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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哈贝马斯用这个词来表达那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能言变者共享的理性。在传统的标准理性观看来，理性只有一个维度，它涉及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成为思想和单个主体行为的中心。与此不同，交往理性是双维度的，涉及不同言谈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传统理性观通过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范式表现出来，而交往理性则在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被表达；这些主体能够说话和行动，处于对一个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的理解之中。它是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理性，关注可靠主张的主体间性。它的有效性领域相应于人类言语的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观是交往行为的基础。他称交往行为代替策略行为的过程为“交往理性化”。 概念理解 哈贝马斯认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交往行为是一 种“主体—主体”遵循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简言之，劳动偏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征服与顺从的关系，交往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的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在现时代条件下，应该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价值表示和地位，因为劳动虽然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但其主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尺度的。而就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是具有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类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但是这种劳动与交往的总体合理关系并未建立。由于科技飞速发展，劳动的“合理化”不仅实现，而且在无以复加的迎合“科技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这种合理化脱离了主体间的合理关系，把人的关系降级为物的关系，使人无可挽回的沦为工具，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之下。劳动的工具理性结构压倒并同化了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使人与人的交往完全成为工具理性内部的一丝“默契”。因而，要想避免技术社会对人的异化，就要建立主体间的理解与沟通，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交往理性的提出和意义对于目的论行动、规范行动、戏剧行动的悉心考察，哈贝马斯相信，只有综合、统一这三者才能消除它们各自对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偏执所带来的片面性，而获得对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完整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只有以语言为媒介兼容并蓄目的论行动的真实性、有效性，规范行动的正确性与戏剧行动的确实性和可领会性，才能发掘并确定一种新型的现实的社会交往行动，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方向，带来福祗，而不是流于一般的批判、反思。这样，交往理性的提出势在必然了。 哈贝马斯从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入手，指出目的论行动、规范行动、戏剧行动这三种不同语言构思的片面性，“第一种，把交往看成仅仅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人的间接理解；第二种，把交往看成仅仅为了体现已经存在的规范性的认可的人的争取意见一致的行动；第三种，把交往看成吸引观众的自我表演。在这里，往往只把语言的一种职能论题化了。”[16]哈贝马斯强调，应该吸取现当代思想家米德、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伽达默尔等的思想成果，“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职能”，以有效地避免“语言往往是各按不同的角度被片面构思”情形。哈贝马斯强调说：“对于交往行动模式来说，语言只有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发言者在符合理解的原则下运用句子时，与世界发生了关系，而且这不仅象在目的论的行动，规范指导下的行动，或者戏剧行动中是直接的，而且也以一种反思的方式发生关系……。发言者把这三种形式的世界观统一为一个体系”。在交往行动模式中，行动者把这个统一的体系作为解释范围的前提，在这个体系范围内他们才能达到理解的目的。行动者的行动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把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发生关系”，从而相互提出可以接受也可以驳斥，以实现相互的理解与合作，并有效地表达自己，而“不再直接地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主观世界上的事物发生关系”，[17]以语言为媒体的交往行动其本身就是那些寻求意见一致，并衡量真实性，正确性，确实性，一方面衡量语言行动之间一致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行动者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三种关系。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在语言基础之上确立起来的，这就使他摆脱了意识哲学由于仅限于概念、推论的抽象僵硬、独白，而带来的思想者与作为思想对象的主观世界和作为思想对象的客观世界以及思想者之间的对立，从而走出了意识哲学固有的对象性思维的阴影。而对于语用学的坚持与对语义学的限制，又使得他得以避免当代语言哲学中所表现出的某种唯名论倾向。 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提出，针对的核心是工具理性的批判。 和其他学者不同，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看作是一个更广范围的理性概念的一部分，把工具理性的扩展看作是作为整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之核心的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一方面，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比工具理性范围更广的理性概念，即交往理性概念。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当作是交往理性这个全方位的理性概念的内在向度之一。 工具理性体现了交往者对于客观世界(而不是社会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一种态度。把这种态度从其他态度中分化出来，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各自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知识和计划进行沟通，也是整个交往行动的重要内容。所以，工具理性并不内在地就是一种压制人的东西、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东西。 作为交往理性的一个环节，它有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同时又受到理性的其他环节的制约。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了毛病，并不在于工具理性本身，而在于工具理性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工具理性的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它逐渐脱离了理性——也就是交往理性的其它环节，独立出来，越来越膨胀，甚至反过来压制理性的其它环节，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要克服这种局面，并不要求全盘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它回到自己的合法范围内——用它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来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但是，在处理这些工具性、技术性问题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我们还有其它问题要解决，还有其它价值要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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