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表1 1986-2006年村债权、债务总表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徐立人提供《村2006年度财务移交表》整理而成。
图片说明:表2 2007年村财政支出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徐立人口述整理而成。 注：镇政府组织修路、修缮水利设施等，需要每个村的农户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需要村民集资，即公共事业费。
图片作者：曾维康
图片说明:村民外出打工，收购废品。 曾维康 摄
村支部书记的苦衷
采访整理/曾维康
编者按
3月10日，本报“乡土中国”专栏刊出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曾维康数年来深入江汉平原的一个村落，采访26位乡民，以口述实录形式——翔实报告当下农民“原生态”》的长篇报道，以及6位乡民的“口述实录”，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读者认为，这些调查报告如实反映了当前农村的现状，并对曾维康朴实、扎实的作风和文风感到敬佩。
关注社会民生，回应群众关切，是媒体应尽的职责，而将社会现实，包括农民和农村生活的图景真实呈现给读者，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全国新闻战线去年8月起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本报率先推出了“乡土中国”、“蹲点日记”等专栏，我们的记者深入一线，写出了“牵挂小餐桌”、“艰辛上学路”等受到读者欢迎的报道。今年，我们希望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将那些同样接上“地气”、冒着“热气”、写出“生气”的调查报告和文章推荐给读者。
这一期刊出的4篇“口述实录”，更加翔实和尖锐地呈现了农民和农村的困惑和现状，希望为读者了解真实的乡土中国打开一扇窗户。下一期，我们还将详细报道这一组调查报告的作者曾维康研究生毕业后，在广西百色乡村半年多来的工作、生活与感受，敬请读者关注。
口述人徐立人
男，41岁，原平凡村党支部书记，平凡村五组人。历任平凡村村安保主任、会计、村副主任、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伊始，他就面对村委会巨大的财政窟窿。在任职期间，曾一共借款12万元，8万元用于与镇政府结清提留款，4万元用于偿还历年款和村委员日常开支。2009年底，镇政府再次要求他借款结清提留账，他因不堪忍受压力，被迫辞职。为躲避债权人的纠缠，2009年11月前往长沙打工。他曾先后找镇领导、县信访办、市信访帮忙解决问题。
引子
2009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正赶上雨雪天气，这可苦了平凡村的一帮老百姓。因为村子里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甚至连一条像样的石子路都没有，全部都是泥巴路。如果再加上长时间下雨……每到这个时候，村民的心情格外不好，心情一不好就开始骂人，骂村干部，骂他们贪污、连路都不修一条之类的脏话。我在家里听得多了，也就不免好奇起来。因为村民们将问题的矛头都指向了村干部，所以我决定在返校之前，去采访一下时任平凡村党支部书记的徐立人。那天，徐书记跟我讲了很多，讲了很多在他看来别人都不能理解的困难。
2009年11月，我正在教室看书，突然接到了徐书记打来的电话，“小曾，我已经辞职不干了。”
2010年10月，我在长沙火车站见到了前来接我的徐立人。
口述实录 决裂：没有“票子”，只有交“帽子”
我是2009年10月16日来长沙的。
在前一天，也就是10月15日，镇领导就把我约到镇党委办公室谈话，要我结清2009年的资金账。2009年镇里摊派到村里的资金任务是6万多，比前年少一点，前年是8万多。这6万块钱只是镇里的，还有乡管理区的生活费，镇里其它各部门的，七七八八加起来也有七八万块钱。15日他们就打电话要我到镇里座谈，主要是管理区的书记、镇党办主任、平凡村的包村领导。他们开门见山就说，今天请你来，就是两句话，“要么是交票子，要么交帽子。”当时我呢，听起来就蛮不是一种滋味。我搞了4年村支部书记，前3年都结了账，就今年没结账，他们就说这样的话，你说地方工作还有么子搞头？我气不过，就把“帽子”交了。他们还要我写辞职报告书，交给党委书记。我说，“我就写，听你的！”写完了我就交给党委书记。他们还要我写一个保证书，要我不做书记之后，要继续支持村里的工作，不乱讲话，不搞鬼。比如说，村干部到下面收款，你不要说这些钱不需要交，不要讲这些话。我说，“就算要搞鬼，我也不会到老百姓那里去搞鬼。我虽然没做书记了，但凡是我经手借的钱，我都是要找党委帮我解决的。”说完这个话，我就走了。
第二天我就来到了长沙。上车后到快动身的时候，心里蛮不舒服，快掉泪的样子。我跟他们招呼都没有打，我就想，“人啦，还有么子意思，竟然搞到这个地步了。”
我是2005年开始在村里搞书记的。刚开始做书记的时候，虽然村里也差了一些债，但是基本上转得活。因为那个时候找农户收提留好收一些（注：“提留”在当地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指农户上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费用总和。按照国家文件的说法，就是“三提留”、“五统筹”。“三提留”是指由村一级组织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管理费；“五统筹”是指由乡一级政府收取的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和民办教育方面的费用。）我们每年只是额外地交一些历年款（注：上一届或前几届村领导班子因未与镇政府结清相关款项，留给下届村干部的财政负担。）我给你看一下平凡村历史上的一些收支（详见表1）。
账面上的账目看起来还蛮吓人，但是好多账都已经成了死账、坏账。特别是有些农户差村里的钱，你看差了多少？你说你到哪里去找他要？就算找到他了他也没得钱给你。有些农户种了一辈子的田，从来就没交过提留。但是我们差别人的钱就跑不脱了。因为不管哪个做书记，反正你们村委会差我的钱，我只找你们村干部。你说，这怎么搞？每年镇政府、农户都找我们讨债，烦死你。
村里的资金要是转不活，我们的工作就蛮不好搞。本来在农村搞工作，就是蛮不好搞的一件事情。你看沿海的一些农村，经济发达，还有村办企业，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些。你看我们这里，要山没得山，要水没得水，要路没得路，要钱没得钱，连村委会的日常开支都没得钱。
就中国大多数农村而言，村级财政收入主要是三块：一块是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注：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政府收入的差距，以保证各地区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为社会提供服务。）一块是集体资产的盈利，最后一块是农民上交的提留。
就这三块，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个地理条件。本来提留不止收18万的，要是全部收齐的话，应该在30万左右。我们2007年找农户收的提留是每亩田116块钱，平凡村一共有2200多亩，所以应该是30万不到。但是有些农户就是不交，有的说没有钱，有的说不应该交，还有的是因为村里以前差农户的钱，没有跟农户结清，所以这部分人也不交。不交也没有办法，你总不能把他抓起来打啥！你跟他讲狠，他比你还狠一些。而且现在是和谐社会，不能乱搞。
开支咧，就不得了啦！交给镇政府、镇血防站、镇计生站等部门的费用，七七八八，有一大堆。还有我们自己的开支啥，上面下来检查工作要接待啊，总之有蛮多。我把2007年的账算给你听一下（详见表2）。
你看，我们一年21万多的收入还不够一年的开支，还差8万块钱呢！差钱怎么办呢，还不是只有找银行啊、手头上宽裕一点的农户去借啊。反正老是拆东墙补西墙，从这里借一点钱了就还给那里。简单一点说就是“恶性循环”：每年村财政要赤字，赤字就要借款，借款就有债务，有债就要还，没钱还怎么办？还是要借！借了之后又有新债。总之让你不得安逸。我想了一下，除非国家拿钱出来补这个窟窿。你说你去找农户把那些欠款收上来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问我村里为么子这么多年没有修路，这就是原因。我拿么子去修路呢？我忙镇政府每年下达给我们的提留款都忙不过来，我忙银行和债主找我们还钱都忙不过来，还哪里有心思去搞发展啊？特别是高利贷，几乎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农户骂我不修路，你让他们先问问自己。
2008年呢，是矛盾大爆发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早就要发生了。
2008年四五月的时候，农户从电视上看到国家严格要求地方政府将三补资金发放到位（全称“一免三补”政策，就是减免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从2005年开始施行。）如果不发的话，可以举报，地方台新闻和中央台都播了的。那天晚上，我刚从田里回来，和我老婆在家里吃饭。突然呢，就有人在外面喊我的名字，我跑出去一看，三四十个农户堵在我的门口，主要是六、七组的村民。我找了个熟人一问，他们是来找我要本子的，就是“三补资金”的返款本子（注：即存折，“三补资金”均发在这个存折上，农民凭存折和密码即可直接领取国家的三补资金。）我说，这个我说了不算，我要请示镇领导。一听我说这个话，后面就有人往我屋的窗户上扔石子，还骂人，威胁我，“你不发本子，老子们就打死你！”当时我就给镇里打电话，他们说发了算了。我转头就告诉农户，镇政府答应发，这两天我就发给你们，他们这才回去。
我们这里啊，农民哪里把我当个支部书记啊！你不发的话就跟你讲打架，开骂，说的话很难听。第二天，万功平还跑到我的秧田里找我打架，一脚把我的腿子都踹青了。这个孩子蛮喜欢喝酒，平时也是游手好闲。那天我正在田里插秧，他们去了3个人，找到我的田里，强行地要我把本子给他们。我说我现在在插秧，还请了人在帮忙，我说到晚上给你们。他们说晚上不行。帮忙插秧的一个妇女看不过去了，就说，“他还在插秧呢，晚上给你们不行啊？”
万功平就开骂，“婊子养的，你是哪里的一个堂客，老子下来就把你弄死哒！”说着他就要下来。
我马上把他拦住，“我看你蛮乌烟瘴气咧，别人说了一个么子话，你要把别人弄死哒！到晚上给你们都不行啊！”
他就跟我在秧田里打起来了。晚上呢，又来了一拨人，三、四、六、七组的农户都来了，把我屋里的窗户都砸破了，硬要我发本子。后来我就发给他们了。
按照国家政策，就应该发的，为么子不发呢？一发日子就不好过了啥！你再去找他们收提留款，就是一个难事。以前不发本子的时候是怎么搞的呢，比如一亩田本来要收90块钱的提留，国家每亩田补贴农户60块钱，那么我们就直接扣下来，再找每个农户收30块钱。目前的情况是，你把本子发给他们了，你再找他们收90块钱就是个难事，他不交给你。
农户要我发本子，镇里也不能给你做蛮大个主。如果农民上访到县里、市里，他们还不是担心自己的“帽子”掉地上。他们很会保护自己。这种事情，还不是要看你自己的主张。你要是有胆量，你就不发。有些村里还不是没发，因为别人能镇得住，所以日子就好过一些。
一方面，你从农户那里收不到钱。我跟你讲，你别小看这个收款，里面有蛮大的斗争。有的熟人、亲戚，你跟他们做做工作，他们就交了；有的人呢，不仅不交，说话的态度还不好，还说一些伤你的话。我有时候忍不住了，蛮起火，就跟农户对骂。有时候一想啊，别人农户不交，有他们不交的道理。2005年国家就把农业税免了，现在镇政府下达的好多款项我觉得都是不合法的。像排水费、偿还世界银行贷款，“一事一议”的费用，我觉得收这些钱都是不应该的。比如村里要修路，搞什么建设，你提点钱是可以的。但你没有搞这些事，就不应该收这些钱。还有“两工”的钱（注：两工，即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防汛、义务植树、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本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属合法收费。）我们也搞不清楚，上面说是“现在虽然没有挖河做堤，但提这些钱都是去搞建设去的”。
另一方面呢，镇政府照样每年把提留任务摊派给你。2008年镇政府给我们下达的资金任务8万零300元，但是我们从农户手上收了多少呢？只有3万块钱。跟管理区把生活账（就是我们开会，他们安排我们吃了的，也要找我们结账）一结，一个村要个大几千块钱；镇里各部门的开支也要找我们要，比如兽医站、计生站、还有报刊啦，还有派出所的一些东西，这些小账加起来也要万把多块钱。哪里还有剩得了钱呢？哪里有钱跟镇政府结账呢？我们没有钱，就只有拖咧。
我们平原镇，好多钱都没有给村里结，我觉得他们就不应该再找村里要钱了。比如说2007年的转移支付，上级拨给平凡村的是35798块钱。这是一个什么钱呢？是给村里搞开支的，比如办公费用，干部的工资啊，到镇上办事的交通费啊什么的。但这笔钱根本没有发给村里，直接被上面抵扣了。扣了么子呢？上面说，公益事业费扣去2万；因计划生育工作不到位扣去罚款2000多块；因殡葬改革工作不到位扣去罚款6000多块；最后还剩下5000多块全部用于偿还历年款（说是镇上搞公路集资，摊派给村里的，村里一直没交）。你既然把村里的转移支付等一些钱扣掉了，你可以拿这些钱去用，你怎么还要找村里要呢？
镇里就是干部多，机构改革也没有把干部数量减下来。干部数量一多，你镇里又没得么子大型企业，也就没有税收来源和资金来源，他们就只好往村里摊派。现在应该说是地方财政养地方人，你平原镇的干部，机构改革没改下来，那些人在上面要吃要用，哪里来的钱呢？原来那几年，会开得多，一吃饭要多少钱，一年下来又要多少钱？他们工资照拿，公餐也照吃，但镇里哪来的钱呢？还不是摊到村里。
后来镇上把我们叫去开会，散会之后把那些还没有交款的支部书记留下来开小灶。那些镇领导一个一个坐着像评委一样，坐成一排，要我们一个一个到前面表态，不表态的话就不准走。轮到我的时候，领导问我，“月底能不能结账？”
我说，“尽量想办法。”
领导嫌我表态不够硬，“这是个么子说法？说个具体时间！”
我没有作声。
领导看我没有作声，就开始发脾气，“你没有能力干脆就不要见这个鬼，等别人有能力的人上来搞！”
我一听，就气得不得了。反正我也不想搞了，你们把我撤职算了。我就这么在台上站了四、五分钟，跟他们僵住了。
后来有一个领导走上来跟我说，“你还是下去想想办法，现在没有几个村没结账了，前面那几个村的书记表态都表得蛮好，都来准备结账的，你的态还是表硬一点，争取在月底之前把账结了，老站在那里做什么呢！”
后来我就答应了，天天跑出去想办法借钱。你不晓得啊，借钱蛮麻烦，还要找担保人，还要给别人买水果，请别人吃饭，每个月还有1.5%的利息。为么子别人说越没有钱，开支越大呢！像有的村情况比较好的，他就不需要借钱，该减少多少开支啊！这一次我一共借了8万块钱，跟镇上把账结了。后来没有钱还，我的担保人跟债主还吵起来了，我的心里蛮过意不去。
2008年是我借钱最多的一年。唉，想起来蛮痛苦。
我到镇上去结账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明年的“三补资金”你们要是继续发到农户手里的话，我的这些钱就没办法还了。他们答应得蛮好，“今年没有交提留的农户，明年我们就在他们的粮补资金上扣！明天收款的时候，我们派几个人住到你们村里，帮你们收款。”他们这样答应我了，我才跟他们结账的。后来我们去县里开会，县长也是这么说，凡是不交款的农户，明年从他们的三补资金里扣。
哪想到了2009年，三补资金还是发到农户手里去了。上面的领导也怕农民起来上访。发了之后呢，他们又逼我借款结账。你说我还结不结，我又不是一头猪！我被你们骗了一回，债都不知道怎么还，你们还要我借高利贷？所以我后来跟他们吵了一架，到长沙去了。
本来我打算做两年书记就算了的，因为我自己窟了一些钱进去了，我是想把自己窟进去的钱搞回来之后再甩手不干的，哪想到是越陷越深啊！我这个人，心蛮直，虽说我做支部书记，安排了一个管财务的，但是我从来不要求别人帮我去借钱，都是以我自己的名义去借钱，自己想办法结账。为么子说我越陷越深的呢？为么子说这20多万元的债都是我一个人在顶着的呢？原因就在这里。
我来长沙之前理了一个账，一共还差别人13万块钱。2009年腊月我去上访，讨了2万还给别人了，现在还差11万。
上访：把该给我的钱给我，我要还债
我到长沙待了一个多月，就回来过年。我是腊月二十回的家，腊月二十一就跑去找镇领导，看他们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我要求他们把这几年截留平凡村的转移支付给我，我要拿去还债。因为我一回去债主就找上门来了，找我要钱啥！你说我还怎么敢在屋里待？
我们村每年的转移支付都有3到4万块钱，其实还不止这些钱。我听其他村干部说，三项转移支付加起来还不止3万多块钱。镇上跟我们说的是36000块钱，也不跟我们说这36000块钱的转移支付是怎么来的，就让我们知道一下。
我这个人的心蛮软，我只找他们要2009年一年的转移支付，4万块钱，给我去还债。这些钱蛮急，我要还给别人。他们说，好，我们研究一下，结果一推推到腊月二十八，都快过年了，就把我搞火了！
腊月二十八，我跑到镇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找他帮我解决问题。他给我这么一句话：“我们镇里不差你的钱，我本人也不差你的钱，你凭么子来找我要钱？”
我说，“书记，是的，您不差我的钱，但是我经手借的钱都是和镇里结账了的，我没用一分钱。这几年上面拨给平凡村的转移支付你们跟村里兑现了没有，你们为么子要把它截留，为么子不跟村里结账？这些钱无非是你们拿去还账了的，我们村里经手借的钱该不该还？你们是怎么落实的政策？是谁叫你们把这些钱截留的？”
他把我搞急了，我就在那里跟他讲狠。我说，“如果不解决，我就到县里去上访。”
当时书记就跟分管财经的徐副镇长打了个电话，要我去找他解决。我找到徐镇长，说，“徐镇长，天天在找你们，你们天天在推，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你们给个准话给我，究竟有没有？”
徐镇长说，“没有”。
我也不耐烦了，我说，“好，没有的话我就找上面去解决。”
徐镇长说，“你到省里找都可以。”
我说，“好！你不需要说这样的话，你怕我做不出来啊还是么子？我的事情总要得到解决的。你没法解决，我就不找你！”
我当时气不过，搭车到县城去了。我找到县信访办，里面正好有3个人在上班。我说，“你们都在上班啊，我找你们反映个情况。”
有个人就说，“这是几时了，要过年了啥，有么问题到明年来反映啥。”
我说，“正是因为年过不下去了，才来找你们的。如果能过得下去，我还来找你们？”
他说，“这没上班，我们基本上放假了。”
我说，“好，既然放假，我就不找你们。”
我就一车搭到市里。一到市政府我就问保安，市长办公室在哪个位置？保安说，市长和市委书记已经出门搞春节慰问去了。我又问保安，信访办在哪个地方。结果我找到市信访办，信访办的服务人员蛮客气，也蛮热情，就问我是哪里人，有什么情况，然后给了我一张纸，让我把反映的问题写在上面。我大致写了一下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还有镇里要我“要么交票子，要么交帽子”也写在上面了。还有这几年镇里把村里的转移支付截留了，没有跟村里结账。他们把我写的东西看了一遍，就问我，这是真的吗？我说你可以调查。我说我是一名基层支部书记，被撤职的支部书记，如果我说假话，我来这里搞什么呢，这都是可以调查的。后来他们跟县里打了电话，让我明天到县里去解决。我走的时候跟市信访办的人说，“我今天来了，如果县里明天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不来市里了，我就直接往省里去。”那个人说，这也可以，上访是你的权力。那天一整天我饭都没吃。从市回到县里，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饭是晚上在我姐姐那里吃的。但怎么还吃得下去啊！有家不能回，姑娘婆婆也埋怨我。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情，蛮烦人。
第二天早上我8点钟起了床，到县委门口是8点半，只有一个站岗的保安。我问他，今天县委有没有人上班？他说还没。我问今天会不会有人来，他说有。所以我就站在大门口。等到9点钟呢，有3辆小车来了，我跑过去一看，看到了我们县委书记。我就往车子前头一站。司机问我，“有什么事啊？”
我说，“我来找书记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书记靠过来问我，“你是哪个镇的？”
我说，“我是平原镇平凡村的，是一名被处分的党支部书记，这几年做支部书记经手借了一些钱，一些债主在屋里讨债，我不敢回去，实在没得办法，才来找您解决。”
书记问我，“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我说，“我只问一下，这个转移支付要不要跟村里结账？”
书记说，“要结账啊！”
我说，“在我们平原镇是这样的，这几年镇里都没有跟村里结转移支付的账。我们平凡村本来是差镇里的钱，但是他们每年都扣掉。照说当年的转移支付就应该当年返到村里，怎么能扣历年账呢？现在村里的形势不好，找老百姓收不到钱，上面账要结，你把这个账一扣，村里还怎么过日子呢？”
书记说，“是不是真的没跟你们结账？”
我说，“今日今时谁还说假话了，这还不是要经过调查的。我说您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平原镇的干部。”
书记说，“这件事我来安排一名副书记帮你解决，我现在要出去搞慰问。”
我说，“您安排的人算不算数，能不能帮我把问题解决好？”
他说，“负责解决得让你满意。”
过了一会，一名姓宋的副书记把我引到办公室，他给平原镇党委书记打了个电话。平原镇的党委书记当时换人了，是一个姓贺的书记。然后贺书记跟镇长、管财经的书记，还有管理区的书记，一共来了5个人。我说的是让他们带4万块钱来。结果镇领导给我做工作，说银行现在已经关门了，我们要贷款给你也搞不好，先给你2万块钱，等明年春上大场村那边搞开发，我们再从那里面挪2万块钱给你。我这个人的心蛮软，就同意了。过完年我到长沙打工之后，打电话回来问村里的几个干部大场那边有没有搞开发，他们说没有。
今年回家过年呢，我又到镇里找了他们几次，他们老在推辞。
你说我该怎么办？你说，这个事情怎么搞好一些？我又拖不起，我还要到长沙打工挣生活费啥。
以前我觉得当个村干部吧，至少还有个名誉，别人一说，某某人还搞过平凡村的支部书记。照现在来看，只是一个名誉，好听一点，再没得么子了。
村里的工作不好做，村干部也不好当。要想把平凡村建设好，找老百姓收钱集资是难事。只有向上争取项目，在村里搞开发，看能不能好一点。说到底，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偏僻了，地理条件不好。要把这些项目搞到我们村里来，除非找到蛮硬的关系，看搞不搞得好。因为一个项目，不是一个钱、两个钱。每年县里、镇里都有项目，但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都是顺着公路在搞。
采访手记
在长沙采访的时候，我让徐立人带我去看他承包的那个工地。刚一进门，便看见一堆零乱的垃圾。我转过脸去看徐立人时，他早已盯上了那堆垃圾，眼睛发亮，很高兴的样子。他马上告诉我，“这堆垃圾大概可以赚个二三十块钱。”看到他这个样子，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难过……
——曾维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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