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来燕榭集外文钞》(贴篇旧文)(2011-05-19 10:51:44)黄裳的著作，在网上有个专有名称——黄书，就像过去黄丕烈的题跋，被后人称为“黄跋”一样，是书林的一种风景。黄裳其人其文，因为关注的人多，因此也就存在褒贬不一的争议，贬之者，视黄不过一藏书家，几本版本学著作才值得称说，褒之者看起来更多，只要看到当前黄书旧版的增值和抢夺不已，就可以窥见一斑。人有时候可以分两种，为人比较圆融，不露锋芒的，和正相反对的。黄裳属于后者，九十高龄的人了，他还很在乎比他小很多岁的人们的评论，一点都不采取“我慢”的态度。一看到吹捧（或肯定）他的文字，则欣然色喜，一看见对他不以为然的，或指使他的拥趸出击（当然也不排除有他们为讨好老人而主动出击的），但总的来说，黄元帅的将领们是唯马首是瞻的。或老帅出马披挂上阵，叫阵一番，让我们仿佛看见黄忠的再生。我们在佩服黄元帅老当益壮的同时，也感到他的累，从年龄上他已经落了下风，还能永久塞天下人悠悠之口不成？这在为人比较圆融，不露锋芒的人是不会出此下策的。因为文章俱在，说好说坏，都有，如果对自己的文章有足够自信的话，不必心劳力绌，反给后人留下笑柄的。 话说回来，一个作家到了九十高龄，他五十甚至六十年前的作品仍有那么多人牵挂着，阅读着，争论着，比较和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作家，已经是可傲视群雄了。很多作家被沙汰了，不被齿及了，而他的人和作品还具有生命力，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他的不朽也几乎可以朦胧见到。在这样的时候，他究竟还在不自信什么呢？这必定是他自身的心态出了问题，他看不得别人对他有一丝一毫的质疑和否定。我忽然想到有一个伟人生前确实没有多少人敢对他说一声不，甚至连腹诽也不敢，最多敢怒而不敢言，这位伟人死后不几年，伟人早就被千人所指，其罪恶曝露到罄竹难书，如果不靠某种政治力的控制，其后果可以想象。为什么？因为伟人的其言其行。那么，黄裳怎样呢？他充其量有很多左的言论和文章，在那个时代，这是很正常且普遍的，值得为之羞惭，却不必因为藏着掖着自护其短，不让人提。有人拂了逆鳞，不舒服是谁都不舒服，黄的反应是马上跳起来撰文挑别人的错，于是我错你也错，自己的错并没有减少，反倒被人注意了两回，岂不失策？其实他人有错，并不能减轻自己的错，也不能因此说因为你有错，就没资格说我。作为一个别人绕不过的人物，谁都可以指责他的错误缺点，这应该是黄裳的荣耀，他却认作是自己的难堪了。只有被人彻底忘却，我想，才是一个作家最不幸的事情。 我也是对黄裳有点不以为然的人，见他的书却每本必买也是实情。因为他的文章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却实在是值得一读言之有物的好文章。我们读书人从来不存可以读到天地间至文的奢望，所以黄书的可读可藏也就是目前读书界的必然。 日前，我在古旧书店看到有对折特价的《来燕榭集外文钞》，因为特价，也就不迟疑地买下了。这本书在报上预告的时候，我看见了黄裳刊发于《文汇读书周报》的《我的集外文》（该书后记），仔细阅读了他有关在《古今》刊文的段落，这是我最关注的，看他怎么说，可以为我释疑解惑。黄裳在《古今》的文章，以笔名千变万化，成为《古今》杂志（有时是文史半月刊，有时又称散文半月刊）一个奇特的现象，开始读者还不会联系起来看，后来，《古今》一周年时，周黎庵郑重推介，人们才知道这些散漫无归的笔名都出自一个未满二十五的年轻人的手。当时周黎庵才死不久，黄裳拿出了他的一家之言，作为无证人证词的一份“呈堂正供”。这份说明如果在唯一当事人周黎庵看来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已经无法猜想。死者已矣，生者却在暗笑：周黎庵的好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一回。 黄裳甚至还说：“等到抬出伪府渠魁，杂志因之而更加红火，图穷而匕首见，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我最初的怀疑也得到了确证，原来这一切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这话却说得不妙，因为认真读过《古今》的人都明白，这本杂志“抬出伪府渠魁”是无须“等到”，它是一开始就不隐讳的，这样一说，黄后面的说法，自然不攻而破了。他还说：与黎庵见面在八十年代后期，“彼此已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没有好久他就逝去，这一段奇异的有如捉迷藏似的遇合也就此结束了。”姑不说解放后两人同在上海，同属文化系统，见面会这么不易。就是八十年代后期见面的话，周黎庵又何尝“没有好久他就逝去”？周黎庵去世在2003年8月31日，十来年在黄裳看来就是没有好久的话，那么他现在这个九十高龄，也不过几个“没有好久”罢了。 这篇后记写于2004年12月，倒可以说距离周黎庵之逝去没有好久。文中还大谈周作人之伪博学，以证明作者自己之真博学，我们固然可以许黄裳之博学远胜周作人氏，然周氏思想之深度岂是黄裳先生可以望其后背的呢？或许其左气亦思想之一端，颇杰出，已秀出云表乎？总之，这篇后记是《来燕榭集外文钞》中最值得一读再读的文字，读者不可轻易放过。 我与止庵不同的是，我并不对黄裳的左气生如何的反感，盖时代的印记也。作为当年紧跟时代，名声不大不小的文坛中人，没有左气该怎么生存，是一个问题。不是左联坐大，一统天下么，他们即使有了左气也还免不了受到批判，左气不过是当时的流行主流气息，为了保护或发展，左气往往要像“牛气”那么充足，才既能保身又谋发展，这是要紧跟时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该因为这个而春秋责备贤者。就是沙鸥先生，其当时的左气与黄裳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否也引起了现在的止庵先生不满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1日初版，其中所收文，黄裳在后记中已经约略作了说明。我关注的是他抗战中的文字，换句话说，就是收入第一辑和第二辑的文章。第一辑据他自己说有一些幼稚的文字没有收入，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黄裳早年的聪慧与才华，自然还有很多令止庵不满的抒情在。不过，对一位二十左右的青年，我们是不能过多的要求什么的。顺便说一下，唐弢对书话的四个要素，有所谓“一点抒情”在，我曾撰文戏说，我是感情干燥者，这是针对“一点抒情”来说的，感情干燥者也作起了书话，正是唐弢之书话要素，被很多书话作者捧为圭臬之“一点抒情”的破产。另外还说及唐弢“一点事实”与“一点掌故”的糊涂昏瞀表述，居然几十年来没有引起一点质疑，我们处身的文化环境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深刻的反思？ 闲话少说，回归正题。《集外文钞》之第二辑全收黄裳刊于《古今》之文章，好是好，就是来得晚了一点，即在周黎庵既逝之后。自然有人说，尚另有当事人金性尧在。金性尧是《鲁迅风》和《萧萧》的编辑，却并非《古今》前期的编辑，这有相关文章为证，此不赘。因此，金性尧不能算是当事人（金性尧在文章中很少提及黄裳，不过黄裳刊于《古今》创刊号的《蠹鱼篇》却是黄先向金性尧提到想写的——参见金性尧为《古今》周年刊写的《借古话今》），何况《集外文钞》之出版，金性尧已犯严重的抑郁症，无暇管周、容闲事了。 《集外文钞》第一辑大多数文章的后面都缀有署名、发表时间和报刊名，唯有《记丁玲》及续集》一文，仅标明发表时间是“抗战中作 第二辑《关于墨》一文开头说：“不久以前，我写过一篇谈墨的文章，不料却得到一个反响，古歙曹素功主人曹叔琴寄来了一封信，还附来了一册《艺粟斋墨录》和两块墨，因此又引起一点兴趣来补谈一下。”可见，黄裳还有一篇谈墨文字未能收入，且应该不是在《古今》上的文字，黄裳这篇谈墨文字记得我曾在当时的民国期刊上见过，可惜当时没有随手记下，不然今日可以为之辑佚了。 第三辑《关于废名》一文，说及沈启无偷印废名北大时的讲义《谈新诗》事，黄裳说废名不晓得云云，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沈启无偷印的应是他与废名的诗合集《水边》，这事废名事先不知道，而作为《艺文丛书》之一的《谈新诗》，事先已由知堂致废名的信中谈过。 让我们重温一下周黎庵对黄裳的推崇。周黎庵自许为赏识黄裳的不多的人中之一，他眼中的这个二十出头的文艺青年：“……然而读书之多，文字之好，不独我自愧不如，即在今日上海文坛中，不论成名与未成名的，也很难和他颉颃。然而能够赏识他的人，却实在不多。”“而且我看的出，他并不十分看得起我，他替我写文，只是卖文而已，绝对没有因此而成为朋友的意思。然而我还是看重他的文章，不独私衷钦佩，而且还到处为他延誉。我自认自己是有些傲骨的，平时为人少许可，独有对于他的文章，却五体投地的自叹不如。”周黎庵甚至还说黄是他的主要班底，“使《古今》造成今日的风格”，这是何等无私的推崇啊。试想一个三十年代初就活跃于文坛的周黎庵宁愿冒着得罪旁人的危险，对一个才离开学校不久的青年，表达这样由衷的钦佩，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也不会有几例的。黄裳不但不感激，反而以周黎庵有利用价值，“骗骗稿费”而已了，也许这样的话只能在黎庵身后说出，或正应了“然而文人相轻，薄世绝少君子”（用黄裳《吴雨僧与〈文学副刊〉》一文语）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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