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书法的历史地位及贡献

2012-03-14  潢川南城人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字要写得好,就得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贴,贴中要发挥。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 说毛泽东是一位大书法家,一点也没有阿谀或贬低他的意思。在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再像文革时期一样去搞个人崇拜那一套,也不想因为某种原因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恰恰相反,今天,历史给了我们讲真话的权力和机会,我们理应珍惜,从历史、艺术的角度,给毛泽东的书法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说毛泽东是一位大书法家,是有充分根据的。首先,书法艺术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早在韶山读书时,毛泽东就十分注重书法学习。在很多回忆文章和毛泽东书法专论中,都有毛泽东从小就学习书法的确凿记载。    

    可以说,毛泽东从小就喜欢学习书法是毛泽东书法研究上的公论。此外,我们还能从毛泽东早期的墨迹中看出他从小就曾经刻苦练习过书法。我们从现存比较早的毛泽东墨迹中挑选出几幅,从中就完全可以看出他少年时代学习书法的认真态度。一幅是写于1908年的还书条(2)、一幅是写于19126月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3)、一幅是写于191557的《在明耻录上的题词》(4)。毛泽东生于18931226,屈指算来,这些墨迹已经显出了颜体或者魏碑的意味了,形成这中书法风貌是需要经过一个时期认真的练习的.在青少年时期就能显示出这样好的书法功底,说明毛泽东的书法练习从很小时就已经开始。

    毛泽东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以后,一直处于党的中枢位置,一直处于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日理万机,闲暇如金。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书法的学习和追求。在一些革命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因为他的字写得好,所以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受命任书记”(不是党的总书记,只是负记录之责)。董志英编的《毛泽东轶事》中记载这样几则毛泽东热爱书法的故事:一则是,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贺子珍和她的父亲知道他喜欢书法,平时爱用毛笔起草文件、书写文稿,便经常帮助他购买笔墨稿纸……毛泽东对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特别爱护和珍惜,每次用完毛笔都把它洗好,插入笔套。他曾经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婚时,用江西产的整幅蓝土布,为毛泽东缝制了一只独特的挎包。挎包上设计、缝制了大小多层口袋,专门装毛泽东的文房四宝,很适用。毛泽东见了非常高兴。,此后,这只挎包装着毛泽东的文房四宝,跟随他南北转战。红军时期,毛泽东所处的环境是非常艰苦、恶劣的,有时挨饿,有时生病,甚至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毛泽东一有空,就从这只独特的挎包中取出文房四宝,练习书法。另一则是,毛泽东在红军长征的路上偶见书法艺术作品,就像见到久违的朋友一样,止不住流露出关切、热爱之情。他率部经过娄山关,见到一块刻着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石碑,他端详良久,情不自禁地向红军战士解释这个碑刻的作用,并赞扬它说,这三个字写得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字刻得也好,匠心独用,惟妙惟肖。一边说着,他还一边反复用手在字迹上临摹。在经过广东与江西交界的梅岭关时,他也有过与此类似的举止。毛泽东率领部队行军打仗,常路过一些庙宇,一有空,毛泽东便进去观赏碑文,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的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宝库,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研究。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书法艺术是何等热爱。

    据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193012月中旬的一天,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自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的大意是:要在审讯AB(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隋就好办丁。彭德怀识破了这封伪造的信件,并采取措施,粉碎了敌人冒充毛泽东手迹挑拨离间的阴谋。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水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彭德怀这一段珍贵的回忆,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时毛泽东的字已经自成一体,或者说他的字已经有了较为强烈的个人风貌,并且已经有人摹仿。

    在李树庭著的《毛泽东书法艺术》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在延安,毛泽东得到~套晋唐小楷,这一套法帖成了他的至宝,他一直带在身边,时常批阅。 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陈秉忱回忆说: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

    王鹤滨著的《行草书圣毛泽东》中,讲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1947年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就在陕北转战中,当时在中共中央门诊部当医生的王鹤滨,到杨家沟扶风寨毛泽东的住处为他检查身体。他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的石桌上,看到了毛泽东为了接待来客而刚刚放下的于右任著的《标准草书》。在那么紧张的战争状态下,毛泽东还在读帖。

    解放以后,毛泽东相对的空余时间多了,他对书法的学习、创作的时间也相应多了一些。据陈秉忱回忆:“194912月他赴苏联访问,在他随身所带的书中就有《三希堂法帖》。1955年开始,(毛泽东)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间,所存拓本及影印本碑帖约有六百多种,(毛泽东)看过的也有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奉书帖,则是时常批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原句如此,似应是:注意学习规范的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等帖这一段话可以从毛泽东身边的另一个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得到证实。据毛泽东的秘书逄先知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回忆,19591023,毛泽东外出前,指定要带一批书籍,其中就有字帖和字画

    毛泽东不仅自己如此地喜欢读帖练字,据《毛泽东轶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书籍记载,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秘书田家英、周小舟等也都十分喜欢书法,并且都能写得一手好字。周小舟还特别喜欢临习毛泽东的书体,就是江青摹仿起毛泽东的字体来也能以假乱真。他是否在选择妻子、秘书时特意提出以爱好书法为择人标准,还是这些人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生活受到他的影响而爱好上书法,现在都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体味出毛泽东对艺术的钟情。

    以上这些只是散见于各种书籍中关于毛泽东学习书法的部分记载。1985年,我参观中南海毛泽东菊香书屋旧居,亲眼看见他那宽大的床铺上堆放着半床的书,其中就有字帖。这些可信的记载和亲眼所见,证明毛泽东对书法的爱好是多么强烈。书法艺术确实是他的毕生追求。

    毛泽东对书法的追求是十分认真的。他曾经说过:字要写得好,就得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贴,贴中要发挥。这段话既不合辙也不压韵,但是确实是练习书法的经验之谈。毛泽东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学习书法必须下苦功,而且说明了怎样去下苦功。从这段话中,从他后来取得的书法成就中,我们可以想见,可以推测,他的书法成就,不仅只靠他的天赋,更主要的还是靠他的勤学苦练,如果他没能在书法实践中做到他自己所说的话,那么,他后来就不可能登上如此之高的书法艺术之峰。

    我们可以从一些曾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的文童中,看到毛泽东练习书法的情景。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文中说:(指毛泽东)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他自己作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时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毛泽东此种书法练习之举,多么像为练习书法不停地以手指在前襟上书写,以致前襟磨穿的古人啊!在接待一个较为陌生的人时这样做,也许是一种失礼,但对于朋友来说这是真正的不拘小节。丁玲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一个是久已有名的大文学家,一个是非常喜欢中国历史文化的领袖人物,窑洞灯火,朋友相对,时书时谈,或默或应,倾情于诗书,相忘于咫尺,这是多么亲切的情景!我们从这个情景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喜欢书法,简直是耽于写字,迷于写字,痴于写字,一时连朋友在侧也忘记了。

毛泽东把书法艺术当做毕生的追求,而且追求得那么认真,那么执着,那么有情趣,那么,他到底取得了多么大的书法成就呢?他对中国

书法艺术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呢?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要以他的草书艺术成就来立论,一定要把他的草书成就放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来考察。

毛泽东一生书体、书风、书貌多变,为什么在论及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时,只拿他的草书成就来立论呢?为什么只有把他的草书艺术成就放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来考察,才能看出他对书法艺术的伟大贡献呢?因为这是书法艺术本质和毛泽东的书法实践决定的。书法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知道,书法艺术是从实用书法发展而来的一种视觉艺术,当书法成为艺术之前,人们的书写只是为了实用。只有脱离了实用,人们才进入审美的创造。人们进行审美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自我——抒发自我情感,表达自我才志,宣泄自我情绪,升华自我精神。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一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马克思也说过与此相类似的话: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黑格尔、马克思的论述,阐明了人们进行艺术劳动的根本目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当人们进行书法艺术创作实践的时候,实际是想通过黑白线条的变化、排列、组合,来表现自己对客观世界的感受。这种表现不是直接的、机械的,而是将书法艺术形式作为载体,通过对书法艺术作品的创作来实现的。因此,在人们创作书法作品的过程中、,人们的创作行为始终受着自己审美思想水平的制约,在人们创作书法艺术作品中,也就不可缺少的糅合着、浸透着作者本人的感情与才志,从而是这一艺术作品成为直观作者自身的对象物。所以,刘熙载才在《概论》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日:如其人而已。所以,宗白华才在《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中说: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字如其人反映生命,这就是书法艺术的本质。也就是说,书法艺术的本质是表现个性。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说:个性的表现,各种美术都可以,即如图画、雕刻、建筑,无不有个性存在乎其中,但是表现的最亲切、最实,莫如写字。为什么书法能够最亲切、最真实地表现个性?因为在书法中包含了所有使个性得以表现、张扬的艺术要素,诸如:字体的诸多方块形结构、方块形结构中的黑自线条、线条的排列组合等等,这些要素都能使作者在使用其进行创作时可能产生美感,创造出美或表达某种意境、情趣、情感,从而使创作者得到精神满足。

    汉字的书体有篆、隶、楷、行、草。在这五种基本书体中,草书是公认的最具表现力的书体。据书法理论家们考证,书体是由篆而隶,而楷,而行,在隶和楷的发展主线之旁,又各有一条副线,这就是草书。隶书之旁的叫章草,楷书之旁的叫今草。当然,对于这个次序,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但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时总要有所本,因此,我们采用这种公认的说法。从汉字这一演变、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一个由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如果算上象形文字,这个发展脉络就更清楚了。每一种新生书体都是减去了生发自己的母书体上的某种装饰形式,使新的书体更加抽象,更加符号化。这是人类具体地说是中国古认为了书写更加便利而不断改革创新的结果。由基本形态呈圆型的篆发展成为基本形态为长扁形的隶、由隶发展成基本形态为正方形的楷和章草、由楷发展成为动感次增的行、由行发展成为跌宕起伏的今草,甚至于干变万化、不见字行的狂草,都是去掉了胎范上的部分装饰性,从而使汉字有了脱离实用性成为创造美的空间。但是,这也不是说,可以完全丢掉汉字的基本形态去进行创造,那样的话就不是书法的创造了。当我们说那一种书体越有可能脱离实有性,那一种书体就越有创造美的空间的时候,主语是书体,前提是在论述书法。如果完全脱离汉字的基本形态,那就不是在论述汉字、书体、书法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上述观点上进行一点补充,哪一种书体不完脱离汉字的基本字形,而越有可能脱离实用性,哪一种书体就越具有创造美的空间。汉字有五种书体,对这五种书体的审美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篆古、隶静、楷端、行逸、草意。由于草书较其他四种书体更具有抽象的线条点画要件,更有可能脱离实用性,因此,草书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较其他四种书体要大得多,也就是说,草书较其他四种书体更能抒发人从自然、社会中获得最强烈的情感,更能表现人在生命旅途中生成的最鲜明的个性,更能张扬人的生理和精神上的最鲜活的生命力,将草书作为书法艺术的质材要比其他四种书体更能满足创作者表现个性的需要。据以上所述,完全可以说,草书不仅最能代表书法艺术的成就,而且一个人的草书成就也最能代表他本人的书法艺术成就,最能表达他完整的个性。因此,在论述毛泽东书法艺术成就的时候,我们要以他的草书成就来立论。那么,这样立论离毛泽东本人对此的看法有多远呢?1958102,毛泽东为发表他的两首诗致信袁水拍,他的信全文如下:水拍同志:诗二首定稿,请照此发表。可以照我写的字照相刊出,以为如何?字不好,与诗相称,似乎适宜。毛泽东十月二日毛泽东的这封信没标明年代,他在信中同意发表的到底是他的哪两首诗,信中也没有明确指明。有人根据毛泽东建国后发表的诗词的情况和信中所说的可以照我写的字照相刊出判断,认为可能是1958103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送瘟神二首》。毛泽东一生没有评价过自己的字,但是,这封信,却透漏了他评价自我书法的重要信息。既然他认为自己的字与诗相称,似乎适宜,那么只要看他对自己诗词的评价如何.就可以推导出他对自己的书法的真实评价。他对这两首诗同样没有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他对自己其他诗词的评价。1962年《人民文学》编辑部约请郭沫若为毛泽东词六首写注释,郭沫若写成后请毛泽东加以删正。毛泽东看后,将关于《娄山关》一词的解释部分全部删除,并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一段文字,其中写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和自然景物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两句话。”“自以为颇为成功虽然是指一首词中的两句词而言,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诗词是自视极高的。他在致于立群的信中说我的那几首蹩脚诗,在致袁水拍的信中说字不好,这些都是自谦之词,颇为成功才是他的自许,起码是他的追求。那么与诗相称,似乎适宜的字也可以是颇成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毛泽东《送瘟神二首》(6)的手迹是一幅造诣较高的草书艺术作品。因此,我觉得以毛泽东的草书成就来立论他书法艺术成就,与他本人对自己书法创作上的追求与自许是一致的。毛泽东的草书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说明毛泽东的草书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中梳理出草书发展的脉络。《中国书法史图录简编》有云:《东汉永元兵器册简》、《居延汉简草书》、《东毅简甲渠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这三部分简牍均出土于甘肃内蒙交界的居延烽燧遗址中,是东汉时期的遗物。从书体上看,这些作品都是成熟的章草……”这说明,至少是汉代,章草就已经出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亭》中说:汉兴有草书。他说的大约也是章草书,因为今草书公认为东汉末年的张芝所创。

    东汉到西晋这一时期,是章草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出现了一些很著名的书法大家,如杜操、崔瑗、崔寔、张芝、罗晖、卫觊、皇象、索靖等,他们都以章草见长。张芝初学崔、杜,后来变法,始创今草,被后人尊为草圣。他的今草书作品《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后来收入宋人刊刻的《淳化阁帖》中传世。今草书的诞生,第一次使书法脱离功利性,这使汉字的书写从写字向书法艺术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史出现了空前的重大发展,其标志是出现了行草书和王羲之、王献之等大书法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化上承汉开唐的重要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古代艺术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的艺术追求,并且产生了一大批纯艺术成果。这样的文化现象遭到了后代很多历史学家的批评,认为这一时期的文艺成果较多地属于贵族式的无病呻吟之作。这是中原士逃到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过着闲适、富裕的生活所致。但是范文澜先生也还是肯定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历史贡献,认为如果没有贵族们)隋致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代的文学。这话说得很有分寸,今天看来,有些谨真了。实际上,如果没有贵族们的精致的讲求,就没有整个唐代的文化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上提倡通脱、艺术上追求唯美,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古人精神追求的内在需要。如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人在文化追求上的一种觉醒。这种觉醒以及觉醒后的创造,为唐代文化兴盛奠定了全面而坚实的基础。鲁迅先生的见解显然是高人一筹的,他说:曹丕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人们在这个时代开始有了自觉的艺术意识,这对于人类的全面发展具有多么大的意义啊!时期,书法也有了新的唯美的发展,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美》中写道: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派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深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说到所谓登峰造极,人们自然会立即想起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工献之父子和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艺术贡献正是用精巧的技法,使书法艺术更加精致、华贵、飘逸,总之,更加艺术化,从而把书法艺术从脱离功利性推向更高层次的艺术审美境界——艺术自觉的境界,并为唐代书法艺术高峰奠定了基础。

书法艺术发展至唐代形成高峰,其标志是,在唐代,书法艺术形式上出现了狂草,书法艺术形式上出现了张旭、怀素这样的狂草大家。当然,颜真卿、诸遂良、虞世南等人也是大书法家,但他们的成就主要是为楷书立法,推动了楷书的发展,以致于他们的楷书至今为人们尊崇、临习。到了宋代,他们创造的楷书艺术成果,经宋人发展而成为印刷体,即宋体,使用至今。唐代还出现了以孙过庭为代表的书法理论家,他们的书法理论至今闪耀着思想的光芒。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书法艺术成就,也是唐代书法艺术高峰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草书艺术的发展,故此,对他们的伟大的艺术建树姑且不论。

    书法艺术创作最大的困难就是,人们在进行创作时,必须在遵循汉字的结构规律的前提下,拆解和重构汉字的结构。进行书法创作时必须使用汉字,以书法表达强烈的个性时,汉字又恰恰成了障碍!这岂不令人好生尴尬。有人将一些艺术形式创作喻为带着镣铐跳舞,其实,书法创作又何尝不是这样?这正如语言,表达思想时必须使用,但在进行一定深度的思想表达时又发现恰恰是语言成了障碍!无怪乎禅宗不落言诠,说是一说就俗。到了唐代,中国人找到了解决书法艺术最大难题的艺术形式,这就是狂草书!狂草是一种不脱离汉字字形而又最大限度地脱离了汉字的实用性的一种书体,它减去了其他书体的一切外在的装饰形式,为创作者提供了最抽象的点画作为创作者使用的创造美的质材,创作者使用这些质材可以最大限度地从汉字结构中解放出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书法意象,表现出更加真实的自我个性。因而,它具有强烈的表现性和抒情性,包孕着自然界的各种物象和人的生命力。借用西方文艺批评的一个术语:它表现和张扬的是中国书法艺术上的酒神精神!正如杜甫《饮中八仙歌》所赞: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诗僧贯休也写了一首诗赞怀素,道:我恐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为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有此恣肆、开张、超迈的豪情之人,乃有此恣肆、开张、超边的豪情之字!有此恣肆、开张、超迈的豪情之字,乃有此恣肆、开张、超迈的豪情之人!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唐代草书家对书法艺术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书法最大限度从汉字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办法,使书法艺术有了最能满足人们表意、抒情需要的艺术创作形式。宋代结束了五代之乱,出现了所谓百年无事的政治局面,于是,文运又昌盛起来,因而,宋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文化兴盛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书法创作上出现了以苏、黄、米、蔡以及宋徽宗为代表的创作大家和艺术作品。纵观宋代的书法艺术作品,可以体察到,有宋一代,书家辈出,但宋代的书法艺术成就主要在行草书。宋代行草书的繁荣发展,其间接的原因是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宋朝的统治者较为重视文人对统治国家的重要性,大力吸引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阶层,这样就造成了社会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文人政治生活和艺术创作的自由幅度较大;其直接原因是宋太宗赵炅悉举内府珍藏书帖,刊刻成《淳化阁帖》问世,《淳化阁帖》内,前五卷收历代帝王、王公大臣的书法墨迹,后五卷收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传世之作。间接原因为宋代行草书的发展创造了环境,直接原因为宋代行草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宋代的行草书就大大的发展起来了。《淳化阁帖》开了刊刻书帖的先河,极大地加快了书法传播速度,扩大了书法传统领域,这对于书法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繁荣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实在是书法艺术上发展史上值得浓彩重墨地书上一笔的大事。

    宋代的草书艺术的创作成就远逊于魏晋和唐代。在宋朝,草书创作上下功大最多,草书作品最具个人风貌的是黄庭坚。有人把他的草书创作评为理性的草书,认为,他在书写草书时,以理智和学养营造狂草的形式感。他的页献在于为狂草的创作开启了一扇法门。但是,我们今天看来,他开启的这扇法门并不够开阔。虽然不能说他的理智性的狂草书创作对唐代张旭、怀素的率意而为性的狂草书创作是一种反动,但起码可以说,他积三十余年的草书追求,并没有达到唐代那样的艺术高峰。人们从这扇门中,既不能循此一窥艺术之堂奥,也不能登上草书艺术的大雅之堂。艺术的发展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艺术形式总是生而成峰,意即:某一种艺术形式一旦应运而生,就已经是它的高峰期了。超越这个高峰,无非是使用同一形式但创造出比它更高的艺术成果,或者探索其他的芝术表现形式。我国长篇小说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出现的,无疑,它是在同一形式下比话本更高的艺术成就;绘画上的印象派的出现,不是正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高峰连绵而使然吗?它开辟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上的创新和超越,难矣战,难于上青天!”以后的门法艺术历史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元明时代,书法艺术上的发展走上歧途,以复古为创新及出现了馆阁体,对草书的发展产生了最大反作用力。赵孟頫被元统治者捧为书坛霸主。他本是宋朝宗室子弟,诗书功夫,冠绝一时,再经统治者的吹捧,自然雄视一代。他超越两宋,直接晋唐,在草书的艺术创作中,承继了二王风范,使当时的草书家认识了晋代书法创作的重要意义,这是他的贡献。但是,他却没能超越二王,走出创新之路。所以,后代评价他是以复古为创新。元代的另外几位大草书家,如鲜于枢,他的草书虽有创新,但也大都来自于晋法,缺少时代性的大突破。明初,书坛上出现所谓三宋二沈,宋克、宋璲、宋广,仍然走晋帖的老路,没有发展,成绩尚在赵孟頫之下。但是,他们的书风却为二沈的出现奠定了墓础。所谓二沈,一是沈度,他是专门给明成祖朱棣抄写文告典章的中书舍人,是一个道地的御用书家。他创造了一种适用于朝廷实用的,以乌黑、方正、光洁、大小一律为特点的书体,被人称为馆阁体,由于他地位显赫,加之被明成祖赞誉为我朝王羲之,所以他的字很快风靡开来。二是沈粲,为沈度之弟,虽善于写草,但终无草书方面的较大贡献,后人一般也把他视为馆阁体的始作俑者。当然,明代也还有几位大书法家,如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都采用不同方法,为打破馆阁体,振兴明代书法艺术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祝允明,他以源自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书作品去打破馆阁体造成的颓靡,校正了明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使明代的书法艺术走上了正途。可惜的是,祝允明缺少更大的创造能力,书法艺术创作,特别是摹书的创作未能成就太观。明代书法集帖学之大成者是董其昌。他直追晋唐,开宗立派,他在艺术史上的贡献是,他的艺术创作对清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末还有一位生不逢时的书法家王铎,他善写草书,他对草书艺术的贡献是,书写以力为主能解章法,从而弥补了董其昌们的不足。但是,他的书法艺术影响仅限于北方,而且,生前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直到清末,他的草书才受到康有为、吴昌硕等人的称赞。

    清代发生了对草书艺术发展最具影响的重大事件,乾、嘉以降,考据学风大起,书法界乘势而起了一个新的学派——碑学派。关于考据学勃兴的原因,一般学者都认为与清朝大兴文字狱、对文人实行强大的政治压迫有直接关系。陈寅恪认为,除此之外,必别有其故杨东莼则从对明代王学空疏学风的反弹、政治形势的影响以及经济的发展带动文化兴盛三个方面论述清代考据学特盛的原因。这些沦述考据学发展的观点,对我们研究在这一时期,在书法上碑学大兴的原因不无启迪。我以为,清代考据学之所以大行其道,并生出书法上碑学,以致极大地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原因首先是清代统治者强大的政治压迫。他们对文人士子大兴文字狱,远配边疆的有之,诛连九族的有之,开棺人判骨的有之,压迫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次是清代统治者的文化笼络和设彀。进入北京,君临全国以后,多尔衮立即颁布命令,原明官员一体留用,并大力开科取士,延揽汉族知识分子,康熙、雍正、乾隆二朝还组织编撰古籍,修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这样的煌煌典籍。这些措施和文化成就无疑给清代知识分子一个强势引导,诱使他们加入统治阶级。第三,书法艺术发展的自身需要,任何艺术的发展都需要创新。在碑学兴起之前,帖学一直占据书法艺术的主导地位。这是由于赵孟頫、董其昌的作用——除了他们个人的书法造诣外,康熙酷爱董,而乾隆酷爱赵,并以至高无尚的皇帝的政治地位大力提倡,使得学董摹赵蔚然成风。然而,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的:这种掌握题材和表现题材的特殊方式,经过反复沿袭,变成普泛化了,成为艺术家第二天性了,就有了一个危险:作风愈特殊,它就愈容易退化为一种没有灵魂的因而是枯燥的重复和矫揉造作,再见不出艺术家的心情灵感了。到了这种地步,艺术就要沦为一种手艺和手工业式的熟练……”乾、嘉之际,学帖的一路,正是到了这种地步。书法艺术向前发展需要创新了。艺术的发展总是以时代提供的条件为基础。考据学的勃兴为书法艺术发展创造了参照条件。许多官僚、学者好古成癖,他们广为收集摩崖石刻、墓志、碑刻、钟鼎、钱币、瓦当、镜铭、玺印、兵器、造像、砖文等的实物或拓本,并互相交流,砥砺学问,借以为书学之法。一些大书法理论家也纷纷著书立说,阮元写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大力提供六朝碑版,正式提出了碑学的主张。继而,包世臣写了《艺舟双楫》,继续发挥阮元的观点,对书法碑学的勃兴推波助澜。长锋羊毫毛笔和生宣纸的运用,为碑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材喷。书法家可以用长锋羊亳在生宣纸上书写出刀刻和风雨剥蚀的艺术效果。总之,乾、嘉以后,碑学起而勃兴,渐成一铳,篆、隶、楷书体有了极大的发展,帖学式微衰落,帖学一脉之草书也蹶不振。嘉庆元年为公元1796年,如以此算来,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两百年间,草书命若游丝。此时代也没有出过像样的草书大家。如以乾隆时算起,还要加上五六十年。也就是说二百五十年来,草书几成绝学。

    以上以草书为主线的书法艺术发展的一简要回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规律:每一个时代都有随时代发展而勃兴为主流的书体。篆、隶、楷、行、草,忽起忽落,或勃或衰,都在不同的时代各领过风骚,如:汉兴隶及章草,晋兴今草及行,唐兴楷及狂草,宋兴行草,元明兴馆阁,清兴篆、隶。清末民初以后,何兴何衰?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草书命不该绝。民初以后,中国出现了三个对草书艺术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书法家,一个是丁佑任,他规范了草书的字型;一个是林散之,他刷新了草书的面貌;一个便是毛泽东,他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极大的个人天赋、突出的书法艺术实践成就,重兴了草书艺术,承继了重绝之学。这就是毛泽东书法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美国人特里尔在他那本被誉为世界关于毛泽东的最重要的著作《毛泽东传》中说:(指毛泽东),更是一个诗人和艺术家。他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他的书法汪洋恣肆、任意挥洒、自或妙趣,将他歹Ij到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行列是亳不逊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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