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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书劫 书人书事 / 张明杰 3·11日本大地震，转眼已过去一年。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遭受考验的不仅是人的命运，无数历经岁月、被辛苦保存下来的珍贵书籍，也会毁于一旦，从此绝迹。日本是地震频发的国家，也是自古就珍惜书籍文物的国家。有关地震与图书这个话题，留下了许多遗憾，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去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我时常惦记的是一家图书馆，即坐落于震灾地区的福岛县立图书馆。准确地说，担心的是该图书馆内的一个小文库，名曰“佐藤文库”。它是以战争关系文献为主的独特文库，是当地名叫佐藤传吉（1887-1967）的商人花费六十余年心血苦心收集起来的。 该文库尤以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方面的资料最为丰富，囊括了与军事、战争有关的各种书籍、报刊、书信、文件、图片等，计1.3万余种，甚至包括一些珍贵抄本、底稿等。如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撰写的《日清战史》稿本。它是后来正式出版的、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的修改稿。直至1994年，日本学者中塚明目睹了该稿本后，将两者加以查对，发现正式出版物上有不少删节和篡改，尤其是对占领朝鲜王宫等事实记录做过改写和编造，于是著书（《辨明历史之伪造——战史中消失的日军“朝鲜王宫占领”》）披露，从而揭穿了一段伪造的历史。由此一例，亦可推知该文库所藏资料之价值。据说，二战前后，日本陆、海军部及防卫大学等都曾希望获得这批资料，但均遭收藏者拒绝。后根据藏者意愿，全部移交并捐赠给福岛县立图书馆。 震灾发生月余后，我从家居福岛的日本友人处获悉，该图书馆只是部分遭受轻灾，暂时关闭数月，文库内资料似无损失，这才放下心来。 日本古来无文字、书契，后自中国传来汉字书籍，遂开辟其文字记录之历史。或许与此不无关系，日本向来珍惜文字书物，更重视其保存流传。加之，历史上既无我国频发的革命，又少有外寇侵袭，客观上利于书籍文物的保存。大凡来日本访书、访学者，无不惊叹或赞羡其书籍文物保存之丰、之好。然而，如同事物总有其两面一样，日本的书籍保存也有一大天敌，那就是地震。一直以来，无数图书古籍总难逃地震之厄运。 历史上久远的不说，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就使无数珍贵书籍毁于一旦。这里仅以一所大学和一家个人书铺为例，便不难想象当时书籍罹灾之惨状。创设于1877年的东京大学，其前身为江户时代幕府设立的开成所及医学所，大学图书馆及各学部图书室等藏书浩瀚，珍籍众多，自不待言。地震首先引发藏有化学药品的工学及医学部的一些实验室起火，伴随强劲的南风，火势迅速蔓延至图书馆，接着文学部本馆、法文学部研究室、八角讲堂、法学及经济学部事务所等，全部被烧毁。图书馆及文学部等图书室内约50万册图书瞬间化为灰烬。据震灾半年前的统计，东大的藏书约75万册，可知其三分之二皆被焚毁。 其中，仅来自中国的贵重书籍就难计其数，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9995册。据说为雍正朝版本，插图尤为精美，是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特命手下从清朝订购来的。原藏于旧幕府的枫山文库，后依明治天皇意旨，由宫内省调配给东京大学。另外，藏文《大藏经》350册、蒙文《大藏经》106册、满文《大藏经》约150册，虽不是整套，亦弥足珍贵，皆化为乌有。尤其是藏文《大藏经》，原藏于北京安定门外藏传佛教寺院黄寺，在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际，时为日陆军翻译的东本愿寺僧侣寺本婉雅，经精心策划和百般活动，乘混乱局势，赢得庆亲王、醇亲王、尚书那桐等人的信任，将黄寺的藏文《大藏经》以及资福寺的另套《大藏经》搞到手。后将这些经卷装入特制的百余只木箱，利用军方运输船运往日本。关于寺本婉雅的在华活动及《大藏经》入手经过，可详见其本人的《蒙藏旅日记》或秦永章著《日本涉藏史》。 黄寺的《大藏经》献给了皇室，另一套寄赠给了真宗大学（今大谷大学）图书馆。献给皇室的《大藏经》，据寺本婉雅本人记述，为绀纸金泥的《甘珠尔》和万历版《甘珠尔》朱印本及其他经卷写本。另据史学家砺波护讲，为明万历年间据永乐版重印的《甘珠尔》。这些经卷后由宫内省长期出借给东京大学图书馆。本为藏传佛教名寺镇家之宝的贵重典籍，不料，却毁于异国震灾。悲哉！ 原位于文京区本乡的文求堂，1901年开业，是一家以专营中国书籍文物而闻名的书肆。店主田中庆太郎（1880-1951）不仅经营有方，而且是一位眼力与学识俱高的学者，尤其精通古籍版本，与罗振玉、郭沫若、内藤湖南、高罗佩等交往颇深。清末民初时，他往还于中国与日本之间，还在北京购置房舍，常年坐地收购善本古籍或书画。因此，东京的店铺总是充满了各种中国古籍和部分珍贵字画，其中有不少宋元版书籍。然而，这些书籍字画在关东大地震时也都付之一炬。其中，包括敦煌石室六朝写本《抱朴子》、敦煌本《天龙八部图》等稀世珍品。日本敦煌学研究之发达，为举世公认，但最早亲眼目睹敦煌古书古画的，不是京都的敦煌学者，而是田中庆太郎。伯希和携敦煌遗物至北京时，田中捷足先登，上门造访并观赏了其所带的敦煌宝物。后又介绍罗振玉等前往观看，并先后与罗氏将此消息和书物照片传给京都的内藤湖南，致使中日学界为此大发现而深感震惊。因此，在述及中日敦煌学史时，田中也是不应忽视的人物。 文求堂在震灾中蒙受的损失无法估量，因为当时店内展销和库存的，多为不易售出的高价古书或字画。不过，以此为转机，田中放弃收购古籍，而改为白话教科书的经营，并在短期内收到良好效益。 震灾毁坏的房屋建筑等会很快重建，但焚毁的书籍资料却很难复原，有些甚至再也无法看到了。因此，如何保护书籍，使其免受地震灾害，成为日本各界的一大课题。尤其是个人藏书，从诸多条件来看，比起公共图书馆来，危险系数要大得多。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后，已故华侨陈德胜多年收集的中日现代史料万余种，经其遗族之手捐赠给滋贺县立大学图书馆，现作为“陈氏收藏品”而公开。著名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居神户），也将其大量藏书捐献给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这种个人藏书能够走向社会，为公众服务，实为幸事。遗憾的是，在当今日本，能够接受个人藏书的公共机构或单位还极少。 书籍的命运或许会永远令人担忧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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