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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和刘邦两人，无论是理想，还是豪气，其实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秦始皇南巡楚时，项羽指其对叔父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之！ 刘邦服役咸阳时，见秦始皇车驾，也曾感慨地说：大丈夫生当如此！ 垓下被围、四面楚歌之时，项羽歌兮，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刘邦晚年返回故乡，与父老弟子饮酒，席间做《大风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但是，项羽和刘邦之间的差异更多： 项羽自信、所以自负，以致刚愎自用；项羽骁勇善战，所以自矜功伐，以致迷信武力；项羽不懂得用人之道，不善于用人，似乎也不屑于用人，太以自我为中心…… 刘邦不擅长行兵打仗，有想法但是又对自己缺少信心，似乎也缺少主见，很多时候全靠谋士出谋划策，所以在他需要的时候，他懂得如何笼络人才，为自己所用…… 似乎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异，所以也才有了刘邦胜出而项羽惨败的历史发展轨迹。 但是，这样的认知显然太流于一般，并没有真正把握这两个人的性格核心，也就无法分析两人成败的真正原因，更无助于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分析。 其实，后来大多数人对项羽的认知都不及司马迁对项羽的认知，更遑谈超越！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有如此评语：（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言辞之间似乎多有批评，然通读《项羽本纪》，其实这种看似激烈的批评更多是一种沉痛的惋惜。 在整个《史记》中，司马迁只对两个人称其字而未直呼其名，其一是屈原，另外一个便是项羽。足见司马迁心里对二人的敬重。 当然，对屈原的敬重很容易理解。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命运和司马迁极为相似，而且他从屈原那里汲取了那种坚守理想、“九死未悔”的精神力量，所以司马迁理解屈原，并进而敬重屈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对项羽的这种态度，似乎让人难以理解。项羽乃一介武夫，以骁勇善战名闻诸侯，最后却兵败被杀，和司马迁的人生经历简直大相径庭，那么司马迁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如此敬重项羽呢？不仅称其字而不直呼其名，并且把他和帝王并列。 显然，司马迁在项羽身上看到了一些特别的闪光点，而且是一些难能可贵的闪光点，让自己对项羽心存敬意。其实，比较项羽和刘邦二人，他们两人有一些更为深刻的性格和文化差异：项羽光明磊落，刘邦阴险狡诈；项羽宁折不屈，刘邦能屈能伸；项羽不会玩弄权术，甚至不屑于玩弄权术，刘邦工于心计，善于玩弄权术。 当这样两个人相遇的时候，胜负其实已定，项羽不可能玩过刘邦，项羽对刘邦几乎没有设防，而刘邦处处算计项羽，从“鸿门宴”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再到“四面楚歌”，项羽就败在了刘邦集团的暗箭之下。项羽和刘邦的角斗，事实上是两种品质之间的较量，一种优秀的品质和一种无赖的品质之间的较量，结果是注定的，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下，英雄往往斗不过无赖。难怪乎项羽在失败之际要慨叹：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项羽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不是能力和品德的顺淘汰，而是能力和品德的逆淘汰：谁更阴险，谁更无耻，谁更善于玩弄权谋，谁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们便看到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权力斗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黑暗；而在历史舞台上前赴后继粉墨登场的角色，一个比一个心黑，一个比一个脸皮厚。中国的政治学，其实就是一部厚黑学。 项羽是可悲的，但也是可爱的；正因为可爱，所以才导致了他的悲剧；正因为可爱，所以他的悲剧就更值得人们同情！ 司马迁看到项羽的可爱，所以才对他心存敬重，对他的失败倍感惋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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