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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大屠杀》摘录

 满船空载月明归 2012-03-19
《《现代性与大屠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摘录
(英)鲍曼 著 杨渝东、史建华 译
p5(前言)
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
p7
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
p9
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

正文
p1
对有关文明、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社会理论而言,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贬低、误解或者轻视大屠杀对它的意义。
一种方式是把大屠杀看做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看做是犹太人历史中的一个事件。这使得大屠杀独一无二,平淡而不具代表性,与社会学也没有关系。
P2
另一种方式——表面上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实际上导致了同样的结果——是将大屠杀看做是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这当然是一类令人厌恶和让人反感的现象,但我们还能够(而且必须)忍受。

大屠杀牵涉到了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的”禀性——比如洛伦兹提出的本能攻击性,或者阿瑟?库斯勒提出的不可以用新大脑皮层来控制的大脑中古老并受情感支配的那个部分。
P3
致使大屠杀发生的种种因素是前社会的并且不受文化支配的影响,这些因素就被切实地从社会学所关注的领域中排除出去。
P4
最终的结果是理论上的沾沾自喜。
P7
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
P10
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
P17
埃利亚斯将近代历史描绘成从日常生活中驱逐暴力的历史。
P18
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纳粹分子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German Bureaucracy and the Holocaust’, 载grobman & Landes eds., Genocide, p.148)
p20
官僚制度对于效率的追求是多么刻板和在道德上是多么盲目
p21
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无论在哪个阶段“最终解决”都不与理性地追求效率和最佳目标的实现相冲突。
P25
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
P26
进行屠杀的刽子手大多数都是正常人,不管已经有的精神检测之网多么牢密,他们也能顺利地通过,这在道德上是令人烦忧的。
P27
那些加入最直接地参与集体屠杀事务的组织的人,既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地狂热。

在招募特别行动队成员和其他同样与真实的屠杀现场接近的人时,也会格外小心地清除——禁止或开除——所有异常急切的、性情中的、意识形态立场过于狂热的人。我们知道个人的积极性不受鼓励,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使得整个任务公事公办中去,并使之严格地居于非个人的框架之中。个人获利和个人动机一般而言是要受到责难和惩罚的。

希姆莱也曾多次对他众多的、终日参与无人道行径的下属们维持心智健全和坚守道德标准表示了深切的,而且完全可能是真心的关注。
P28
一大群想杀人复仇的个体是无法与一个规模虽小但却纪律严明、严密协作的官僚体系所产生的效果相匹敌的。
P34
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和精神距离的增加超过了道德自抑发挥作用的程度;它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
p35
免了个人所持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的一切冲突。随着大多数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得到了一长串复杂的因果和功能依赖关系的中介,道德困境消失在视野之中,而做进一步检审和有意识选择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P38
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过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现代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P39
使道德保持缄默是理性化趋势主要的关怀;准确一点,是它作为行为的理性协作工具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
P41
幸亏过去几十年内彻底的历史研究,我们才得以知道在纳粹执掌政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以后,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在魏玛共和国最后为犹太人争取自由的漫漫长路划上句号之前很久很久,全世界的犹太人就已广泛地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宽容的天堂。进入本世纪,德国比当今美国和英国拥有更多的犹太人学者和专业人员。对犹太人的大众仇视既不根深蒂固也不广为传播。
P42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反犹主义——宗教的或经济的,文化的或种族的,激烈的或温和
p43
的——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普通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

由于反犹主义具有永久性和普遍存在性,它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做出充分的解释。

单单反犹主义无法解释大屠杀(更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仇恨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让人满意的对任何屠杀的解释)。
P92
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即大自然登临大宝,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唯一的正统信仰,而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

莫斯在他材料翔实论说有力的种族主义历史中总结道,“将启蒙运动的哲学对自然的研究从它们对道德和人性的检验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自然科学和关于古代的道德和审美理想就结合在一起”。
(George Mosse, 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 A History of European Racism, London: Dent & Son, 1978, p.2)

p151
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
P166
死亡集中营并不是由文盲,无知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野
p167
蛮人设计并建造的,它们的运行计划也不是由这类人策划的,这个事实给当代的大学生带来了信任危机。屠杀集中营跟它的发明者一样,都是很多代人以来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个大学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
(Franklin Littell, ‘The Credibility Crisi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载Henry Friedlander & Sybil Milton eds., The Holocaust: Ideology, Bureaucracy, and Genocide, 1980, p.274)
p187
“如果我们把工作丢给德国人,那么死的人会更多。”或者,讲得更个人化一些:“如果我拒绝执行命令,德国人就会用一个更加残忍和恶毒的人来代替我,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 理性计算的“收益”被重新融入在一个道德义务里。根斯,这个自认的维尔纽斯犹太人的上帝,这个至死都坚信自己是救世主的杀人凶手,下定决心:“是的,我的职责就是弄脏我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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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个错误。

结果就是出现了很多没有人去自觉承担的行为。对这些行为是为他们的命令而做的那些人而言,它们只存在于口头上或想象当中;他不会承认这些行为是他自己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它们。而另一方面,实际做这些行为的人则会把它们看成别人的行为,而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罢了……(见注释一)

在活人的眼中,犹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眼中,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游民;在穷人和受剥削者的眼中,犹太人是百万富翁;在爱国者的眼中,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人。

随着最初的反现代主义抗争遭到失败以及现代性胜利已经铁定如山,冲突移到了暗处。在潜在的状态下,冲突则表现为对空虚的极度恐惧、对确定性永无止境的渴求、会有阴谋出现的偏执狂式的神话,以及对永远难以捕获的一致性的狂热追求。

习惯性卷发的犹太人和身着有腰带长袍的犹太人较少受到嘲弄……而跟他们同一教派的、模仿基督教国民的犹太人中的德国爱国主义者却相反……现代反犹主义与其说来源于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倒不如说来源于缺乏差异的威胁、西方社会的同质化、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沿袭已久的社会与法律屏障之被拆除。

外来者之所以威胁到自身群体的团结和自我认同,与其说是因为外来者使群体本身对一个地区实行的控制或者以熟悉的方式行动的自由变得不确定了,倒不如说是因为模糊了界线自身,并抹掉了熟悉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不熟悉的(错误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

得益于现代文明化成就的政府——能够构想没有癌症、害虫和杂草的生命的可能性,并通过运用其掌握的物质资源将这个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尽管纳粹政权对种族主义宣传投入了大量资源,纳粹教育付出了集中努力,以及用恐怖来威胁对种族主义行动的抵制,种族主义计划(尤其是这个计划的最终逻辑结果)的公众接纳程度,还是远未达到受情绪引导的灭绝行动所要求的水平。

人们拒绝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事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有恶意,而是因为他们已知的一切无法让他们去相信。

我们现代理性社会怀疑并抛弃的正是像成吉思汗和彼得隐修士那样的冒险家和半吊子。现代理性社会正是为希特勒那样操纵冷酷、彻底和系统的种族灭绝的人铺平了道路。

在文明的进程中真正发生的是对暴力的重新利用并把接近暴力的机会进行了再分配。

这种实践和精神上与最终产品的距离,以为着官僚体系等级中的大多数公务员可能会在没有了解其指令的结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在很多中情况下,他们发现很难让那些结果被看得见。通常,他们对这些后果只有抽象的、孤立的认识;

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之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

官僚体系按部就班地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它按部就班地衡量最佳值,不会区分一个目标同另一个目标之间的差别,也不会区分人和非人目标之间的差别。重要的是效率和降低它们执行过程的成本。

现代科学中最受尊敬的原则和成就的致命潜力已经被揭露无疑。将理智从感情中解放、将理性从规范的压力中解放、将效用从道德规范中解放,在科学的一开始就已成为其战斗口号。但是,这些口号一旦被执行,它们就使得科学及其产生的大量可怕的技术应用变成了不道德力量手中温驯的工具。

由于价值和规范被宣布具有内在而不可替代的主观性,于是工具性就成为剩下来的惟一一个可以追求卓越的领域。科学要求价值无涉,并以此为荣。

如果没有日益增长的基金、成本日益增加的实验室、数额日见其多的工资单,好奇心就得不到满足,真理就不会发现。

大多数旁观者按照文明的规范建议和鼓励我们对不雅和野蛮的事物做反应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少数站起来反对残暴的人却无法找到支持和安慰他们的规范或社会认可。他们是孤独者;那些替他们反对罪恶进行辩护的人只能引用他们杰出的前人曾说过的一句话:“我无法改变。”

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筑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

生存策略的个人化导致了普遍争夺被认为有利或有特权的角色和地位,也导致了讨得压迫者欢颜的努力泛滥横行——代价却总是别的受害者。

可以预料,用处最大的是数字游戏:数字最大的生命比起数字更小的生命要好,杀得更少比杀得更多要少一些可憎。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就是记录在案的犹太委员领袖的辩词中频次最高和反复重现的语句。

关于大屠杀最令人恐惧的事情以及我们由此对大屠杀的执行者有所了解的,不是“这”也会发生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而是想到我们也能够去屠杀。

如米格拉姆所说,只有当你得到了……一个权威……它自由地行动,除了受害者的抗议之外不用抵抗任何压力,这样你才会对权威有最纯粹的回应。……而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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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摘自《现代性与大屠杀》,作者: [英]齐格蒙·鲍曼,译者: 杨渝东 / 史建华,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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