精明。他不停地保证要进行一个‘胜利
狂欢’，来‘照顾’那些自以为他们的‘叛国态度’能逃脱别人注意的人。他确实不是随便说的；这可不仅仅是宣传。这就足以让人打消任何不确定的念头了。”
“一旦战争开始，政府可以做任何‘必须’的事情来赢得战争；所以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可是纳粹，即使是纳粹，都一直在说可还从来没敢‘解
决’的，直到战争和它的‘须要’给了他们这样的认识，他们可以动手了。国外的人们以为那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可以帮助犹太人，可他们错了。在德国，那些在战
争开始后还在想着抱怨，抗议，反抗的人，在赌德国输掉这场战争。这个赌博可要等好久。没有多少人赌到了最后。”
注：本文摘自《他们还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 德国人在1933至1945年》，作者 Milton Mayer，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5年，1966年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