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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任其所长”的用人原则 | |
| 国家要兴旺发达，其根本在于重用人才，但由于人的经历不同，以及所处环境和所学知识不同等，人在思想素质、个人特点专长、工作能力，即“德”、“功”、“能”三个方面存在着差异。臬使用各种人才，管子提出了“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的用人观点。 齐桓公纳管仲之初，急于图霸，内未修而兴兵甲，结果屡遭失败，国势日衰。其后，齐桓公采纳管仲的意见，对外修好，对内改革，尊贤爱才，五年诸侯附。 据《管子·大匡》记载，管仲因人而用，为结交诸葛亮侯之国，派遣使者，管仲对齐桓公说：“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土。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乱，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礼，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七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管仲上述用人范围是属于外交方面，其原则是：针对不同国家的特点，派遣适合工作于不同国家的使臣。 对于内政，管仲也有一段论百官之言，其曰：“升降揖让，进退闲飞，辨词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力行。 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国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新局面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管子·小匡》）管仲用人，以人之长，任其能发挥所长的工作，如此，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众人一心，国家兴旺。 管仲用人，不以小节毁人大德，不因其短处而抛弃其长处，而是要求立大志，重大节。管仲在《管子·形势篇》中说：“平原之陉，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尹知章注曰：“言平陉之绎，虽有小封，不成于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言山既大矣，虽有小隈，不成为深。喻人有高行，虽有小过，非不肖也。” 管仲论人，既知其长，亦论其短，而主要看人的本质。《管子·戒》记载，管仲病危，齐桓公问谁为继这？“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仲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曰：‘然则孰可？’管仲对曰：‘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臣闻之，以德阳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则朋乎？’……” 意思是说，善于责备自己的，人民就不会责备他；只有不肯责备自己的，人民才会谴责他。所以，承认自己错误，是强的表现；修养自身节操，是智的表现；不把不善之事归于人，是仁的表现；明君有过则归这于己，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归之于己则自身戒惧，有善归之民则人民喜悦。管仲在人品、性格等方面，肯定了隰朋，认为他目光远大，身体力行、熟悉政务、事君尽忠、宽以待人，故具有为相之才。在这里管仲又将鲍叔、宾胥无、宁戚、孙宿等人与隰朋做了具体的对比分析。管仲认为，识人，主要是认识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又必须与所承担的工作性质相应。因此，身居官位，尤其是身居要职者，必须心地坦荡，宽宏大量，既有从政掌国的能力，又有屈己而顾大局的胆识。 《管子》“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的用人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汉刘邦在“天下大定”举行的庆功会上，总结他取得天下的经验时认为是发挥了张良、萧何、韩信“三杰”之所长。刘邦认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馈饷，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刘邦可用其所长，始定天下。让邦对人才“任其所长”的观点，还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刘邦说：“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单子荷仗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牵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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