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读南怀瑾《论语别裁》国学大师的谬误 续

读南怀瑾《论语别裁》国学大师的谬误：连载五

学而第一

花言巧语

我们听了南怀瑾先生对《论语》前两段话的讲解后，发现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南怀瑾先生说，“从唐宋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解错了”。我们已经说过，所以会“错”，不是无心而是有意，但是南怀瑾先生没有解释讲错的原因。怎样来纠正这个错误呢，南怀瑾先生的方法是，以经解经，就是用《论语》后面的话来解释前面的话，找出孔子原来的思想。但是，南怀瑾先生跟着就说，他讲解《论语》“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于是问题就来了，南怀瑾先生的最新观念不管是什么，肯定不是孔子的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是孔子的观念，那就不新了。如此明显的矛盾，告诉我们两件事，南怀瑾先生给我们讲的不是孔孟原来的思想，而是他用最新观念理解的孔孟思想，此其一；其二，不给孔孟思想加入这些作料就无法让现代人接受。宋儒的理学家把孔孟思想掺水卖，南怀瑾先生把孔孟思想掺上啤酒卖，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啤酒的味道。南怀瑾先生并不隐晦这样做的目的，他说“要救中国就要复兴文化”。

理解孔子《论语》思想必须与孔子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也就是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孔子生活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孔子提出了孝悌、仁义的主张；第二，孔子的主张如果实现会怎样，又为什么不能实现。脱离时代背景、死扣书本的结果，只能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论语》，必然要闹出笑话来。

《论语》第一段话“学而时习之，……”被普遍认为是孔子对别人提出的要求，因为让人无法接受，所以南怀瑾先生就把“学”解释为做学问，以为这样一来就能说通了。当我们把孔子的话和他晚年的生活联系起来后，就发现这句话是孔子对自己说的，是他的自白，于是豁然开朗。

《论语》第二段话谈“孝”，被理解成家庭伦理。即使是所谓的五代同堂的大家族，也无法解释子女什么样的行为能叫“犯上”，又如何“作乱”，为什么家长死后三年都不能改变他的“道”，一个普通人家的家长能有什么“道”？当你了解了周朝的政治结构和出现的问题时，才发现原来那是孔子和他的门徒对“士”、“大夫”和“诸侯”这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说的，你就明白了孔子所讲的不是家庭伦理而是政治伦理。因此你才能理解孔子带着他的弟子颠沛流离十几年，周游列国，专找各国国君（诸侯）推销其主张的原因。孔子的主张在孔子活着的时候，都不能挽救东周走向灭亡的命运，难道在他死了二千四百多年后就能振兴中国？怎样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

这些话前面已经唠叨过了，这里做个总结。以后除非必要，不再重复。

我们接着读。“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南怀瑾先生解释这句话时，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巧言”、什么是“令色”，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巧言令色”者很少能做到“仁”，所以我们对孔子的这句话仍然不明白。南怀瑾先生提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可以借此发挥一下。“上”如果好“仁”，“下”不是更好“仁”吗？所以“仁”不能实现的责任在“上”不在“下”。所以孔子不能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恢复周礼，责任在诸侯（上），不在孔子（下），他已经够卖力了。所以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表示他已经尽力了。——2010.2.25

学而第一 三面镜子 在这节，南怀瑾先生给我们讲了从孔子到孟的师承关系。孔子有一个年轻的弟子叫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到孔子逝世时，曾子也只有27岁。曾子对儒家学说的贡献是写了《大学》这本书（原来是《礼记》中的一片文章，唐宋时把它独立成册）。孔子的儿子鲤先孔子而去，但香火没断，留下一个叫子思的孩子。子思拜曾子为师，也写了一本书叫《中庸》。子思收孟子为徒，按师徒如父子的说法，孟子是孔子的重孙，第四代。上述说法并非史学界定论，《中庸》的作者是否为子思就有争论，《史记》说,孟子的师傅不是子思，而是子思的弟子，孟子应为第五代。 南怀瑾先生认为，只有《论语》才代表孔子思想，《大学》和《中庸》是其门徒所著，不能代表孔子思想；孟子生活的年代已经是战国时期，孟子的思想与孔子是有出入的。我完全赞同南怀瑾先生的这种说法。研究国学的学者们，不仅要说明孔子、曾子、子思和孟子学说的共同性，更要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及与时代背景的关系。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这个人，南怀瑾先生说他比较鲁。鲁是拙，不是笨，而是比较老实、不爱说话。要我说，应该是反应迟钝，什么事不是一点就透，得反复琢磨才能明白，再加上不爱说话，所以就比较老实。 南怀瑾先生把“三”字解释为后面说的三件事。这是不对的，“三”字是“省”这个动词的状语，它不是数词，数词是不能修饰动词的（不能放到动词前面）。古代汉语的“三”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数词，代表数量三，一个是泛指多次，这个意义上“三”读第四声（同“散”音）。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对“三”字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曾子的第一句话的意思是：我每天多次反省。 曾子每天多次反省的事情有三个方面：“为人谋”、“与朋友交”和“传”。“传不习乎”是倒装的设问句，正过来说就是习传，温习老师传授的知识。这句话很好理解。曾子作为学生，这是他每天的功课。重点在前两句怎样理解。“与朋友交”也不难懂，“为人谋”就需要解释一下了。 显然，“为人谋”所说的“人”不是指朋友。因为“人”与“朋友”是这个句子中两个并列的概念，它们的外延（即包括的范围）不应当有交叉。与朋友交要“信”，是答应朋友的事情就要做到（不是一定做成）。而“为人谋”也是为别人做事，所以这个“人”就不是指朋友。你为何要为不是朋友的人做事，因为这是你的工作。你为老板工作，老板给你薪水，你就要尽力把工作做好，这就是“为人谋要忠”。南怀瑾先生的讲解，忽略了“人”与“朋友”的差别，在讲“为人谋”时说，“我答应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对人也不好，误了人家的事”；而在讲“与朋友交”时也说，“讲了话都兑现”、“都做得到”，没看出来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朋友托的事没有做，只能叫“不信”，不能说“不忠”；而“为人谋”的事没有尽力叫“不忠”，不能说是“不信”。在当时，“为人谋”就是出来当差，给“士”、“大夫”、“诸侯”乃至“周天子”服务。 我不知道，曾子说这句话时，是在孔子活着的时候，还是他去世以后（我觉得应当在跟孔子学习的时候）。至孔子去世时，他也不过27岁，可以肯定，他除了跟着孔子学习以外，还没有出来做事。所以应当是还没有“为人谋”，给人家打柴、放羊这种事谈不上“忠”，自然也谈不上“谋”。孔子过世以后，只知道他也当起了先生，没有听说他做过什么事。他不爱说话，也找不到想要的差事，就借着孔子门生的名号当起先生来。所以他说这句话就显得很虚伪，还每天反省“为人谋”是否“忠”，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他不爱说话，也不知道他是否把同学都算作朋友，要是不算，恐怕也不会有几个朋友，他也没有能力为朋友办什么事，别人也不会求他办事，所以也很难谈上“信”。因为没有什么好反省的，所以他才能做到每天多次反省。 关于曾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叫做啮指痛心，说的是：曾子对母亲非常孝顺。（其父也是孔子的学生，已不在了）有一次曾子上山砍柴时，家里突然来了客人（事先没打招呼）。母亲不能陪着客人，曾子又迟迟不回来，急得母亲咬起手指来。在山上砍柴的曾子忽然心痛，赶忙背起柴火回家。见到母亲就跪下来（这是礼数）询问，母亲说，因为有客人来，就咬指头想让你知道。这个故事作为“孝”的典型被后人广为宣传，可见把孔子的“孝”理解为家庭伦理，古人早就这样做了。说曾子孝顺，我信，他若不孝顺孔子也不会收他为徒。可要说他母亲在家里咬手指，曾子在山上就能心痛，显然是瞎编。外国人把我们的儒家文化叫做儒教，和其他民族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列。我起先不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从来不认为儒家文化是宗教。但后来仔细想想也对，因为儒教文化自汉以后逐渐变成了教条，只准服从，不能质疑，脱离了学术范畴。为宣传儒教所杜撰的一些故事，和佛教、基督教等没有什么两样。 但不管怎么说，曾子的话是对自己说的，他没有要求别人也非得这么做。所以他想怎么说是他的事。但是他的话，让我们看出他的虚伪。而后来的人又把它作为一条做人的准则，要求别人也这么做，这就是问题。有没有这个时间且不说，普通人即使做到了，又能怎样？恐怕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如果把它作为教条，也应该是对那些有权决定公司和他人命运的人提出的要求。——201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