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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再造和自我的认可
“大家看到今天早上很多人穿着西装笔挺，但是我没有，我想给对话留一些自由的空间。”来自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的主持人吴必虎主任用一句调侃幽默的话开始了第一版块的论坛——“焦作与栾川模式能否复制”。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副司长高舜礼同志，中国旅游报社代总编辑、高级编辑邵春、河南省焦作市旅游局局长许长仁、洛阳市旅游局副局长孙小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锋博士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邹统钎教授作为论坛嘉宾参与了讨论。
河南省焦作市原先是发展重工业的煤炭城市，当面临煤炭资源枯竭时，当地政府毅然决定发展旅游业，几年内一跃发展成为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于是旅游界的专家学者称之为“焦作现象”，近来“焦作现象”受到了全国旅游界的高度关注。此后河南的另一城市栾川也以旅游开发为龙头，形成了第三产业发展的栾川经济发展新格局，由此创造了“栾川模式”，对于这两个都因旅游而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城市模式，到场的嘉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焦作现象”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河南省焦作市旅游局局长许长仁阐述了焦作现象的内涵，他认为最初的焦作旅游是发展速度、经济效益和竞争精神，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它开始有了引领功能，是一种市场运作和标准效应。虽然在旅游界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但能否复制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基本情况和环境资源存在很大差异的，复制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的。
紧接着另一个县级城市发展神话的缔造者——“栾川模式”的创始人洛阳市旅游局副局长孙小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先回顾了栾川模式发展的历程：99年还是国家贫困县的栾川经济极度困难，县里和全党提出了“大抓旅，抓大旅”的方针，从此栾川旅游走向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产业规模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栾川模式”的成功之道在于“党政主导，国民参与，市场化运作，产业化运作”。对于能否复制“栾川模式”，他指出“栾川旅游是贫困地区发展旅游走出的一条路子”，只要有旅游资源是可以发展这种模式的。旅游是拉动性强，带动效益活的产业，在讲话的最后他希望“用自己的实力把产业做大做强”，才能使旅游业真正走向社会。
第三位出场的论坛嘉宾是中国旅游报社代总编辑邵春主编。他首先从高端的角度解析焦作现象：通俗地说，它是一个关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委如何摆好旅游业位置的问题。其它各级政府只有像焦作政府这样有魄力把旅游业放在产业群、产业链当中的最重要的位置去抓，其旅游业才有可能大踏步前进。 焦作现象不仅是政府党委把旅游放在重要位置上的一个典型，还是敢于抓市场、对市场敢于投入的一个典型，更是市场运作的典型，在政府大力度全方位策略指导下使焦作经验从量型向效益型发展。栾川政府和人民用四五年时间创造了一个神话，GDP从01年全省118个县市名列91位增长到05年第5位。 谈到旅游业发展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落实，即产业层面对旅游业的定位，行业层面对旅游业的关注，第二个层面叫做行业层面及企业参与层面要素配置及综合协调问题。总的来说，邵主编认为焦作栾川模式大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锋博士曾同时参加宁波经验、焦作现象和栾川模式三种优秀模式工作的开展，高度概括了焦作现象和栾川模式的共同点：第一，它们是资源型的城市，成功通过了旅游业来实现转型的一种先进模式；第二，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把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全民参与的有机结合起来，来实现一个旅游业的快速飞跃式的发展一种先进模式。第三，它是旅游业通过一定阶段发展后，又提出从过去的投资驱动转向质量服务驱动。 针对这两种模式和现象，刘博士认为我们应该真正关注的是两方面的内容：可借鉴性和可持续性。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复制这两种模式，旅游业最强调的是创新、创意，在这个方面我们只能去借鉴和学习它的核心的精髓。共性的内容是可以去借鉴和复制的，但个性的内容，我们是要去因地、因时、因人去制宜的。 另一方面，焦作的旅游资源和栾川的旅游资源在全国它并不是最一流的，只能说是准一流的旅游资源，但是它做成了超一流的旅游产品和超一流的旅游品牌。我觉得其模式缔造者和实际践行者的勇气和智慧是特别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我校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邹统钎教授，作为本次论坛中唯一一位持相反意见的嘉宾，他的出场为版块一的学术碰撞增添了火花。
邹教授首先指出，焦作栾川模式是一种非常典型、大众的开发模式，其世界地质公园的人流控制方法，对自然景观也好，对地质环境保护，对游客体验上等多个方面都不值得借鉴。而且两地区的所有硬件设施都是超大型的，也不适合在全国去推广。邹教授认为，焦作现象在形成过程中过多依靠了大规模营销的手段，不适合别的地方尤其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来推广。邹教授并不提倡复制焦作栾川这种政府指导下的错位的主导模式，各级官员应该各司其职，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错位、越位的政府主导是不符合现代科学发展观，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听完几位嘉宾各抒己见后，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副司长高舜礼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焦作栾川模式之所以能得到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它们发展旅游业在较短时间里快速成功”。焦作现象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实行产业转型，培育接续性产业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目前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和贫困城市还有很多，它为广大贫困县树立了很好的典型。然而不能因此“标准化”地复制焦作栾川模式，而应该借鉴它“走出了一条创新型的政府主导发展旅游的路子”，真正要宣传的经验在于两种模式都将政府主导与市场结合起来，“重点考虑政府主导前提下，怎么样充分的发挥市场配置”，而不是“沿用传统思考方式”。 此外，高副司长指出，要学到真正的经验，应避免表面化，更要看中整个发展机制环境。他举了云南修建支线机场，但未必适用于山东和贵州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要根据自己的环境才能全面的理解好这个经验，进而真正借鉴经验。
此后两位点评嘉宾作了精彩的点评。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田里教授总结了四点感想。1、焦作现象不能复制，因为旅游是非常个性化的，是不能复制；2、焦作和栾川它给人一种启示，给人一种信心，它表明了给了资源耗尽型城市也能良好发展；此外政府扮演的角色很有限，经济发展规律才是最有力的力量；3、这种模式体现了一个新的旅游业态，即把旅游产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地产开发和服务业和扶贫、就业一体化；4、它们栾川和焦作给人们带来更深刻的东西是带来一个面临绝境城市的信心的再造，自我的认同。 我校旅游管理学院李宏副教授点评时指出，焦作和栾川的发展有区别，焦作是一个资源枯竭型的城市，旅游业使它产业转型，但栾川是靠“旅游强县”；2、两个地方又都是政府主导，但由于政府换届，无法保证它的连续性，因此需要有科学的规划。然后李副教授从营销学的角度分析了两种模式各自的特点。
论坛的观众提问环节活跃了论坛的现场气氛。二外旅游管理学院的一名07级新生在比较了自己家乡旅游业发展情况与焦作模式的诸多相似之处后，向邵春主编询问了进一步开发家乡旅游市场的方法。邵主编在回答中指出市场经济这种机制、政策都要从政府做起，所以政府和党委的作用是非常的重要，虽然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但独立发展的时间和方式但是需要深入思考和分析的。此外邵春还指出，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焦作栾川模式也不例外，只有多给政府提出一些意见，才能不断取得进步，所以它非常欢迎来自各方的反馈意见。河南大学的一位老师询问了关于如何使焦作现象和栾川模式进一步适应国内国际旅游的发展，如何使河南的旅游发展走向世界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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