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在“七七事变”前六年，1931年，盘踞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国民党政府采取所谓“逆来顺受”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只用了三个半月就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实行其早已确定的先占“满蒙”（即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然后入侵华北，直至占领整个中国的侵略计划的第一步。这是目前比较公认的史学结论。不过，从他悉数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个人资料文件、包括口述历史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1996年，张学良发表声明指出，“捐给哥大的材料，是中国近百年来我所参与和亲身经历的事实记录，和我自己研读明史、中国近代史和基督教神学心得的一部分。其余的将在2002年，与哥大为我作的口述历史，全部公开展出。”无论张学良如何受到中国各党各派的赞美，他最终将自己的历史的证言存放在美国的学术机构，而不是在北京或台北，其良苦用心，颇耐玩味，也反映了少帅独立于各党派之外的一贯精神。
关于“不抵抗政策”，1990年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中已说得很清楚。当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下令攻击北大营时，东北军约有四十余万，张学良率十余万主力进入关内，沈阳只留守少数兵力。张学良说：“当时我在北平养病。我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是我邀请英国大使正在观赏梅兰芳演戏的时候。接到报告以后我遂回家，并指示部下不要抵抗。因为我是全不知道状况，需要暂时观察情势……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根据日方的史料显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战事爆发后，请求朝鲜军增援。9月19日，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向东京参谋本部报告，称该军一部正开往沈阳，参谋本部指示暂缓。这一天若规礼次郎内阁举行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扩大事态，并通知了本庄司令官，然而关东军的高级幕僚石原莞尔等却不服从命令，决定放手蛮干。他们刻意在吉林激化情势，再出兵吉林，朝鲜军亦擅自出动，进入中国境内。关东军和朝鲜军违反军令，独断独行，应属重大罪行。然而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不仅未予咎责，反而被迫追认这项军事行动。可见军部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嚣张至极，既不把侵略当一回事，也没把国际局势放在眼里，他们根据本身的野心和计划，肆无忌惮地用兵，拖着日本政府走向侵略，也就是走向一条最终亡国的不归路。
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同对日本的判断有关，他以为考虑到国际的压力，关东军会很快地撤兵，因此东北军若以弱击强，不仅无法战胜，反予关东军扩大战争的口实。不料关东军却一路攻城掠地。受到不抵抗命令的影响，东北军几乎没打什么仗就被赶出了家乡。至于这个过程中，国民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张学良的回答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口气。他说:“关于这一点，从前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央的国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这等于说，中央政府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没有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我要再重复一遍，当时我以为日本不会来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上日本军部挑衅的当，扩大事端。那时我如果知道日本真正的意图，情况可能变成两样。”
张学良的证词绘出了大致的历史轮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原因是他判断日军不会无视国际舆论发动战争，因此希望以忍隐妥协的方式让日军找不到扩大事端强夺土地的借口，只能草草收兵。至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虽然指示“相应处理”，但其对时局的判断与张氏相去不远，何况日本内阁已通过不扩大事态的决定，又有谁能料到军部自行其是不受约束？无论如何，东北丢了，东北军成了流亡部队。张学良在国人交相指责下，既羞愧又焦虑。对这支部队和指挥官而言，没有一件事情能比抗日雪耻、打回老家更重要了。这种心情使得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如何统一全国的力量上很容易出现分歧，急着找日军较量的张学良对于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与内耗，自然较一般人更感到厌恶与不解，东北军也满怀抵制情绪，为日后的“西安事变”提供了土壤。
当时，张学良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要说1931年中国，就不能不提在此之前发生的中原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据《民国往事》之“1931年真实的中国”记载：“1929年蒋介石以各个击破策略打败李宗仁、冯五祥后，只有阎锡山的第 3集团军还保持着完整的实力，有20多万人，控制着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和京、津地区。阎锡山预感到下一个打击将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主动于1930年2月10日给蒋发电，建议第1、第2、第3、第4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下野，脱离部队，将军权交给党，由国民党中央征求全体党员意见，以总投票方式决定如何解决党争。蒋介石当然不接受，于2月17日复电， 指责阎割据称兵，威胁中央，制造内乱。但阎的建议在国民党内得到广泛响应，各派代表云集太原，对阎表示支持，向阎献策。一时间，阎锡山成为各派联合反蒋的核心。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促蒋下野，15日，这57位将领又通电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否认蒋介石的地位。4月5日，蒋下令讨伐，大战爆发。双方都想拉张学良以壮大声势，张则表示中立，不参与任何一方。阎、冯的部署是：以第 3集团军主力在津浦路北段作战，目标是夺占济南、徐州；以第2、第3集团军各一部在陇海路郑州以东作战，夺取徐州，然后与第3集团军主力会攻南京；以第2集团军一部在平汉路南段作战，目标为夺取武汉；同时李宗仁部由广西出湖南，协同冯军会攻武汉。阎锡山设大本营于津浦线，冯玉祥坐镇郑州指挥。蒋介石也摆出决战架势，命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节制平汉、粤汉两方面作战；蒋则亲到徐州，指挥津浦、陇海两线战事。大战开始后，阎、冯军5、6月间颇有进展：在津浦线，阎军攻克济南，直下兖州；在陇海线，冯、阎军占领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毫县，逼近徐州；在平汉线，冯军攻占河南漯河；在南方，李宗仁也很快占领长沙、岳阳。但正当反蒋军在各线推进时，蒋又收买冯部将领刘茂恩在陇海前线倒戈，打乱了阎、冯部署，使其攻势顿挫；又令粤军将领陈铭枢攻占衡阳，切断李宗仁后路，逼李撤回广西，战局逐渐转为对蒋有利。在此期间，蒋又多次派人向张学良游说，任命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许以华北和青岛地盘。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的通电，随即率两个军11万人入关，进驻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和平、津一线，实行武装调停，使阎、冯全盘陷于不利。10月中下旬，阎、冯军全线撤退。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蒋再次获胜。这次大战，反蒋军兵力约70万，蒋军兵力约30万，张学良东北军11万，总计各方投入兵力在100万以上，历时半年，伤亡约30万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因战场主要在中原地区，所以历史上称为中原大战，或蒋冯阎大战。”
根据这些资料相信大家可以看出，中原大战给北方诸省带来的伤害不是短短一年就可以平复的，何况连一年也没有，很难相信满目创痍的北方能成为抗日的后勤基地。而中原大战除了造就蒋以及南京政府的权威以外就是北方势力的大洗牌。韩复渠等一批新军阀开始执掌一省大权而阎西山等老军阀们也在自己的地盘舔着伤口，休养生息。而在中原大战时取得重大利益的张学良正在整和自己新得到的地盘。而蒋以及南京政府才刚刚开始启动军队、政府、金融等各个方面现代化建设。可以说上上下下对于日本都没有任何防备，也没有人会知道日本将在31年9.18日吹响侵略中国的号角。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将军在已经调了11万军队入关的情况下（其中包括东北军仅有的三个炮兵旅）为了平息河北石友三的叛乱又调了2个旅进入关内。实际上东北军30万大军中的精锐以及半数部队“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已经不在东北了。而此时在北方的军阀们又会有多少人支援张与东北军呢？首先阎西山刚刚因为张学良而输掉中原大战，恨不能食其肉，可想张与日本一旦起了冲突，阎只会火中取粟决不会雪中送炭。而韩复渠执掌山东不久加之日本在青岛等地驻军，并且根据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几乎可以肯定，韩不会也不敢出兵帮助张学良抵抗日寇。
而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到底如何呢？根据抗日战争中中日陆军伤亡比例，中日陆军之间综合战力比为3∶1应该不会是乱说。如加上日本空中优势，这种差距更明显。可以说日本一个师团与6、7万东北军战斗力相当。如张决定对日作战，毫无疑问，关内东北军精锐将会遭受日本航空兵空中轰炸。其他损失不敢说，那三个炮兵旅的火炮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东北军有防空训练？怀疑中），加上东北军的后勤以及军工企业集中在沈阳，日军占领沈阳几乎意味着东北军的补给被断，根本没有短时间消灭日本师团或者说将日本人驱逐离开沈阳的能力。而一旦旷日持久，朝鲜以及日本本土的日军必定会支援沈阳。（也许战斗结束后日本政府会惩罚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官，但是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中国军队战胜日本军队，所以增兵是必然的）。从朝鲜、日本本土经海路援助沈阳日军实际用不了多久。而失去后勤基地的东北军拿什么来战胜日本军队？
各方面的事实证明，当时的东北军即使抵抗，也只能是以卵击石。这个事实，张学良绝对是心知肚明，因为他比我们的任何一个史学家更了解当时的事情，只是不愿泄露天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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