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免不了和驴打交道。从记事起，就要骑驴和爷爷一块到安边城去；母亲骑驴走外婆家也抱着我；父亲赶驴下地时也会让驴驮着我。那时，我可以说是在驴背上长大的。
等到我能放驴了，就和邻家小哥们一块骑驴，到草地和沙梁放牧，也到长城下比赛骑驴，比试谁家养的驴个体大、个儿高、飚的快。那时侯每到春天，父亲让我牵着驴往地里送粪、耕地或其它事；冬天到来，母亲让我拉上驴一块去推磨碾米。记得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家里烧火做饭连柴都没有，父母经常起早贪黑，带我赶上驴车，跑到十几里以外的毛乌素沙漠中砍柴。那段日子，虽然家里比较穷，但过得十分快乐。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父亲赶着我家的那头瘦驴，领我到白于山深处的外婆家借粮，走在弯曲的山路上，不知驴脚让什么一滑，就跌倒在半山坡上了，要不是父亲动作快，那驴早就滚到深沟里了，当时把我吓得直哭。等到了七十年代，我们一家七八口人，生活更艰难，母亲饿得两腿浮肿，弟妹个个皮包骨头，家里只养了一头骟驴，爷爷将它赶到安边城，换回一头拐蹄草（母）驴，因驴的两个前蹄严重向内拐，是一头典型残疾驴。奶奶见了骂他做不成事，爷爷说：“你懂个啥呀，这样的驴子才听话，容易怀驹，说不定能给咱下骡子哩！”果然没有出爷爷所料，当年第一次给它配种，就怀上了，经过12个月的精心饲养，那驴终于生下了一头骡驹，我们一家人乐不可支，忙给骡驹带上了奶奶早已做好的红裹肚儿，母亲忙给母驴熬小米粥喝，以滋补它的身体。正是这头残疾驴，一连几年给我家生下了4头骡子。当时还是农业合作社时期，生产队要收回骡驹，但是一头骡驹给我家二百到三百元钱，这样一来，是一头拐驴改变了我家的贫困生活，从那以后一年年好了起来，让我能交得起学费继续念书。
也因为与驴有缘，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用照相机拍摄有关驴的照片，30多年的拍摄过程中，使我同毛驴产生了密切关系，并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次出行，无不把毛驴放在心上，拍摄毛驴，是我这些年创作的重要题材。作为农民的儿子，为陕北毛驴写真是一件很值得也是应该去做的事。（苗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