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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品与诗魂纵览（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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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31、 柳如是与卓文君
32、 除夜无如此夜良
33、 鸳鸯湖惜别
34、 情韵兼胜的《陌上花》
35、 雨后黄山更奇绝
36、 风前桴鼓忆金山
37、 一失足成千古恨
38、 女中之丈夫
39、 短命的小朝廷
40、 狱中赋诗
41、 湖光山色面目非
42、 欲将秃笔扫群魔
43、 一颗红豆寄相思 |
31、情场上的胜利者
有人说，钱谦益的一生，在官场上是一位失意者，而在情场上则是一个得胜者。这话有一定道理。钱谦益本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明末社会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党派之争尤其激烈，再加上他的人品缺陷，使他几度宦海浮沉，尝尽甜酸苦辣。用他自己的诗句“羊肠九折不堪书”，来形容他在官场上的失意，其实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正当他长期赋闲在家，意志消沉之际，在情场上却意外地获得一次胜利，使他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和补偿。崇祯十三年（1640）十一月，誉满江南的名妓柳如是，独自乘舟至常熟，过访钱谦益。此时钱五十九岁，头发已斑白，而柳如是刚二十出头，全身散发着青春的魅力。他们两人一见倾心，情投意合，订下终身之约。诚然，仅凭年龄差异这一点，在我们看来这个婚姻是不合理的。钮琇《觚剩·河东君》有一段诙谐的记载：
方宗伯（钱谦益曾任礼部尚书，古人亦称礼部尚书为宗伯）初遇柳时，黝颜鲐背，发已鬖鬖斑白，而柳则盛鬋堆鸦，凝脂竟体。燕婉之宵，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相与大笑。
明 吴焯 河东夫人像 绢本设色
119.5×62.3厘米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
一个“黝颜鲐背”的老翁，面对一位如花似玉的佳人，其内心的欣喜自不待言。但对柳如是来讲，在这“大笑”之中，恐怕多少掩藏着内心的不幸与痛苦。在当时，一个妓女能自主地嫁给像钱谦益这样有名望、有才华的人，也算是不错的归宿。但在柳如是，因在此之前和诗人陈子龙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爱情纠葛，她未能嫁给陈子龙，而嫁给钱谦益，恐怕不无遗憾。
柳的过访，就像一块石子投进沉寂的水潭之中，激起钱谦益的感情涟漪。他没有掩饰自己欣喜若狂的心态，用短短的十日时间急急忙忙为她修筑“我闻室”，作为金屋藏娇之用。《觚剩·河东君》载：“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为筑我闻室，十日落成。促席围垆，相与饯岁。”就是写的当时的情景。
柳的住处为何称“我闻室”呢？原来柳如是本名隐，字如是，号我闻居士。这字号均取自佛经“如是我闻”之成语。钱为了投合柳如是的心意，将她的起居之处名为“我闻室”，可谓费尽心机。当我闻室建成之时，柳即迁入居住，当日钱设宴招待文友，并赋有《寒夕文?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一诗：
清尊细雨不知愁，鹤引遥空凤下楼。红烛恍如花月夜，绿窗还似木兰舟。曲中杨柳齐舒眼，诗里芙蓉亦并头。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
“不知愁”谓心中的愁闷一扫而空。白发老翁获得乌发少妇的爱情，心情自然格外地好，这极普通、极平常的三个字，却道出诗人当时异乎寻常无比欢悦的心境。这可看作全诗的主旋律。“凤下楼”喻柳如是迁居我闻室。古代妇女居住的地方，也称凤楼。柳到常熟后，一直暂住在舟中，现搬进钱谦益家，才结束了“木兰舟”的生活。“绿窗还似木兰舟”，实是劝慰柳如是在钱家就像在舟中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必拘束。“曲中杨柳齐舒眼”句，语意双关，“杨柳”既指乐府歌曲《折杨柳》，也喻柳如是。因柳有“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诗句，这里谓今夕可舒眼而望。“诗里芙蓉”句，作者自注：“河东君新赋《并头莲》诗。”芙蓉指荷花，果实为莲，所以后人常将二物混用。这里暗寓他们将相亲相爱如荷之与莲。诗的结尾以梅魂自比，更是迎合河东君之意。作者自注：“河东君《寒柳》词云：‘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很显然，在这“良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刻，与寒柳“深怜低语”的“梅魂”，自是非作者自己莫属。
“寒夕文?”实是钱、柳共同生活的开始。难怪钱谦益在“垂垂老矣”的八十三岁高龄之际，依然念念不忘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他在病榻上蘸药汁写成的组诗《病榻消寒杂咏》，其中有一首就是“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旧事”，他那热烈的感情，在二十多年之后，丝毫并未稍减。“老大聊为秉烛游，青春浑似在红楼。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平生百岁忧……”读完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想见这位老人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仍在重温着昔日那温馨的美梦。
“好梦何曾逐水流！”这美好的梦确实伴随着这位诗人走完他人生的道路，应该说这也是柳如是的幸运。但谁能料到，一场恶梦也悄悄地在酝酿着，在诗人的身后，柳如是却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32、柳如是与卓文君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古代诗歌、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关于女性美的描写可谓连篇累牍、俯拾皆是。西施、王嫱这些古代美女的典型，几乎成为各种体裁文艺作品的描写对象。由于她们都是帝王的妃嫔，显贵的身份使她们永垂青史，她们的事迹也得以广为流传。
卓文君和西施、王嫱等人不同，她是一位富家的女儿，但为了追求爱情与幸福的生活，却不顾一切，甚至抛弃富裕的家庭，和司马相如相恋而私奔。这种大胆的行动，在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却是一种为世俗讥讽的越轨行为，以致遭到家庭的激烈反对。但卓文君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使她能够冲破世俗的偏见，最终赢得胜利。就凭这一点，可以称她是反对礼教的先驱者，为争取婚姻自主的妇女界树立了一个榜样。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司马相如传》：
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美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史记》、《汉书》中对卓文君的外貌均未着墨。描绘卓文君美貌的文字，始见于《西京杂记》，其中有一段生动的刻画：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汉代，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才子佳人故事的滥觞。
文君井，在四川邛崃县城内
钱谦益与柳如是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其实也依然是“才子加佳人”这一婚姻公式的再现。事实上，他们相互倾慕的，在柳如是，则是钱谦益的博学多才；在钱谦益，则是柳如是的美貌风流。这一点在他们互相酬答的诗作中可以得到鲜明的印证。
柳如是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十一月乘船去常熟，初次造访钱谦益，并写下一首表达自己内心爱慕和崇敬的诗篇《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首句云：“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汉扶风”指汉代人马融。据《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为人美辞貌，有俊才”。传中还赞扬他“才高博洽”、“博通经籍”，可见是一位不平凡的“才子”。柳如是以马融喻牧斋，且认为牧斋在精通禅理方面，他人更有不及之处，可见她对牧斋的倾慕程度。钮琇《觚剩·河东君》有一段记载：“（柳）昌言于人曰，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适宗伯丧偶，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这段记载或为小说家之言，钱、柳当时是否有此言论，自难断定。但钮琇也绝非无中生有的捏造，因为在柳如是的一些诗作中，确实流露出对钱几达五体投地的崇拜。
同样，在钱谦益的心目中，柳如是好比卓文君，他在《庚辰仲冬，河东君至止半野堂，有长句之赠，次韵奉答》中写道：“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枉自梦刀思燕婉，还将抟土问鸿濛。”（见《初学集·东山诗集一》）很显然，前两句用卓文君的典故以喻柳如是，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用典之需要呢，抑是柳如是确如诗中所比拟的卓文君一样是一位名不虚传的美人？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也许人们对钱诗的描写还不能尽信，那么，寻找一些旁证材料作为注脚，就很有必要。钮琇《觚剩·河东君》载：
（柳）丰姿逸丽，翩若惊鸿。
“翩若惊鸿”典出自曹植《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两句极写洛神轻盈宛转的丽质。这里作者以洛神喻柳如是，不过是为了说明柳如是是一位超尘拔俗的美人罢了。又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源木又庵白牛道者跋载：
吾友减堂为余言，是（指柳如是）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艳。冬月御单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
除以上所引柳如是体态“翩若惊鸿”，脸面颜色甚艳，“双颊作朝霞”色之外，有些记载还尽力渲染其洁白如玉的肤色，说她“凝脂竟体”，因此，钱谦益以卓文君喻柳，不但用典贴切，更是对柳如是如花似玉容貌的直接写照。
“枉自梦刀思燕婉”，典出范摅《云溪友议·艳阳词》及《晋书·王濬传》。《云溪友议》载：“安人元相国（稹）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以诗寄曰：‘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所谓“个个君侯欲梦刀”，意指君侯们都想去西蜀一见名妓薛涛。“梦刀”本出《晋书·王濬传》：“潜夜梦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濬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古时“州”字常写作“刕”）。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濬为益州刺史。”益州在蜀地，故元稹诗中的“梦刀”指西蜀薛涛。而钱诗又借薛涛的典故喻柳如是。“还将抟土问鸿濛”，作者自注：“太白乐府诗云：女蜗戏黄土，抟作下愚人。散作六合间，濛濛若沙尘。”“鸿濛”指宇宙形成前的浑沌状态。据古代传说，女蜗抟黄土作人，因力不暇供，于是引绳索于泥中，举以为人，用黄土抟成的就成为富贵的人，用绳索引泥的就成为贫贱凡庸的人。这两句意谓，那些平庸之辈梦想获得柳如是的爱情，却是枉费心力。
钱谦益既以卓文君喻柳如是，很显然，他的言外之意是不说自明的，即是把自己比作司马相如。在他们那个时代，才子佳人的结合好像是婚姻的等价交换，也是令人羡慕的。但我们冷静地一想，其实也不尽然。为什么？因为他们喜结良缘时，钱谦益已是个头发斑白、年近六十的老翁，而柳如是的年纪才二十岁出头。何况柳如是取得的仅是“侧室”的身份，这样的婚姻能说是合理吗？
33、除夜无如此夜良
春节，是汉民族的重大吉庆日子。春节期间那彩色纷呈的活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除夕之夜，家人团聚，饮酒品菜，其乐融融。有的娱乐消遣，放鞭炮，以至通宵达旦。这种辞旧迎新的习俗，至今依然在民间盛行不衰。除夕守岁究竟源于何时，因历史资料缺乏，一时难以确定。晋人周处《风土记》有这样一段记载：“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这说明，至迟到晋代时，已有守岁的习俗。到了唐宋时期，有关的记载就更为丰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宋代京城除夕的情景：
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
其实，参加“围炉团坐，达旦不寐”守岁的，绝不限于“士庶之家”。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就写过一首《守岁》诗：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旧岁，迎送一宵中。
唐高宗李治也以同题写成一首诗：“今宵冬律尽，来朝丽景新……”这些诗多写除夕景象，但由此可以证明，“共欢新旧岁，迎送一宵中”的守岁习俗，在初唐时期已经不仅在“士庶之家”，而且在宫禁之中普遍盛行。换句话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一例外。
“守岁”后来也成为历代诗人吟咏的题材。如孟浩然《除夜有怀》：“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诗写得很风趣，也很巧妙，因为守岁，通宵不眠，自然难以成梦，曲曲传出相思之苦。而高适的《除夜作》一诗表达乡愁就较直率：“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这些诗已脱出绘景描物的轨迹，带有浓郁的抒情成分，情真意切，韵味深长，比之李世民、李治的诗，显然高出一筹。
钱谦益《初学集》中，收入与除夕有关的诗作不下十数首，这在历代诗人中实不多见。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
除夜无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饯流光。深深帘幕残年火，小小房栊满院香。雪色霏微侵白发，烛花依约恋红妆。知君守岁多佳思，欲进椒花颂几行。
庚辰即崇祯十三年（1640），这年除夕，和诗人“合尊促席”一起守岁的是天生丽质、聪明颖慧的柳如是。尽管诗人这时也意识到“雪色霏微侵白发”，自己已经是一位白发老翁，但他依然留恋守在身边的“红妆”。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似乎有点太露，和他的年龄不那么相称，但非如此恐难以传出诗人此时此刻的心情。“除夜无如此夜良”，回首往昔，几十年来，诗人还从没有像今年除夜过得这样欢乐愉快。何以见得？《初学集》中以除夕为题材的诗，最早的一首是《丙寅除夕》，此诗写于天启五年（1625）诗人削籍南归之后的第二年，当时他赋闲在家，内心寂寞，痛苦地感到人们对自己的“心迹”是那样不理解，所以发出“残灯侧畔冠中影，心迹凭谁仔细论”的感慨。二年之后，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崇祯元年七月，他应召赴阙，这本来是一次施展本领的难得机会，遗憾的是，这年十一月因会推阁员事，再次罢官。他在《戊辰除夕》中写道：“闲庭冷称将归客，卒岁除如已罢官。爆火声中思老母，寒灯影里见南冠。”《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后因而用南冠喻囚犯。作者这次被革职，是始料不及的。记得这年七月，他风尘仆仆应召赴京，满怀希望从此青云直上，做出一番事业。他在《戊辰七月，应召赴阙，车中言怀十首》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寥廓高天一冥鸿，肯随乌鸟问雌雄？”“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他以鸿鸟自比，表示自己有着宏大的理想和抱负。对于皇帝重新起用他，真是感恩戴德不已。哪料到入朝才四个月，却再次被罢官，甚至担心自己会成为阶下囚。此时此地，他的心境之坏可想而知，像这样的除夜，自然不堪回首。
就以近的来说，崇祯十一、十二年除夕，钱谦益都有诗作，即《戊寅除夕，偕孟阳守岁，时萧伯玉侨居春晖园》、《己卯除夕，偕孟阳守岁，崇德郁振公吴可黄二先辈俱集》，从诗题就可看到，和他作伴守岁的都是老友孟阳。“归来喜得共茅蓬，又饯流年爆竹中”。在阵阵的爆竹声中，和老友一起“饯流年”，无疑也可看作是平生的一件乐事，但和“烛花依约恋红妆”相比，不但欢愉的程度不同，心境毕竟两样。由此可知，“除夜无如此夜良”，并非矫饰之词，而是真情的吐露。
柳如是毕竟是一位“多佳思”的才女，她的次韵诗在艺术上也毫不逊色，结尾写道：“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暗示他们俩将像鸳鸯那样成双成对永不分离。从柳如是十一月到常熟和钱谦益相遇，到除夕为止，不过一个多月，他俩情投意合，互相切磋，写下不少表达爱慕之情的诗篇，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34、鸳鸯湖惜别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苑囿里，情诗就像一丛不太显眼而又馨香别具的奇葩，引人注目。那些大胆、率真、热烈的情歌多出自民间，而文人创作的情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比之民歌都相形见绌。传统礼教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腐气，麻痹人们的神经，使人们正常的七情六欲也受到不应有的压抑。婚姻的不自主，恋爱的不自由，阻碍了诗人们用诗的形式公开地向异性表示爱慕之情的自由。男女的谈情说爱在卫道者的眼里往往被扭曲，视为叛经离道的行为。《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的悲剧性结局，说明在那个时代，“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是句理想化的空话。
自然也有例外。钱谦益和柳如是可谓一见倾心，不久即双双坠入爱河。钱是赋诗能手，柳是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于是他们以诗作为传达爱情信息的媒介，你来我往，相酬互唱，一时传为佳话。这些诗收入《初学集·东山诗集》。其中《有美一百韵，晦日鸳湖舟中作》，洋洋洒洒，长达千言，在古代爱情诗中别具一格，值得一提。
此诗写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即柳如是初访半野堂之后三个月。他们先同游苏州，然后在鸳湖（鸳鸯湖，又称南湖，在今浙江嘉兴西南）分别。钱独游黄山，柳则返乡养病。在分手时，柳如是赋七律《鸳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见赠：“惜别已同莺久驻，衔知应有燕重来。”既表达依依惜别、缱绻难舍之情，又暗示不久将再团聚。牧斋则以《有美一百韵》回赠，所谓投之以桃服之以李。两颗火热的心相撞而发出爱情的火花，遂化作笔底波澜，咏成长篇巨制。
诗题《有美一百韵》，就很富诗意。“有美”典出《诗经·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清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诗写一对男女青年邂逅相遇时的情景。“适我愿兮”、“与子偕臧”无疑是牧斋难以启口的心里话，他巧妙通过这首诗所蕴涵的内容，向柳如是传递爱的信息，聪明绝伦的柳如是自然心领神会。
这首长篇爱情诗在艺术上有其显著特色。首先诗取传记形式，以浓墨重彩细腻地刻画柳如是的生平际遇，可看作一篇名副其实的柳如是传。
有美生南国，清芬翰墨传。河东论氏族，天上问星躔。汉殿三眠贵，吴宫万缕连。星榆长历落，月桂并蹁跹。郁郁昆山畔，青青谷水??。
起句“有美生南国”，即化用曹植“南国有佳人”诗意。柳如是是否出身于书香门第，现已难考，但她知书识礼，且工诗善文，笼统说“清芬翰墨传”亦无不妥。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后改姓柳，牧斋不会不知。河东柳姓为名门大族，柳宗元《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云：“柳氏之先，其著者，无骇以字为展氏、禽氏，以食采为柳姓，厥后昌大，世居河东。”杜甫《可叹》有“河东女儿身姓柳”之句。“河东论氏族”实是用典，以暗寓柳如是之姓，其中含有夸耀的成分以取悦于柳如是。谷水为松江之别称，诗中以昆山、谷水所处的地域，暗示柳如是籍贯在松江。此诗具有传记性质，故先介绍姓氏籍贯，这种写法符合传记文学的特征。
其次，此诗用典丰富，尤其与“柳”有关的故实，更是多所搜寻，广为引征。这样既扩大了诗的含量，又使全诗显得简练。如“吴宫万缕连”，典出牛峤《杨柳杖词》“吴王宫里色偏深，一束纤条万缕金”。又如“托根来净域，移植自芳年”，则是活用《洛阳伽蓝记》“佛本清净，嚼杨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树”之典，且暗示柳如是本姓杨之事实，牧斋用典巧妙之处，多是如此。又如“字脚元和样”，即化用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赠》“柳家新样元和脚”之诗意。柳公权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成名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这里推崇柳如是书法有其渊源，等等。总之，诗中广征有关“柳”的典故，且能灵活运用，增添了诗的艺术魅力。诚然，用典过多，有时也不免产生堆砌之弊。胡应麟说：“凡用事用语，虽千熔百炼，若黄金在冶，至铸形成体之后，妙夺化工，无复丝毫痕迹，乃为至佳。”（《诗薮》）如以此衡量该诗的用典，那么应该说，它虽熟练老到，却未臻至境。总觉得在表达情感方面有点做作，缺乏一种强烈的冲击力量。
再次，作者善于排比铺陈，极力从各个侧面刻画人物，构成此诗另一艺术特色。柳如是为江南一代名妓，时称“色艺双绝”。诗中也着重从这两方面加以描述，如：
织缣诗自好，捣素赋尤贤。锦上文回复，盘中字蜿蜒。清词常满箧，新制每连篇。芍药翻风艳，芙蓉出水鲜。
度曲穷分刌，当歌妙折旋。吹箫嬴女得，协律李家专。画夺丹青妙，琴知断续弦。
修眉纡远翠，薄鬓妥鸣蝉。向月夜方空，当风带旋穿。行尘尝寂寂，屐齿自姗姗……。
诗中运用排比形式，铺陈叙述，极尽描绘之能事，除对她的天生丽质细加渲染外，还特别描写她善文赋、工诗词、专音律、擅歌舞，以至琴棋书画、蹴鞠、争博等等，无不精通，这样一位美丽而又多才多艺的奇女子形象就屹立在读者的面前。此外，诗中还用相当的篇幅描写柳如是过访半野堂之后，两人心心相印、亲密相处的情景。结尾的依依惜别，更透露出无限的眷恋之情。
柳如是画迹
此诗规模恢宏，结构缜密，是一首独具风格的爱情诗。陈寅恪先生说：“牧斋《有美诗一百韵》，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压卷之作，即《初学》、《有学》两集中，亦罕见此希有之巨制。可知其为牧斋平生惨淡经营、称心快意之作品。后来朱竹垞《风怀诗》固所不逮，求之明代以前此类之诗，论其排比铺张，波澜壮阔，而又能体物写情，曲尽微妙者，恐舍元微之《梦游春》、白乐天《和梦游春》两诗外，复难得此绝妙好词也。”这一评语，对理解此诗的特色，无疑有很大帮助。
爱情是甜蜜的。只有甜美的爱情才能酿出甜美的诗。
35、情韵兼胜的《陌上花》
读清人王士禛《渔洋诗话》，有一段关于《陌上花》诗本事的记载：“五代时，吴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肃王寄妃书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二语艳称千古。东坡又演为《陌上花》云：‘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还歌缓缓归。’‘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歌缓缓妾归家。’晁无咎亦和八首，有云：‘娘子歌传乐府悲，当年陌上看芳菲。曼声更缓何妨缓，莫似东风火急归。’……二公诗皆绝唱。”后来他在《香祖笔记》中又提及此事，说：“钱武肃王不知书，然其寄夫人诗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数言，而姿致无限，虽复文人操笔，无以过之。东坡演之为《陌上花》三绝句。”这两条记叙，内容基本相同，仿佛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陌上花》这一诗题是苏轼根据钱武肃王的故事而创制的。但考苏轼《陌上花·序》：“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九仙山在杭州西面，山上有无量院，相传为晋代葛洪、许迈炼丹处。苏轼有《宿九仙山》诗，自注云：“九仙谓左元放、许迈、王、谢之流。”据《序》所载，有两点似需加以辨正。
其一，《渔洋诗话》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是武肃王寄给他妻子的。武肃王即吴越王钱镠，《新五代史·吴越世家》：“长兴三年，镠卒，年八十一，谧曰武肃。”而苏轼《陌上花·序》只称吴越王，未指明为何人。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十《陌上花》三首云：“指钱俶归朝之事，用事殊不伦。”如果纪昀所说不误，那么吴越王应是钱俶而非钱镠。《吴越世家》有一段关于吴越王归宋的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诏俶来朝，俶举旗归于京都，国除。”从“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等诗句来看，这些内容大约写吴越归宋之事，如指钱镠，则与诗的内容不符。
其二，据诗《序》载，《陌上花》本为民间歌曲，因“其词鄙野”，作者遂润饰加工，写成《陌上花》三首。这种情形在诗坛上并不少见，如刘禹锡《竹枝词》即直接受民歌影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余来建平，里中儿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訏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故余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苏轼创作《陌上花》，和刘禹锡写作《竹枝词》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从民歌中吸取养料而加以仿制。所以王士禛称苏轼从吴越王寄给妻子的书直接“演为《陌上花》”云云，至少不甚确切。尽管《陌上花》并非苏轼所首创，但作为文人的创作，其功绩仍不可抹煞。事实上不但与苏轼年代相近的晁补之（字无咎）有和作，直到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还有和作，可见它在诗坛上曾产生深远的影响。
钱谦益的和诗写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这年春天，钱谦益和柳如是一起游览苏州、嘉兴之后，两人在南湖分手。钱往黄山漫游，柳则乘舟回松江。在旅途中，钱谦益写了《陌上花》三首寄给柳如是，全题为《陌上花乐府三首，东坡记吴越王妃事也，临安道中感而和之，和其词而反其意以有寄焉》：
陌上花开正掩扉，茸城草绿雉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
陌上花开燕子飞，柳条初扑麹尘衣。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撇妆台缓缓归？
陌上花开音信稀，暗将红泪裹春衣。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
要了解这组诗的含意，要对诗题细加揣摩，所谓“和其词而反其意以有寄焉”，正是理解这组诗的关键。为什么要“反其意”呢？因为当时钱、柳二人正处于热恋之中，他们不得已在南湖相别，简直难舍难分。很显然，钱谦益这次游黄山，是事先有约而欣然前往，不然他是不大可能撇下“小妇”而不顾的。第一首“狂夫不合堂堂去”，意思是说，自己实在不该撇下柳如是，贸然前往黄山一游。其中实含有歉疚的意思。
第二首“柳条”句，语音双关。柳条也喻柳如是。麴尘衣，指黄色的衣服。这句暗示钱、柳初次相会即情投意合。石镜，即石镜山，在钱镠的故里临安县，因东峰有一圆石如镜，故称。《舆地纪胜》引《郡国志》云：“（石镜）径二尺七寸，其光照如镜之鉴物，分毫不差。”这里也借指镜子。诗的落脚点却在尾句，实是问柳如是，怎忍撇下妆台而缓缓归去？当时钱柳在一起共同生活时间不长，柳如是见到这首诗心中自然明白。
第三首“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从爱花惜花的角度，期望柳如是尽快回常熟家里。但仔细捉摸，这花不仅指自然界的花，实暗喻柳如是，可见作者诗思之巧妙。这样一层更进一层地紧扣诗题，“反其意”的题旨也就和盘托出。
柳如是读了钱寄来的这首诗后，心中又泛起爱的涟漪。她是一位才女，自然不甘示弱，挥毫写下《奉和陌上花》三首：
陌上花开照版扉，鸳湖水涨绿波肥。斑骓雪后迟迟去，油壁风前缓缓归。
陌上花开一片飞，还留片片点郎衣。云山好处亭亭去，风月佳时缓缓归。
陌上花开花信稀，楝花风暖飏罗衣。残花和梦垂垂谢，弱柳如人缓缓归。
这三首和诗，艳丽流畅，情韵兼胜，与钱诗相比，毫不逊色。就以最后两句来说，“残花和梦垂垂谢，弱柳如人缓缓归”，仔细品尝，可以给人无穷的回味。这残花，这弱柳，正是陌上花开之时的春天景色，但在这里作者也用以自况。是的，当时的柳如是正在用爱情为自己编织一个春天的梦，美丽的梦。
36、雨后黄山更奇绝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苏轼这两句描绘杭州西湖的名诗，后人无不十分欣赏。其实不仅西湖是如此，一些风景秀丽的游览胜地，无论天晴天雨，都另有一番情趣，黄山又何尝不是这样！
“雨后黄山更奇绝”（《宿桃源庵作短歌题壁示药谷主人余抡仲》）。明崇祯十四年初春时节，钱谦益和柳如是在南湖依依惜别之后，便应友人之约，往黄山一游。兴之所至，给我们留下了二十余首描绘黄山风貌的诗篇。据《游黄山记》载，作者登黄山之际适遇雨天，因此不但看到“晴方好”的景色，更看到“雨亦奇”的奇观，其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午夜闻冲撞弥急，溪声雨声，澎湃错互。晨起坐小楼，视天都峰瀑布痕斓斑赮駮，俄而雨大至，风水发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龙，掉头捽尾，横拖倒拔。白龙潭水鼓怒触搏，林木轰磕，几席震掉。雨止，泉益怒，呀呷撞胸，如杵在臼。”这段描述，可作为“雨后黄山更奇绝”的注脚。
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素有“黄山四绝”之称。这固然不错，但黄山的溪、泉、潭、瀑亦十分有名。尤其是瀑布，在滂沱大雨之后，更显现出特有的雄姿。笔者前几年曾伴友人一游黄山，住在桃花溪畔，有幸目睹雨后黄山的奇景，那种“千流竞写白龙潭，四窗横挂天都水。水飞石击相砅砰，龙蛇攫拿山谷鸣”（《桃源庵小楼坐雨看天都峰瀑布作》）的景象，至今犹历历如在眼前，对钱谦益的这些诗句，有着比他人更加深刻的体会。特别是当夜色降临群山之际，万籁俱寂，唯有那人字瀑的巨响，犹如不断冲撞的洪钟，震耳欲聋，令人彻夜难眠。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显然难以领会黄山瀑布之奇之壮，更无从领略“雨后黄山更奇绝”的妙处所在。
黄山胜景：飞来石下观云海
黄山的瀑布比之庐山并不逊色，或者说各有千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将瀑布临空直落、飞泻而下的主观直感，用形象而生动的比喻表达了出来。虽短短四句，雄奇壮丽的庐山瀑布就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而钱谦益的《天都瀑布歌》则用排比铺叙的手法，渲染雨后黄山瀑布的浩大声势，惊心动魄，令人心动神移，叹为观止。“天都诸峰遥相从，连绵峄属无罅缝”。诗一开始即用如椽大笔勾勒天都峰附近山岭重叠、连绵不绝的形势，然后描写山雨欲来之前风云变幻的景象：“山腰白云出衣带，云生叠叠山重重。峰内有峰类皴染，须臾蓊合仍混同。”此时云生山岫，遮天蔽地，一片白濛濛。写到这里似乎还未入正题，仍为描绘天都峰瀑布作铺垫。接着诗人写道：
良久雨足水积厚，瀑布倒泻天都峰。初疑渴龙甫喷薄，抉石投奅声??。复疑水激龙拗怒，捽尾下拔百丈洪。更疑群龙互转斗，移山排谷轰圆穹。人言水借风力横，那知水急翻生风。激雷狂电何处起？发作亦在风水中。
“初疑”、“复疑”、“更疑”，作者一口气连用三个比喻，极写瀑布的声响势壮，威猛湍急。此诗笔力雄浑，奇势迭出，非大手笔难以写出如此境界。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人们幻想中的产物，它实是云雨的化身。《易经·乾卦》：“云从龙，风从虎。”意思是说龙起生云，虎啸生风。因而一些著名的瀑布、水潭往往也和龙的传说分不开，有的甚至直接以龙命名。如黄山就有白龙潭、青龙潭、九龙瀑等等。至于古代诗歌中以龙来形容水潭、瀑布的就更不少。如“分清裂白两派出，跳珠跃雪双龙争”（宋·杨万里《题兴宁县东文岭瀑泉》）；“喷雪乍疑银汉贵，横空惊见玉龙飞”（明·王旷《石梁行》）等等。不过，像这首诗中一连运用“渴龙喷薄”、“龙拗怒”、“群龙转斗”三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瀑布的声势，实不多见。作者丰富的想像力，给这首诗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诗的结尾不仅趣味盎然，而且耐人咀嚼：“凭阑心坎舒撞舂，坐听涛濑看奔冲。愕眙莫讶诗思穷，老夫三日犹耳聋。”尤其最后一句，暗用《五灯会元》“怀海禅师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之典，不露痕迹，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可见作者在运用典故方面游刃有余。顾嗣立《寒厅诗话》说：“作诗用故实，以不露痕迹为高，昔人所谓使事如不使也。”这是用典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根据这一标准，钱谦益在用典方面也确实取得极大的成功。
“人言此行天所予，宜晴即晴雨即雨”。钱谦益这次登览黄山，适遇晴雨交替的天气，因而不但看到晴日黄山瑰丽秀美的景色，而且看到“雨气溟濛山更好”的景象。黄山的种种奇观，无不尽收笔底，成为作者吟咏的对象。“已放飞流悬瀑布，更铺云海媚新晴”（《十二日发桃源庵出汤口径芳村抵灊口》）。“平铺万状尽云练，幻出千岚似丘垄”（《登始信峰回望石笋矼》）。“峭壁崩厓罅欲裂，异松穴石攒如簪”（《缘天都峰趾度断凡桥下木梯憩文殊庵》）。黄山的流泉飞瀑，绝??危崖，奇松怪石，云海深谷，无不化作美丽的诗句，宛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让人们尽情地去欣赏大自然争奇竞秀的美景。
黄山的灵秀触发了诗人的灵感。钱谦益的游黄山组诗，以及而后补写的游黄山记，实是中国古代山水文学不可多得的奇葩，给后代留下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遗产。
37、风前桴鼓忆金山
妇女从戎，在男尊女卑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民间流传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说她是一位娇弱的女子，却女扮男装，像刚强剽悍的男子汉那样投身战场，历尽艰辛，凯旋而归。这可歌可泣的事迹，无疑是妇女界的骄傲。但遗憾的是，木兰的形象仅是理想的化身，是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是否实有其人，乃是一个大疑团。
宋代的梁红玉就不同了，她妓女出身，后为名将韩世忠的妻子，封杨国夫人。据《宋史·韩世忠传》载，元宵之夜，韩世忠于秀州（治所在今浙江嘉兴）张灯高会，然后出奇兵急赴镇江。待金兵来到之前，韩军已先声夺人，屯驻金山寺。“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两军在黄天荡相持四十八日，兀术挖渠三十里，才得逃脱。韩世忠在金山大战金兀术和梁红玉临阵击鼓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传为佳话。
明崇祯十四年（1641），钱谦益携柳如是共游镇江，回想金山寺（江苏镇江）当年韩世忠和梁红玉戮力抗金的情景，不禁思潮起伏，写下组诗《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七云：
柁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俯仰间。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
诗从眼前景色落笔，极力渲染气氛，“画角声飘江北还”，“风前桴鼓忆金山”，仿佛声声画角、阵阵战鼓随风在江面上飘荡，令人回想起当年战斗之激烈。整首诗洋溢着对韩世忠、梁红玉的仰慕之情。其实作者在这里呼唤古代的幽灵，与其说是怀古，不如说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明代末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时代需要像韩世忠这样智勇双全的名将出来挽救危局。而钱谦益本人当时也颇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以致欲磨剑一试。“追思贳酒沦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洞房清夜秋灯里，共检庄周说剑篇”（《秋夕燕誉堂话旧有感》）。这些诗句表明钱、柳两人平时曾在一起慷慨谈兵，对国运之兴衰甚表关心。直至弘光朝时，钱谦益还上疏请求赴扬州支援史可法，表明他想做当世的韩世忠。至于柳如是，她确是一位奇女子，据《孤忠后录》载，顺治四年，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可见柳如是曾参与反清斗争，她无疑也想充当梁红玉这样的角色。
金山寺（江苏镇江）
但是，钱谦益却有言无行，仅是一介懦弱的书生。他虽以知兵自许，却缺乏军事实践，即使他有机会领兵作战，恐怕也未必能成为韩世忠。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要做当代的韩世忠，除了有此志愿外，更重要的是要为实现这个志愿而身体力行，甚至作牺牲自己的准备。而钱谦益并非这样的人，他的降清至少可以说明他是无法肩负这一历史重任的。所以有人对钱、柳作了这样的评断：一个欲当韩世忠不成，一个欲做梁红玉不能。
这次金山之游，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三年之后，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为了却“他日灵岩访碑版”的宿愿，作者前往邓尉观梅，顺道去灵岩山西麓凭吊韩世忠墓，“扫积叶，剔苍藓，肃拜酹酒而去”之后又写了《韩蕲王墓碑记》，详细追述当日写此诗的经过：
杨国起家北里，慷慨择配，识英雄韎韦之中，遂能定国难，奏肤公。丰碑青史，于今为烈，岂不伟哉！辛巳长至日，余与河东君的舟京江，指顾金、焦二山，想见兀术穷蹙打话，蕲王夫人佩金凤瓶，传酒纵饮，桴鼓之声，殷殷江流??沸中，遂赋诗云：“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山俯仰间。”相与感慨叹息久之。
这一段文笔，对梁红玉的身世，韩、梁的结合，以及金山击鼓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所谓“慷慨择配，识英雄韎韦之中”，是说韩、梁在军旅中相识而婚配。关于韩、梁的婚姻，颇有传奇性，罗大经《鹤林玉露》有段记载：
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惊骇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往复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至夜尽欢，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
这段记述，或有某些事实作根据，但艺术加工的痕迹也极明显。梁为一娼女，却能慧眼识英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大胆泼辣的性格特征。
还有一点，原诗“剩水残云俯仰间”，《碑记》却改为“剩水残山俯仰间”，虽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作者对时局的判断。前面说到，作者凭吊韩世忠是在崇祯十七年二月，这时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无疑“剩水残山”更能反映出当时危急而动荡的现实。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钱谦益虽然敬仰韩世忠，但当强敌兵临城下之际，在生死考验面前，他既不能像韩世忠那样领兵抗击清兵，也没能像文天祥那样保住民族大节，以身殉国，终于走上屈膝投降的道路，使他抱恨终身！
38、一失足成千古恨
明朝末年，阉党专权，朝政混乱，国势日蹙。一些具有开明意识的士大夫以清流名士自居，结党建社，其中以东林党、复社、几社等最为著名。他们在抨击朝政、反对阉党的斗争中，一时颇受人们的赞赏和支持。
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无锡人吏部郎中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评议时政，对四方士子很有影响力，被称为“东林党”。作为明末诗坛的盟主钱谦益，同时也是东林党魁首之一，当时颇负雅望，甚至有不少人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陈子龙对他就十分崇拜，说：“阁下雄才峻望，薄海具瞻，叹深微管，舍我其谁？天下通人处子，怀奇抱道之士，下至一才一艺之流，风驰云会，莫不望阁下之出处，以为濯鳞振翼。”（《上少宗伯牧斋先生》）这些话当非阿谀奉承之辞。
东林书院（江苏无锡）
但遗憾的是，钱谦益却没能担负起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的所作所为令人们大失所望。特别是当清兵的铁蹄踏破福王朱由崧偏安东南的美梦，兵临金陵城下时，他却和一班同僚开城出降，演出了历史上一幕令人痛心的丑剧。《清史稿·世祖本纪》有段记载：
（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牧斋降清后，心想以他的名望，必定会受到重用，当入阁主事。但事与愿违，清政府对他并不重视，命他为礼部侍郎，充修明史副总裁。他深感不得志，不久以疾乞归。虽然如此，在他乞归之后，人们对他一身仕两朝的行径仍表不满，甚至公开对他进行抨击与讥讽。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载：
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与“阁”谐音）老。”钱默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
吴语“觉”与“阁”同音，用谐音手法讽刺钱入清后不得登“阁老”之位，令人捧腹。所谓“两朝领袖”云云，更是对他不能严守节操的鞭挞。
不过，也应当看到他在清廷任职仅半年，即谢病归里，这和那些死心塌地跟着清朝统治者走到底的人毕竟有所区别。事实上，后来他对自己未能保持节操颇有悔恨之意，而在他的一些作品里更是渗透着对故国的思念。如《鸡人》：
鸡人唱晓未曾停，仓卒衣冠散聚萤。执热汉臣方借箸，畏炎北骑已扬舲。刺闺痛惜飞章罢，讲殿空烦侧坐听。肠断覆杯池畔水，年年流恨绕新亭。
诗大约写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鸡人是古代宫殿里伺漏报晓的官吏，诗以鸡人为题，含意颇深。起句紧扣诗题，揭露弘光朝在清兵围攻南京时，自皇帝至文武百官降的降、逃的逃，一片混乱。究其原因，都因为皇帝昏庸糊涂，官吏腐败麻木。诗中作者自注：“乙酉五月初一日召对，讲官奏北马畏热，必不渡江。”乙酉即弘光元年，在清兵即将南渡之际，朝廷官吏非但不作抵御敌人的准备，而且编造“北马畏热”之说，以自欺欺人。在强敌面前，那怕存在一点侥幸心理，都会遭到灭顶之灾，这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在南明弘光朝一大批文官武将中，坚决抗清而有所作为的只有史可法一人。史驻守扬州，统制四镇之兵。清兵攻占扬州时，可法率众顽强抵抗，城陷后，豫王犹欲劝降，史可法正色曰：“天朝大臣岂肯偷生作万世罪人？”终不屈而死。清兵在扬州屠城十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大屠杀。在此之前，钱谦益曾“疏请援扬，自出督兵”，但因弘光帝“慰留而罢”。所谓“刺闺痛惜飞章罢”就是指这件事。不过，作者这样写，在“痛惜”之余，似有替自己开脱罪责之嫌。因为即使牧斋上疏援扬获准，他能否像韩世忠那样和强敌拼一死战，或者像史可法那样保持民族大节，宁死也不肯“偷生作万世罪人”？回答是否定的，牧斋后来的降清，事实证明他既不配当韩世忠，更不配当史可法。
诗以“年年流恨绕新亭”作结，充满惆怅、感伤之情。新亭又名劳劳亭，故址在今南京市南。据《晋书·王导传》载，东晋初年，士大夫纷纷渡江南下，“每至暇日，相要（邀）出新亭饮宴。周??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在古典诗词中，“新亭对泣”这一典故，多用来表示对故国的眷恋和哀思。牧斋在临终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于今敢下新亭泪，且为交游一惘然。”（《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他在死神将要降临之际，才“敢下新亭泪”，这固然说明当时环境之恶劣，同时也表明他对故国至死未能忘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这种大义凛然，不以贪生害节的崇高品德，正是古代正直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钱谦益的失足降清给他带来奇耻大辱，这是无法辩解的。但他晚年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悔恨，“苦恨孤臣一死迟”（《后秋兴》之十二），“国恩未报是心魔”（《癸卯中夏六日重题长句二首》），企图用自我谴责来洗涤心灵深处的污垢。这一点，后人诚然已经看到，而且应该给予公允的评价。
39、女中之丈夫
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现代人的意识。在现今社会里，倘若没有千百万妇女为争取自身的独立地位而广泛积极地参加各项活动，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可是在古代，妇女的地位就显然不同了。她们中间不少有才华的人因而受到扼杀摧残，她们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尽管如此，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依然给人们留下不少光彩夺目的巾帼中佼佼者的画像。宋代梁红玉的“击鼓助威”，早已传为美谈。明末名妓李香君，身处卑贱，心灵高洁，侯方域的《李姬传》以感人的笔触刻画了她的生平事迹，后来成为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传奇的蓝本。柳如是和梁红玉、李香君有着相近的生平际遇，都出身于青楼，但她们犹如亭亭玉立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在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柔中有刚、正直勇敢、深明大义的崇高品质，令一些须眉也为之感到惭愧。
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魁首之一，且又身居高位，然而在清兵攻占南京时，却率先举起白旗，归附清朝，丧尽民族气节，使这位当时颇有声望的人物，一下子从云端上掉了下来，现出丑陋之灵魂。而妓女出身的柳如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前，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大无畏精神。据顾苓《河东君传》载：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钱谦益）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中水，持之不得入。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而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语余也。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
《牧斋遗事》也有类似的记载：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斋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中，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
两段记载，均出于沈明抡之口，而非小说家之言，是记实，因而大致可信。崇尚气节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美德，虽含有对帝王愚忠的成分在，但提倡气节本身，却是无可非议的。柳如是作为一位普通妇女，能如此深明大义，实不容易。诚然，某些人平日也将气节两字挂在口头上，一旦遇到关键时刻，为了苟活，就置气节于不顾。明末将领洪承畴就是这样，他出任督师时，据说曾自书一联曰：“君恩似海；臣节如山。”可是，曾几何时，他却因兵败降清，将“如山”之大节抛之脑后。在他看来，首级究竟比气节更加宝贵。钱谦益也是属于这一类人。尽管他后来并不像洪承畴那样死心为清朝服务，但这也未能洗刷其作为一个降臣的耻辱。在这一问题上，足以衡量钱、柳品德的优劣。
牧斋降清后，遵命北迁。当时降臣的眷属一例随行，惟独柳如是耿耿于怀，不愿做驯服的羔羊与牧斋一起北上。从柳如是劝牧斋杀身以全节来看，她的这一果断行为，除对钱的失节深表不满外，更含有在强烈的民族意识驱使下，表明自己对清朝新政权的不合作态度。可以这样说，一位纤弱的妇女，却胜过满朝的文武大臣，这在当时确是很难能可贵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牧斋晚年对屈辱失节有所反悔，恐怕和柳如是这位贤内助不无关系。清朝统一中国之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福建隆武政权、西南永历政权，特别是雄踞沿海一带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抗清部队，和清政府展开积极的对抗。柳如是一直注视着反清复明事业的发展，并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
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为牵制清兵对永历政权的围攻，约张煌言会师北上，接连攻克瓜州、镇江，直迫南京。水师的节节胜利，使郑成功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情绪，不幸中了清总督郎廷佐假投降之计，结果遭伏兵袭击，损兵折将，不得已于八月弃瓜、镇，退出长江，一次很有希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自从郑成功率水师浩浩荡荡进入长江之后，牧斋夫妇曾把复明的期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江豚显然暗喻郑成功水师。“为报新亭垂泪客，好收残泪览神州”。水师的胜利，使牧斋夫妇感到欢欣鼓舞。郑成功在南京受到挫折，他们认为局部的失败不必过分计较，而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小挫我当严儆候，骤骄彼是灭亡时”。而水师最后失败退出长江，使他们的希望破灭，又陷入无限的悲愁之中。
郑成功这次北伐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反清复明事业的成功。果然，北伐失利之后不久，永历政权在内外夹迫下无法支撑，很快就瓦解了。反清复明的斗争因无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也就难以为继，遂转入低潮。因此，柳如是对郑氏的北伐尤为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有《后秋兴之三》诗为证：
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乍传南国长驰日，正是西窗对局时。漏点稀忧兵势老，灯花落笑子声迟。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
牧斋在诗题下自注云：“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很显然，这组诗是为柳如是而写的，而且写于郑成功水师失败之后。诗人对爱妻此时此地的心境十分了解，诗中以棋作喻，抒写情怀，把一位深居闺阁、情系海宇、悲欢与共的妇女形象维妙维肖地刻画了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多半有这样的经验，对某件事的期望值越高，一旦达不到目的，接踵而来的失望也就越厉害。郑成功失败的阴云笼罩在他们的心上，诗中飘荡着一股难以明言的哀愁。但他们没有被失望的狂涛所淹没，“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诗的结尾表示有朝一日能像韩世忠、梁红玉那样共同抗击敌人，这无疑传达出柳如是的心声。
柳如是从劝牧斋杀身以全节，到不愿和新朝合作，到支持反清复明活动，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伟大气魄。所以有人称赞她为“女中之丈夫”，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40、短命的小朝廷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锁链上，各个朝代就像一环扣一环似的延伸开来。在那一长串的链条上，时而会出现薄弱的环节，有的王朝甚至极为短命，南明弘光朝就是一个典型。福王朱由崧由他登基算起，到强悍的清兵攻占南京，沦为阶下囚为止，仅短短的一年。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朱由崧取“弘光”为年号，即寓继承明朝正统，使其弘扬光大之意。这大概是为了讨个吉利吧。遗憾的是，这吉利的年号终究无法挽救其腐朽透顶的政权。那么弘光朝如此迅速覆亡，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钱谦益写过一首七律《一年》，试图对这一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型。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作者在弘光朝曾任礼部尚书，对于“小朝廷”的覆亡自有切肤之痛。“遗恨虚传”正道出诗的主旨。从全诗来看，作者似乎想揭示弘光朝覆亡的原因，但他将铸成这一历史性的错误归罪于一批奸佞之徒，实在不公平。诗中运用了两个历史典故：一是南朝陈后主创制《玉树后庭花》，整天和妃嫔沉醉在淫乐之中，终于导致陈的灭亡。一是晋武帝平日沉溺于酒色，在位末年天上出现长星，他在华林园举杯祝酒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这两个典故原意是说陈后主和晋孝武帝沉湎于酒色，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但在这首诗中作者却用“岂有”“也无”这样的否定句式表示朱由崧和陈后主、晋孝武帝有所不同，诗的矛头不是指向“天子”，而是指向“狐群”“蜮鬼”，指出“不随京洛尽”的奸佞之辈。
固然，弘光朝当道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之辈，贪婪纳贿，陷害贤良，使腐败的朝政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对南明政权的覆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追究，何以这批权奸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其根本原因乃是因为最高统治者弘光帝的荒淫无能。对于这一点，牧斋不可能不了解，但他有意“为尊者讳”，削弱了这首诗的批判力量。对于同一事件，吴伟业在《读史杂感》中有痛切的描述：“闻筑新宫就，君王拥丽华。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使者螭头舫，才人豹尾车。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这首诗明确将朱由崧比作陈后主，揭露他登上帝位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却忙着“筑新宫”，选“内主”，派太监四出活动，结果那些入选的妃嫔，有的甚至未能见福王一面，即被清兵俘虏，成了可怜的战利品。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俯拾皆是，昊伟业《鹿樵纪闻》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西宫落成，改名慈禧殿。分遣内官催各省金花殿价及一应年额关税盐课。礼部再选淑女，富室官家有隐匿者，四邻连坐。
……
是日汇选淑女于贡院，七十人中选中阮姓一名，大铖侄女也。壬戌，送到浙中淑女五十人，选中王姓一名，周姓一名，俱送皇监。
这两段记载描述了宫庭选妃嫔的一幕。民间为此备受骚扰，以致有“母女自尽”这类惨剧发生。从中还可以看到选淑女实与礼部有关，难怪身为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对此噤若寒蝉，不着一字。
其实，朱由崧的荒淫生活并非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才开始的，早在马士英等密谋拥立福王时，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就极力反对，提出不可立的理由有七条，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著名的“七不可”。可见福王本来就是扶不起的阿斗，要依恃这样的昏君去支撑半壁江山，挑起“中兴大业”的重任，无疑是对历史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
平心而论，南明弘光朝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它的迅速灭亡，除了在军事上清兵占有优势之外，更主要的是，弘光朝上有昏君，下有权奸，互相利用，又互为因果，以致政局日蹙，最后福王做不成皇帝，老百姓也跟着遭殃。两位诗人对同一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加以反映，各有其特点。其优劣我们姑且不谈，但从贴近历史真实来说，吴伟业的《读史杂感》似乎更胜一筹。
41、狱中赋诗
诗人毕竟是诗人，即使身陷囹圄，生死未卜，也依然不忘赋诗咏怀。
顺治四年（1647）三月，钱谦益因受黄毓祺案牵连，逮系狱中，《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就是在冥冥的狱中写成的。
黄毓祺字介子，江阴人。清兵南下后，曾在家乡一带招募义兵，从事反清活动。黄毓祺与牧斋夫妇的关系似不寻常。祝纯嘏《孤忠后录》载：顺治四年，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政负之，始得登岸。”又计六奇《明季南略·黄毓祺续记》载：“毓祺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贿而贪利，素与清兵往还，窥知毓祺事，谓徐摩返必挟重赀，发之可得厚利。及摩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清朝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如果这些记载可信，那么说明钱、黄之间私谊甚笃，牧斋夫妇对黄的反清活动秘密予以支援。黄毓祺案发遭逮系，不免牵涉牧斋。牧斋心中自然也明白这一次似乎难以消灾弭祸，自觉难免一死，所以他在《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中说：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塗，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
这篇序以充满激情的笔触，着重叙述柳如是不顾自己病魔缠身，甘愿“冒死从行”，且担心牧斋身遭不测，誓上书代死，如“代死”不成，则愿“从死”。（柳如是对牧斋十分痴情，牧斋死后不久，她即自缢身亡，可以证明这一点。可见这里所说的“代死”“从死”，并没有半点的虚情假意。）字里行间对她的牺牲精神和倔强性格深表敬佩，感激之情流溢于笔端。
序是牧斋获释后写的，心境自然与在狱中时不同。险恶的狱中环境，他想到的是死，所以才有“诀别”诗，且录两首如下：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苍（一作“庐”）四盖破天低，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沉报晓鸡。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其一）
六月霜凝倍憯凄，骨消皮削首频低。云林永绝离罗雉，砧几相邻待割鸡。坠落劫尘悲宿业，皈依法喜愧山妻。西方西市原同观，县鼓分明落日西。（其五）
牧斋锒铛入狱，时在夏季四五月间。炎热的夏日却因北方寒气的侵袭而倍感凄冷。这阴森的“朔气”，显然主要不是指大自然之寒气，而是借喻处于北方的清朝统治势力。“六月霜凝”同样采取比兴手法，是说清朝统治者就像六月霜雪那样冷酷无情，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摧残折磨得“骨消皮削”。这些氛围的描写，极力刻画狱中环境的阴沉险恶，仿佛有一股刺骨的寒气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
前文已提及，牧斋这次被执，自料难免一死。这时他的儿子孙爱才十九岁，涉世未深，诚难应付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幸亏柳如是在旁照料，心中才稍稍感到宽慰。后来他得以逃离魔掌，无罪释放，无疑倾注着柳如是的大量心血。据《清史列传·钱谦益传》载，他的获释有两个原因，一是“首告谦益从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质”，二是“毓祺病死狱中”，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结果草草了结，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谳”。原告盛名儒逃匿不出面对质，已属蹊跷，说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今天读来，更是令人哑然失笑。这是典型的糊涂官办的糊涂案，在这“糊涂”的背后，肯定有人为牧斋四处奔走，其中的主角当然是柳如是。“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儿子年少，难以分忧；贤妻赴难，恩重情深。柳如是的救护之恩，牧斋自然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一个关押牢狱中的囚犯，显然已丧失反抗的能力，就像等待宰割的鸡一样可悲可怜。生还的机会几乎已经断绝，牧斋于是想到死，“西方西市原同观”，不管像佛教徒那样魂归西天，还是在西市受极刑，无非都是一死，在他看来已没有什么区别。《孤忠后录》载：“（毓祺）将刑，门人告之期。祺作绝命诗，被衲衣，趺坐而逝。”趺坐即结跏趺坐，佛教徒修禅的一种坐法。抑是牧斋在狱中闻说毓祺“趺坐而逝”消息后，才赋就此诗不成？
后来牧斋虽死里逃生，终获释放，但沉沉牢狱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的后半生，直到临终之际，仍未能从他的心灵上抹去。何以见得？他在病榻上写成的组诗《病榻消寒杂咏》中有一首即“记丁亥羁囚事”，诗云：
缧绁重围四浃旬，仆僮并命付灰尘。三人缠索同三木，六足钩牵有六身。伏鼠盘头遗宿溺，饥蝇攒口嘬余津。频年风雨鸡鸣候，循省颠毛荷鬼神。
康熙三年（1664）牧斋卧病不起，距“丁亥（即顺治四年）羁囚”已十七年之久，但他忆及当年情景，就像发生在眼前似的，依然历历在目，心有余悸，足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可谓至死不忘！
42、湖光山色面目非
《诗经·王风》有一名篇《黍离》，共三章，第一章这样写道：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的大意是这样：那纷披繁茂的禾黍，那丛生茂密的稷苗。我蹒跚地走着走着，心中的愁苦难煎熬。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内心充满忧伤；不了解我的，以为我在寻觅着什么。高高在上的苍天啊，这荒凉的景象究竟是什么人造成的哟！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反复咏叹的就是这样的内容。《毛诗序》说：“《黍离》，闵宗周（指西周都城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也。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来人们就称哀痛国家之覆亡为“《黍离》之悲”。
怀旧也许是人的一种天性。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朝代的交替更迭不断发生，一方面表示着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往往给人们带来战争与苦难。一旦新朝成立，对于旧朝的臣民来说，天然地会发生排斥的心理，不愿去接受新的现实，于是怀念故国的情绪很自然在遗民中滋生、蔓延，这也是怀旧心态的一种特殊表现。特别是宋元、明清易代之际，由于入主中原的新朝统治者是被视为“蛮夷”的蒙满少数民族，因而遗民中的故国之思往往渗透着复杂的民族感情。宋亡之后，不少诗人将他们的故国之思以及目睹国家灭亡而产生的哀愁一古脑儿倾注到作品中去，如文天祥《金陵驿》有这样诗句：“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作者抗元兵败，被俘后押送元都燕京，途经金陵，目睹宋代离宫野草丛生，“黍离”之悲油然而起。诗中运用“新亭对泣”和“丁令威”的典故，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身世之感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对故国的深沉怀念。
明清易代之际，文坛上也有不少文人写出思念故国的作品，就像钱谦益这样屈膝降清的人，在他的晚年也不乏悼念故国的诗篇。投降给他带来了耻辱，但平心而论，他还不属于那班厚颜无耻、死心塌地为新主子服务的人。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他降清之后，只做了半年的官，便告病南归，结束了官场的生涯。二是晚岁曾参加过反清复明的活动，说明复明之志未泯。因而，他那些抒写禾黍之悲的诗作，无疑也是他真情的流露。他在组诗《西湖杂感》序中说：“想湖山之繁华，数都会之佳丽。旧梦依然，新吾安往？况复彼都人士，感绝黍禾，今此下民，情深桑海。”很显然，作者借咏西湖而抒发家国之恨，桑海之叹。下面抄录二首，试加分析，其十六首云：
建业余杭古帝丘，六朝南渡尽风流。白公妓可如安石，苏小坟应并莫愁。戎马南来皆故国，江山北望总神州。行都宫阙荒烟里，禾黍丛残似石头。
其二十首云：
罨昼西湖面目非，峰峦侧堕水争飞。云庄历乱荷花尽，月地倾颓桂子稀。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今愁古恨谁消得，只合腾腾放棹归。
西湖是杭州的代表，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市）之后，一些文人就借吟咏西湖以抒发家愁国恨。如南宋文及翁《贺新凉·游西湖有感》：“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词中以洛阳喻北宋京城汴京（今开封市），颇有不堪回首之意。又如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也是借咏西湖来抒发自己亡国之叹。和钱谦益同时的吴伟业，在明亡之后，途经杭州时，写了《乱后过湖上，山水尽矣，感赋一绝》：“柳榭桃蹊事已空，断槎零落败垣风。莫嗟客鬓重游改，恰有青山似镜中。”抚今追昔，慨叹江山易主，人事已非。这些题咏西湖的诗词，奏出的是同一主题的乐章。
钱谦益的这两首诗，写于清顺治七年（1650）。前一首作者自注云：“有人问建业，云吴宫晋殿亦是宋行都矣，感此而赋。”建业（今南京市）为明代南都，弘光帝又在这里建立南明政权，它对钱谦益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诗中以建业和余杭（今杭州市）相比，引起读者由此及彼的联想。北宋灭亡之后，王公贵族纷纷南渡，在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支撑着半壁江山，而建业又是六朝故都，历史上曾在这两个名城演出一幕又一幕风流韵事。白公指白居易，他曾任杭州刺史。由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白乐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声妓，新词艳曲，布浃郡中。”可见当时白居易携妓出游，只不过是作为士大夫阶层的雅兴而被人们所乐道。安石即谢安，字安石。苏小即苏小小，南齐钱塘名妓，其墓在西陵。古诗云：“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唐李贺有《苏小小墓》诗：“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莫愁，古代女子名。清余宾硕《金陵览古》：“南径石城门望莫愁湖，盖在三山门之西矣。志称伎卢莫愁家此。”这两句借写历史上两地的名人，极力渲染“古帝丘”人杰地灵，繁华昌盛，目的是为了反衬出今日的衰败景象。“行都宫阙荒烟里，禾黍丛残似石头。”所谓“行都宫阙”，实则暗喻南明的帝王宫室。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作者目睹南明的宫殿已丧失昔日的光彩，破落不堪，被一片荒烟所淹没，这一切怎不令人哀伤！
西湖
如果说前一首以简洁明朗的对比手法，通过对故都沧桑之变的描写，哀悼国家的覆亡，那么后一首则着力描绘西湖的萧瑟衰残，以抒发江山依旧而面目全非的感叹。“云庄历乱荷花尽，月地倾颓桂子稀”。这和柳永笔下所描绘的“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景色，简直成了鲜明的对照，往昔西湖绮丽的风光已荡然无存。荷花和桂子（即桂花）本是杭州西湖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在一些题咏西湖的诗篇中，诗人们多以赞赏之笔刻画它的风姿。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高启《西湖夏夜观荷》）。无论写白天红日和荷花相映照，还是月下沁人心脾的荷香，都十分传神，令人心向往之。又如“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白居易《江南好》），写秋夜凭借空气中散发的浓郁清香，在月光下寻觅桂花的情景，如果不曾亲历其境，恐怕是写不出这样隽永的诗句来。可是在钱谦益的笔下，却是“荷花尽”，“桂子稀”。一个“尽”，一个“稀”，概括道出西湖景色由荣到衰的变化。但这一自然景观的变化，其含意已经超越自身所包含的内容，而寓有象征意义，即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它暗示着国家即明王朝的盛衰兴亡。这样“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也就容易理解。所谓“思旧树”“悔初衣”，实是含蓄传出发自心底对失节降清的悔恨，和对故国深沉的思念。古人所说“诗贵含蓄”，就是因为有些话不便明说，明说了可能祸从天降，有不测之虞，因此只能靠“弦外之音”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这也许是古代诗人的一大发明。
43、欲将秃笔扫群魔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即钱谦益辞世百年之后（钱卒于1664年），他毕生苦心经营的全部著述，竟遭清廷严令禁毁。对于这一历史公案，笔者曾深感迷惑不解。
因为和钱谦益一时齐名的吴伟业，在他的作品里满纸故国之思，悲悲戚戚，痛悔自己失身仕清，铸成终身大恨。令人奇怪的是，他的作品非但未遭禁止，乾隆皇帝还附庸风雅，亲笔为吴梅村集题诗云：“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给予颇不寻常的赞颂。
那么，清廷为何要禁毁钱谦益的著作呢？读完《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感到尽管某些篇章不合其“降臣”的身份，但似乎仍无大碍，仍然寻找不出之所以遭禁毁的真正原因。只是读了《投笔集》之后，才恍然大悟，在文网森严的有清一代，他的著作不被禁毁那才怪哩。
《投笔集》三个字就散发着浓烈的火药味，它的命名很值得探究。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说：“先生闻焦山师（指郑成功在镇江的水师）屡败北兵，慨然有从戎之志，于是和杜甫《秋兴》而以‘投笔’命其集。发摅指斥，一无鲠避，其志弥苦，而其词弥切矣！”陈寅恪先生亦以为“牧斋《投笔集》之命名，自是取班定远投笔从戎之义”。他还极力从钱诗中寻找旁证，说：“第三叠‘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殆因此时延平（郑成功）之舟师虽败于金陵，然白茆港尚有郑氏将领所率之船舶，牧斋欲附之随行，后因郑氏白茆港之舟师亦为清兵所击毁，故牧斋随行之志终不能遂。……此叠八首，不独限于个人儿女离别之私情，亦关民族兴亡之大计。”这些说法似乎颇有道理。但通览《投笔集》后，总觉得作者以“投笔”名集，固然用汉班超投笔从戎之典，但作者的真实本意却不在此，实有更深刻的含义在。
《投笔集》所收之诗，其时限从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年（1663），即从郑成功率水师千帆竞进，进攻南京起，至桂王朱由榔政权覆亡之后为止。据此，《投笔集》之命名，当在康熙二年之后，而不大可能在郑成功兴师之时。况且钱谦益当时已达老耄之期，虽然他支持郑成功的抗清复明活动，但要投笔从戎，自有力不从心之憾，未必会贸然作出这样的决断。不过，郑成功的抗清斗争给予他极大的鼓舞，心中萌动的反清意识再一次被引发，他自觉地用手中之笔当武器，参加到抗清的行列中来。《后秋兴》十二叠之后，作者有《吟罢自题长句拨闷二首》，透露出写作这组诗的动机与心境，实是研究《金陵秋兴》的第一手材料，诚为可贵。其第二首云：
不成悲泣不成歌，破碎还如墨盾磨。判以余生供漫兴，欲将秃笔扫群魔。途穷日暮聊为尔，发短心长可奈何！赋罢《无衣》方卒哭，百篇号踊未云多。
“不成悲泣不成歌”，表明作者已悲痛到极点，对现实感到绝望。“判以余生供漫兴，欲将秃笔扫群魔”，正是此诗的旨意所在。可作为作者以“投笔”名集的注脚。“途穷日暮”、“发短心长”，都是感慨自己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衣》系《诗经》中的一篇，其中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之句，表现出古代士兵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同仇敌忾的昂扬斗志。作者借用这一典故，其含义不言自明。为了配合反清斗争，他将“秃笔”当作投枪，刺向清朝统治者，以解心头之恨。这在诗集中可以得到印证，例如：
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愁声息捣砧。
顺治十六年六月，郑成功在瓜州、镇江接连打了几场胜仗，反清复明事业出现生机。“埋胡”“平辽”云云，正道出各地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心声。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
黑水即黑龙江，白山即长白山。白山黑水一带为女真族的发祥地。在郑成功攻占镇江、南京时，清兵蒙受巨大损失。“黑水游魂”、“白山新鬼”均指阵亡的清兵。
生奴八部忧悬首，死虏千秋悔入关。
生奴是旧时对少数民族的蔑称。生奴八部指满洲八部。“忧悬首”用汉陈汤发兵攻匈奴，斩郅支单于典故。陈汤曾奏请将郅支首级悬挂藁街示众。“死虏”句作者自注：“伪四王子遗言戒勿入关，东人至今传之。”
此外，如“讲填羯肉那堪脔，竿挂胡头岂解飞”；“杀尽羯奴才敛手，推枰何用更寻思”等等，这些喷射出火焰般炽热感情的诗句，把作者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与不满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反映出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刻骨仇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钱谦益在世时这些诗一旦被清政府发现，恐怕免不了要被砍头的。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明了，所以康熙甲辰（1664）付梓的《牧斋有学集》，仅收入《后秋兴八首》（即《后秋兴之三》），其余十二叠均删削无存。
鸡鸣子《投笔集跋》云：“蒙叟《投笔集》一书，世未有刊本，则以当时文网其密，而此书微吟深讽，易触忌讳，故秘而未刊，然江南藏书家多有写本，东南人士之留心文献不忘故国者，恒以一得见其书为快，故传钞殆遍。”可见，《投笔集》当时虽“秘而未刊”，但早已名声在外，为文人学士所传钞。在流传过程中，难免被多事者所发现，而暗地里向清政府告密。对于这样一位敢于怒目反抗清廷的降臣，在他的生前既然未能置之于死地，那么，在他的身后，其著作被判处死刑——禁毁，也就不足为怪了。
44、一颗红豆寄相思
人间自有痴情在，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男男女女因“痴情”而演出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的人生戏剧。钱谦益和柳如是的爱情结合，就很带有戏剧性，在当时曾引起周围人们的轰动。如今我们读及他们之间传递爱情信息的唱和诗时，依然会深受感动。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写下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他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呢？在此书的第一章《咏红豆》诗序中这样表白道：“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一粒小小的红豆，竟然触发了他笺释钱、柳爱情诗的念头，即使过了二十年，也依然未将它淡忘，可见钱、柳因缘诗具有何等的吸引力。
红豆是相思树所结的子实，故又称相思子。《搜神记》中有一段关于红豆的美丽传说，南朝宋康王夺取其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夫妇忍受不了康王的凌辱，双双自杀身亡。埋葬之后，两墓相望，一夜之间，墓上各生长出一棵大梓木，两树枝干交错于上，树根盘接于下。树上还栖息着一对鸳鸯，旦夕不去，交颈悲鸣，时人因称其木为相思树。俗语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韩凭夫妇以死来表示对强暴势力的无畏抗争，生既为夫妇，死也仍相依相连在一起。这个带有理想化色彩的结局，我们固然明知其不可能，但它多少表达了人们对韩凭夫妇的同情，可看作是一曲对忠贞爱情的赞歌。所以，后人往往将红豆当作爱情的象征。《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林黛玉来到怡红院看望宝玉，意外地吃了闭门羹，正与宝玉怄气。于是引出宝玉在冯紫英宴席上行酒令时唱的一段曲子：“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曲中以红豆喻“相思血泪”，实则隐约透露出宝玉对爱情的追求与苦闷。
诚然，红豆的象征意义也不限于爱情，由它引申开来，就含有更为广泛的相思之意。唐代诗人王维曾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诗据说是写给唐开元、天宝时期著名歌手李龟年的，故诗题又作《江上赠李龟年》，不待说，诗中抒写的是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关合相思之意。
如果熟悉钱、柳的爱情生活，就会发现他们和红豆有着不解之缘。原来钱谦益于顺治十一年（1654）购置常熟白茆镇芙蓉庄，因庄中种植着一棵红豆树，故又名红豆庄。柳如是后来曾长期居住在这里。据《柳南随笔》载：“芙蓉庄在吾邑（指常熟）小东门外……庄有红豆树，又名红豆庄。树大合抱，数十年一花，其色白。结实如皂荚，子赤如樱桃。顺治辛丑，是花盛开，邑中名士咸赋诗纪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结实数斗，村人竞取之。”顺治辛丑，即公元1661年。这年正值钱谦益八十大寿，而距钱、柳结缡之日已二十余年。然而他们依然情意缠绵，相爱如初。当钱谦益八十岁生日之时，柳如是特命一童子采得红豆一颗以祝寿，讨得钱谦益的欢心。钱自然领悟其深情厚意，便欣然命笔，写下一组红豆诗，诗题为《红豆树二十年复花，九月贱降时，结子一颗，河东君（柳如是）遣童探枝得之。老夫欲不夸为己瑞，其可得乎？重赋十绝句，示遵王，更乞同人和之》这长长的诗题已将写这组诗的缘由交代得明明白白。可是倘若仔细品味这组诗所蕴含的复杂内容，就会发现它除了描写他们之间至老不衰的深情之外，还含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在。红豆诗共十首，其一云：
院落秋风正飒然，一枝红豆报鲜妍。夏梨弱枣寻常果，此物真堪荐寿筵。
红豆象征爱情与相思，非寻常之物可比，用以“荐寿筵”更为适宜。况且这又出于爱妾之手，尤值得珍视。对柳如是的柔情蜜意，作者“投桃报李”，以诗酬答，字里行间透露出无限感激之情。如果说这首诗仍未摆脱“儿女情长”这一主题的话，那么，其他几首就超出了这个范围。且看其三：
秋来一颗寄相思，叶落深宫正此时。舞辍歌移人既醉，停觞自唱右丞词。
“右丞词”即指王维的《相思》一诗，作者用此典，当暗寓所思念的人居于南方，如和“叶落深宫”联系起来看，那么他怀念的正是南明桂王朱由聿。如果说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比较隐晦的话，那么“便将红豆兴云供，坐看南荒地脉回”（其七），“上林重记虞渊簿，莫作南方草木看”（其九）等诗句，可进一步印证这些诗无不寄托着故国之思。我们切不可看到“相思”二字，就把它当作爱情诗看待。不然的话，对于这组诗的理解，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柳如是是位多情的女子，从赠红豆以祝寿这一情节看，她对钱谦益的“痴情”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稍减，因而她后来演出的殉情一幕，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康熙三年（1664）五月，钱谦益病逝之后刚一个月，柳如是即因族人的欺凌而自杀。固然，她的自杀有其客观的原因，但从主观上探究，钱的去世无疑对她是个莫大的打击，使她精神上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陈寅恪说：“观其（指钱谦益）与河东君情感笃挚，至死不变，恐牧斋逝世后，若无遵王等之压迫，河东君亦有其身殉之可能也。”这个属推测之辞，但从河东君的性格以及她对钱谦益的“痴情”来看，这个论断是错不到哪里去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她以自杀了却一生，是她对钱谦益“痴情”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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