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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日本大学教授。他对人类的信息传递手段进行历史分析，对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人类的影响提出反思。 围绕网络和各式各样的IT关联技术给社会带来冲击的讨论不胜枚举。最近就有很多讨论针对facebook等对中东的民主化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展开。然而，这些信息技术的强力发展对人类来说具有何种意义？从长期的时间轴的观点，抑或从人类的历史潮流进行展望的论述却意外地很少出现。基于这些关注，我在这里试图进行一点基本的素描。
作为讨论的线索，“信息”对人有何意义，过去卡尔萨根提出的以下观点可作为参考（卡尔萨根《恐龙伊甸园》，秀润社，1978年）。他认为，信息可以大致分为“遗传信息”和“脑信息”。前者就是所谓镶嵌在DNA里的信息，它正是通过遗传因子这一信息媒介从父辈到子孙代代相传。其内容，重要部分当然是人体的生物学组成信息，其它还包含一定的行为模式的信息（例如，猫会理毛并非父母传授而是由于遗传信息中埋藏着这一行为模式）。 然而，随着生物日益复杂化，这些遗传信息变得不敷使用。也即必要信息的容量乃至容器光靠DNA已经不够应付。于是在遗传信息之外，生物创造出“脑”这个信息的储存媒介，通过“脑信息”来积累和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资讯。 这种场合，脑信息的传递通过生物个体间各式各样的沟通交流来进行。例如，父母教给孩子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其原初形态（这不仅包括知识传授还包括“照顾”和情绪化的侧面），不过和前面提到的遗传信息不同的是，脑信息也在超越了亲子血缘关系的个体间传递，而且它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正是个体间各种形态的“社区”。由此可见“信息”和“社区”是不可分割的概念。 脑信息在生物进化中渐渐加大了比重，到哺乳类时大幅度扩展（“哺乳”一词本身就体现了个体间发达的沟通），不用说，正是人类这一生物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它。此外，脑信息中最具飞跃性重大意义的是“语言（信息）”（特别是承担象征意义的象征语言），这也是确凿无疑的。 前面我曾提到卡尔萨根，萨根理论的有趣之点在于他理解到人类虽然使脑信息大幅进化，但在其历史发展中，连脑也变得容量不足，不久进而创造出新的信息媒体，那就是文字情报及其积累手段的书籍，甚至还有保存书籍的图书馆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脑的“外部存储器”。很快这样也赶不上需要，于是电脑出现了，数字信息的积累和传递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展开。 总而言之，“遗传信息→脑信息（→文字信息）→数字信息”的形式，经过几重“外部化”成就了人类。另外重要的一点，与此平行的是，也就是与“信息”的形态进化相平行，人类的沟通交流或者社区的形态乃至方式 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谓的“网络社区”对人类具有何种意义，必须在这种广阔视野之下加以考虑。 如果对以上内容添加若干注释，可以说不管文字信息还是数字信息，因为最终处理它们的是人或者脑，所以这大致仍属“脑信息”无疑。从这个意义来讲，遗传信息以外的语言信息、文字信息、数字信息都可以划入“广义的脑信息”。 当然不用说，脑的信息处理能力自有其极限，这是无论怎样进行上述的储存器外部化也改变不了的。 就我自身而言，就是对付平日的邮件也已经超出了我的处理能力。数字信息的扩张和对脑产生的负荷似乎正在超越某种临界点，持有这种想法的大概不止我一人吧？网络文明，是不是正在达到（已经超过）某种饱和状态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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