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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搞错了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人

 聽雨軒sjh 2012-03-16

林语堂搞错了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人

林语堂搞错了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人 - 王伟 - 王伟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进行改制。就在这时,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时发生了“乌台诗案”,这起案件是北宋历史上第一宗也是最大最著名的文字狱。

案件的起因是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使用沈括用过的伎俩,摘取苏轼所作诗句和《湖州谢上表》中一些不臣语句,指证苏轼藐视朝廷、谤讪新政,将其告发。在这之前,沈括曾一个人单枪匹马“检举”过苏轼,因其人单势孤没有得逞。这次可不一样,李定等人是组团来的。面对强大压力,宋神宗只好下旨将苏轼入狱到御史台。御史台也叫“乌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植有成排的柏树,上面时常栖落着数千只野乌鸦,后世便称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由于这起案件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审理这起案件自然也在御史台狱进行,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舒亶等人为何要污蔑迫害苏轼?

原因有以下两点:

李定、舒亶、何正臣等都是在朝廷变法之际坐着火箭上来的新进之士,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这几个人声望低根底浅,最忧虑担心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重量级人物卷土重来。他们坚决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那样则会危及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寻找一切机会打击旧党代表人物,致其死地而后快。

他们痛恨苏轼,还因为他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其反对新法敢说敢为,他写了不少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如果剪除了苏轼这个“祸根”,那些跟着苏轼的人就会树倒猢狲散。其中李定最想要苏轼的性命,是因为还有私怨在里面,苏轼曾对他为了继续做官,竟然隐瞒家中父母丧事,不去丁忧的事情嘲讽过。

再有也是李定这帮人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本能使然。嫉妒使这伙人成了魔鬼。

李定、舒亶等人是如何污蔑迫害苏轼的呢?

李定等人将苏轼上给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作为导火索,引燃对苏轼的迫害。

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向苏轼放出了第一枪。他上奏神宗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苏轼就说这些都是新法造成的,将责任归咎于新法。提出按照法令对苏轼进行严厉惩处。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紧接着上阵。他将苏轼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献给神宗,说苏轼在诗文中遍处都在诋毁新法、藐视朝廷甚至宋神宗本人。苏轼讽刺新法令考核官员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将给贫民发贫困补助款说是“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造福农桑兴修水利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请求神宗立即对苏轼严加惩处,杀一儆百。舒亶恶狠狠地提出要结果苏轼的性命。

李定这位御史中丞火上浇油表现的更加狠毒。他列举了苏轼四大可废该杀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怙终”这个词很有分量,语出《书·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孔传:“怙奸自终,当刑杀之。”李定要求神宗对苏轼“特行典宪”,怙终者当刑杀之。这就是血淋漓地表示要了苏轼的老命。

以上三人对苏轼的攻击之词《续资治通鉴·宋神宗元丰二年》都有记载。

神宗面前摆着这几份措辞激烈的奏折,在这种强大压力下,为了维护大局,他下旨将苏轼交付御史台调查处理。

苏轼逃过一劫

说苏轼的诗歌有的存在讥刺时政,讥讽当时执掌朝政的新党大臣的,指责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是事实,连苏轼本人也不否认。但这仅仅是苏轼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使然,苏轼本人断没有什么谋反之意,也无什么无针对皇帝本人的不恭之词。这点神宗是深信不移的。李定等人愣是从中归提炼出苏轼“指斥乘舆”的大逆不道之罪,实属包藏害人谋命的歹毒心肠。

其实,就宋神宗本人来说,他无疑是矛盾的。他爱惜欣赏苏轼出众的才华,因而不忍加害;但他也相当不满意苏轼恃才傲物,诗文带讽反对变法的言论。他也认为苏轼太过狂傲张扬,也想给苏轼点教训,告诫苏轼“从心所欲”时也要“不逾矩”。让他收敛一下,嘴上装个把门的。这样说来神宗大概只想要惩治一下苏轼,而没想过要了苏轼的“老头皮”。何况还有“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训。

在朝廷上下、各方都要求赦免苏轼的一片呼声下,神宗最终饶过了他,苏轼幸免一死。陷害苏轼的李定等人虽然没有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但也扒了苏轼一层皮,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在狱中度过了四个月,蒙神宗的恩赐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市)。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唾沫交杂的“乌台诗案”,玩了一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

《宋史·东坡先生本传》:“(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煅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是谁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

那么,是谁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呢?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说:“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北宋在靖康元年(1126)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林语堂先生的观点,陆游看见了苏东坡手写的全部手稿;是陆游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

李国文先生在《走进苏东坡》一文中写道:“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

李国文先生这是采用了林语堂先生的说法。这段文字除了陆游还出现了宋人朋九万。文中的“他”,不知道是指的这二人中哪一个?如果是说两个人,怎么的也得说成“他们”吧。这真让人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乌台诗案》·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宋朋九万编,即“苏轼御史台狱词也”。案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曰:“元丰己未,东坡坐作诗讪谤,追赴御史狱。当时所供《诗案》,今已印行,所谓《乌台诗案》是也。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其半犹在全真家。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於下而用台印”云云。是必大亲见真迹,然不言与刊版有异同。……”

这里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乌台诗案》是宋朋九万编的,看到东坡全部手稿真迹的是周必大。没有陆游什么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东坡乌台诗案》该书编者含糊其辞,怀疑是后人摭拾胡仔《渔隐丛话》所录,稍附益之,追题朋九万名,以合于陈振孙所录。而清代学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开篇就明确指出,四库所收一卷本《东坡乌台诗案》为朋九万所编。但不管怎么说,都没有陆游什么事。

据周必大撰《二老堂诗话》,有“记东坡乌台诗案始末”一文:“元丰己未,东坡坐作诗谤讪,追赴御史狱。当时所供诗案,今已印行,所谓‘乌台诗案’是也。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其半犹存全真家。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于下,而用台印。……”

这段话说:元丰己未(1079),东坡作诗谤讪朝廷,被收监关入御史台,当时东坡所交待供诉的诗案材料。现在都已经刊印流传了,这就是所谓的《乌台诗案》。钦宗靖康丁未年(1127),北宋覆亡后,宋室由开封迁都余杭时,御史台的官吏将将涉及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文挡和一些主要卷宗南运。到达扬州后,御史中丞张守(字全真)将这些真迹全部取出,运回家中收藏起来。张守死后,他的儿子请丞相张浚(字德远)为其父撰墓志,以一半手稿充作润笔酬金,其余一半为张守子孙的传家宝。南宋人周必大说:他曾在张全真家借过半部手稿阅读,亲眼看到乌台诗案卷宗的真迹,供词确系东坡手书,凡有涂改之处,都一一画押于下,加盖御史台的大印。

这些资料表明,看到“乌台诗案”卷宗真迹的是周必大无疑。陆游又是在哪看到的哪?哪些典籍记载了呢?他又是怎样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呢?难道是林语堂老先生搞错了?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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