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古代兵学为当代军事文化提供历史智慧

黄朴民：古代兵学为当代军事文化提供历史智慧--中国共产党新闻

中国“兵学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涉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多个层面。兵学文化的主体应该是与军事实践共生互动的战争观念、治军原则、战略原理、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哲理深刻的兵书。其他文献典籍还有《尚书》、《周易》、《诗经》、《周礼》等中华元典，其中有与军事相关的内容；《墨子》、《孟子》、《老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所载历代学者、思想家的论兵文辞；史书、类书、政书、丛书中的言兵之作；唐、宋、元、明、清诸多文集中有关军事的论述，“汉中对”、“隆中对”、“雪夜对”等由史籍所载的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军事言行。它们与专门的兵书著作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的瑰丽宝库。 　　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在战争观上主张文事武备并重，提倡慎战善战，强调义兵必胜，有备无患，坚持以战止战，反对穷兵黩武。反映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文武并用。在治军思想方面，提倡“令文齐武”，礼法互补。主张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分明，恩威兼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明，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后勤保障上，提倡积财聚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兵役思想上，坚持兵民结合，因势改制等。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理论是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主体和精华，它的核心是先计后战，全胜为上，灵活用兵，因敌制胜。一些有关的命题，诸如知彼知己、因势定策、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等，都是围绕着“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这一根本宗旨而提出和展开的。 　　在哲学思想上，古代兵家具有丰富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成分。这首先表现为它能够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军事问题。《孙子兵法》讲“道”、“天”、“地”、“将”、“法”等“五事”，就是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将政治、军事、天时地利条件、法制建设、人才拔擢任用等各种因素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考虑。此外，兵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奇正”、“虚实”、“宽严”、“主客”、“攻守”、“形势”、“速拙”、“迂直”等，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存在。无“虚”即无“实”，无“奇”即无“正”，无“主”即无“客”，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不仅对立的事物具有统一性，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不同倾向间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用兵打仗本身就包含“利”与“害”的两种倾向，“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必须辩证对待利害关系，见利思害，见害思利：“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其次，表现为它对事物转化上“节”与“度”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即要清醒地观察分析形势，掌握事物变化的临界点，不要做过头，也不要做不到，顺境之中不忘乎所以，逆境之中不灰心丧气，尽最大努力，使事物的变化向有利于己的方面发展。用兵打仗讲求变化，追求“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理想境界。在作战指导上，既强调“常法”，又提倡“变法”，主张“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若夫离法而合法”。 　　再次，以事物发展普遍属性的立场、观点，看待军事斗争的变化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正确的主观指导。兵家的思维方法是辩证的，更是能动的，充满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既承认“胜可知，而不可为也”，又积极创造条件，去克敌制胜，所谓“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今天我们建设先进军事文化，起点与目标远远超越了古代兵学文化的理念与实践。然而，从另一角度考察，两者也有一定联系。古代兵学文化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构建先进军事文化的现成答案，但它可以提供历史智慧，现实参照。如古代用兵“唯民是保”、“上下同欲”等基本宗旨，无疑可成为今天构建先进军事文化的有益启示；古代兵学关于“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止戈为武”的理想境界描述，显然可作为我们今天发展军事实力、建设强大国防、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参照；古代兵学关于“以治为胜”、“制必先定”、“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管理原则，可成为我们从事军事改革、加强军队管理、更好履行人民军队职责的逻辑思路；古代兵学关于军事斗争“因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规律，理应成为今天建设先进军事文化时牢牢把握主动权、积极面对挑战的思想借鉴；古代兵学文化关于“杂于利害”、“以迂为直”的辩证思维观念，可成为我们今天提升工作效率的积极思想方法。继承和借鉴古代兵学文化的合理内容与精华成分，乃是今天建设先进军事文化过程中一件富有意义的工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

（责任编辑：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