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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文字》

 昵称9340632 2012-03-24

《合同文字》

李占鹏

《合同文字》是无名氏的作品,但写的却很耐读。刘天祥与弟弟刘天瑞都已成家立业,住在汴梁西关外,是城市郊区的农户,却有城市居民的见识。刘天祥原配的妻子过世,没留下儿女,他又续娶了一房,来时带了个女儿。刘天瑞和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已经三岁。他们六口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从后面的情节看,刘天祥续娶的杨氏并非善良之辈,与这样的刁钻的妇人一起生活,是非肯定不少。刘天祥早已叹息自己运气、智慧不济,“作家”艰难,但摊上这样的媳妇,自是无可奈何,只好委曲求全,将就着过日月。因为原配不幸亡故,对他来说,能有一个媳妇作伴,解除生活的苦闷和寂寞,就算前世烧高香了,哪里还敢弹嫌媳妇的品德?所以,刘天祥是满足的,满足的甚至有些达观,他说“白云朝朝走,青山日日闲”,意思是说人生在世就像白云和青山一样,各有各的造化。正因为有这种思想,他凡事都依着他人,或者顺应自然,自己很少作主,一副随和宽容的模样,这至少不会引起读者的恶感。

由于汴梁这个地方发生自然灾害,“六料不收”。上司让他们分房减口,也就是背井离乡,去逃荒躲难。政府没有能力赈济百姓,只好让百姓自己去逃荒。比起那些对百姓死活不闻不问的官僚政府来,这汴梁的政府还是有点良心的。刘天祥原本是打算自己带着妻子、女儿去逃荒的,身为兄长,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于弟弟,是合乎情理的。但这个想法却遭到妻子杨氏的拒绝。刘天祥一家不去,刘天瑞没有埋怨、怪罪,主动提出自己一家去逃荒。这兄弟的情份处理的很恰当,彼此都很尊重。刘天祥不能去,刘天瑞能理解作哥哥的难处。刘天瑞要去逃难,刘天祥也相当慎重。他请来与弟弟曾指腹为婚的李社长为证见,将家私田产立成合成文书,“各收一纸为照”,意思是为避免将来弟弟归来因家产引起的纠纷。按常情,刘天祥、刘天瑞是亲兄弟,立合同似乎是多余的,且显得生分,然而,这立合同正是刘天祥成熟和周到的体现,所谓“亲兄弟,明算帐”的话绝不是起哄和瞎掰。退一步说,即使兄弟不愿因为所得家产多少伤了和气,妯娌却是不愿善罢甘休的。你多我少,你长我短,便引起恩怨、矛盾,以至兄弟阋墙、自相残杀。还有刘天祥对自己的妻子是什么样的货色,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底的,他不害怕弟弟讹家产,而担心妻子耍无赖。他这样做,我想主要是汲取了别人家庭纠纷的教训,是生活经验逼出来的。从刘天祥的立合同文书,可以看出元杂剧作家在对待情与理的关系时的高明态度和敏锐的法律意识。

刘天瑞是幸运的。他一家来到潞州高平县下马村,遇见了好人张秉彝。张秉彝“颇有些田地庄宅”,是个员外,跟妻子郭氏生活,无儿无女,“因见刘天瑞是个读书的人”,就收留他们在店房中住下。刘天瑞没有寻找请求,没有讨价还价,就顺利地在外乡异地落了脚,这对举目无亲的逃荒者来说,当然是万分幸运的。可以看出来,这份幸运的来临,主要是因为他是个读书的人。张秉彝是见过世面的,他看重读书人,可见读书人在元代民间还是受尊重的,这与流行于元代的所谓“九儒十丐”对读书人的轻视形成鲜明对照,起码使我们不会在“九儒十丐”的标签下忽略对实际状况的反思,解放了一向被禁锢得已经习惯了的简单的教条思维,在认识元代读书人地位的问题上获得了一种启发。

然而,刘天瑞却有运无命,他和妻子都染了重疾,一卧不起。这不是杂剧作家的故意编造,而是人生命运的写照。他知道自己“觑天远入地近”,将不久于人世,就把合同文书和孩子托付给张秉彝,两口儿先后都撒手归天了。他们没有什么过错,更没有什么恶德,落了这样的下场,除了“造化底”、命薄,再无话可说。

我要说的是张秉彝,这是一个令人崇敬的人。他与刘天瑞一家无亲无故,只是萍水相逢的缘分,就把他们没有当外人看待。刘天瑞染病不起时,他送衣服关照、安慰;刘天瑞夫妻病逝后,他准备下钱钞为他们送葬。如果说这两件事是他想做些善事以给自己积福的话,那么,接受刘天瑞的托孤就是一种重然诺的责任了。因为这孤儿才三岁,要把他抬举成人,绝不是轻松容易的事。何况刘天瑞临终前还嘱咐他,待孩子长大,带着合同文书,把他们的骨殖埋入祖坟,不让孩子迷失本姓,对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的人也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嘱托了这么多,刘天瑞只说“来生来世,情愿做驴做马”来报答他,显然,这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这对刘天瑞来说虽是无奈,但这无奈也太过分了,他有什么资格请求张秉彝做这些呢?对张秉彝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尽管如此,张秉彝在没有任何现成的好处的情况下毫无怨艾地接受了这些嘱托,并按照刘天瑞的要求将这孩子从三岁抚养到十八岁。他可真是一个很高尚的人。

张秉彝没有辜负刘天瑞的嘱托,经过十五年的艰辛养育,终于把这三岁的孤儿抚养成人。这孤儿“人都唤作张安住”,是剧作的主人公。他自幼读书,长大后又做了私塾蒙师。他很有志向,发愤苦读,希望以文章立身,学做儒人,改换门庭。从这里可以看出读书人仍是令人向往的,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崇尚知识的心理的反映。张秉彝借清明节上坟的机会,把张安住的身世告诉了他。这对他们父子来说,彼此都有些残酷,但张秉彝必须这样做,因为他要践行自己的诺言。十八岁的张安住听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十分震惊,以至昏蹶。他不愿意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他既舍不得养父母,又很怀念亲父母,“不争将先父母思量,又怕俺这老爷娘议论”,感情上使他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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