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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困局,电影人的希望

 零点谈心 2012-03-23

2010-11-01 11:14:40

浏览 2796 次 | 评论 12 条

这几年,张艺谋导演常常成为热议的中心。前几天,柴静在《面对面》节目中又与之有一次对话,给我的印象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以2002年分期,此前,支持者多,盛赞者多,影片获国际大奖的频率在中国大陆也是空前与首屈一指的;此后,负面议论时起时伏,各种争议不绝于耳。我因为视力问题,他近期的作品没怎么看过,但他和柴静对话中谈到的一个话题让我很感兴趣。张艺谋导演的观点是,小说是一切艺术的母体。他是这句话的信奉者与实践者。2002年前,他小说选择的好,与小说作者合作的也好,其作品呈喷薄欲出,勃然兴起之势,此后,按他的说法,好的小说寻不见了,似乎和小说家的合作也不那么主动和顺畅了,其后果也开始背向而驰。

依我看,张艺谋成功的电影有这样几条经验:一是对原著(小说)的价值精神把握得准,二是对原著(小说)的故事情节裁剪比较得体,三是选了适合这故事的出色的男女主人公——他的经验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必须有一位形象靓丽的女主角和一位演技高超的男主角,四是张艺谋导演具有非凡的色彩能力,他尤其对红色把握和处理得特别优异。有了这四条,再加上他作为导演的出色的整体设计与超出常人想象的辛勤劳作,使他2002年前的电影带有某种横空出世的意味,连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凭籍小说的成就取得电影、电视再创作成功的其实不只张艺谋一人,冯小刚导演也是,陈凯歌导演其实也是,还有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现在都出到新新新版了,其对原著的依赖度可见一斑。陈凯歌最有影响的电影是《霸王别姬》,其小说作者为香港小说家李碧华。冯小刚电视剧和电影的原著领袖人物应该是王朔。王朔的作品影响非常之大。如《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就死》,其影响力都是非凡的。冯小刚作品,其价值取向尤其是语言风格与王朔作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谓,斩不断,理还乱。二人合作的时候如此,即使不合作了,冯氏作品依然有很浓烈的王朔风格,例如《非诚勿扰》。对冯小刚影响很大的小说家中还有刘震云。冯氏作品在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一地鸡毛》,这作品非常恰如其分的展示了刘震云原著的品味与风格。

我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优秀小说作为张艺谋等大导演的创作基础已经成为一般性规则,但为什么2002年以后,张艺谋导演要自己背离这个规则呢?他的回答是,好的小说太难找了,偶有一两部也被别人先拿去了。换句话说,不是自己不找,而是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却真的找不到了。那么,2002年以后,就没有优秀小说了吗?中国的小说界就成为一片平庸,没有任何亮色了吗?显然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我的看法,张艺谋、冯小刚虽然对小说的依赖是非常相似的,但其所本其实有区别。张艺谋导演所凭籍的小说都属于常识性真理这个范围或者可以称之为“他者之见”。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肯定张艺谋02年以前的作品,都说他那时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呼唤。那些作品主要是那5部特别优秀的作品,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秋菊打官司》,前四部表现的都是历史性题材,价值取向都是常识性真理,后一部虽然是现实题材,也带有强烈的他者风格,即社会公认中国农村需要法制,于是一个官司来了,这女主人公要打官司了,其价值意义也就顺理成章的得到了体现。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有所不同,他所反映的王朔风格,其实是一种颠覆性真理——主要是语言层面的颠覆性真理,所以也可以叫做“覆者之见”。作者和二度创作者不能再忍受那些僵化的、空洞的甚至虚伪无聊的所谓主流性语言,于是以其特有的嬉笑调侃风格给之以漫画式解构,它的价值就表现在这解构当中,它之所以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其实也就在这解构当中。冯小刚导演的电影,生命力或者说保鲜程度似乎高于张艺谋导演,我认为其价值精神方面的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

遗憾的是,02年以后,虽然还有非常优秀的小说,但张艺谋导演已经无法认识到他的价值,从而也无法来借助他们的能量了。在我看来,近10年来,最优秀和最新派的小说家应该首推石康和春树。他们作品所表现的,不再是常识性真理即所谓“他者之见”,也不再是颠覆性真理即所谓“覆者之见”,而是行进性真理即所谓“在者之见”。他们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如《摇摇晃晃》、《一塌糊涂》、《北京娃娃》等所表现的内容已经完全离弃了固有的主流语言模式,离开了所谓公认的社会生活规则,尤其与所谓主旋律半点也不搭界。他们完全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好恶、自己的风格来表达自己。他们所表现的远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性真理,甚至连解构性真理也不是,在他们那里,固有的常识已经是多余的,连所谓解构云云也是多余的了。他们是真的新生的一代,他们所表现的行进性真理状态,用一句短语来概括就是“在路上”。在路上的东西你可以全知它吗?你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语概括它吗?你可以轻而易举的证明它对还是不对吗?显然都不能。然而,它的鲜活生命力就表现在这里,它的价值冲击力也表现在这里,它的巨大震撼力还表现在这里。它写的原本都是些卿卿我我的小事情,然而,这些卿卿我我,和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卿卿我我一样吗?和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卿卿我我一样吗?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卿卿我我一样吗?和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卿卿我我一样吗?和《红高粱》中表现的卿卿我我一样吗?和《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乃至《活着》、《过把瘾》等作品中表现的卿卿我我一样吗?——如果它们中还有卿卿我我的话。

对于这种“在者之见”式的艺术作品,我以为张艺谋导演已经缺乏对它们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至少直到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他具有这种能力,这就是我所说的张导演的困局所在。但我相信,即使张艺谋导演没有或缺乏这种能力,但中国电影界一定会出现具有这种把握能力的人。这些行进中的作品更好的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内在性矛盾、焦虑与纠结,而能充分艺术展现这些作品的新的电影,必将成为一段历史的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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