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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总理房价”的讨论可谓铺天盖地、热火朝天，人们用各种计算公式在估算着本地的“总理房价”应当所处的价格水平，甚至列一长串城市房地产所对应的总理价格，这种现象折射着人们希望房价理性回归的迫切心情。但客观地讲，“总理价格”只是个“良心价”，如果不降地价，则“总理房价”必定只是一场空谈。君不见，那一长串苦心计算出来的各城市对应的总理价格表中，最高的城市也不过只有5千多元，而事实情况是，以上海或杭州为例，仅拿地的价格摊平后的“空心地”楼面价就平均高达6千以上，有的甚至上万元，具体最新的例子可见杭州某偏远地块（杭政储出〔2012〕2号地块）的拍卖情况。
如此高的地价，又怎么可能让开发商辛辛苦苦建成的楼盘以“低”价格出售？人人皆知，降房价最主要的措施必是从两块入手，一是降开发商的利润，二是降成本尤其是土地成本，因为高房价的推手有两大主体，一是开发商，二是政府。政府在调控房价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只把板子打在开发商的屁股上，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诚实的。决策者不要简单地以为控制房价就是控制开发商，反而把政府在高房价现象中的罪责掩盖起来，竟假装好人玩贼喊捉贼的游戏。稍有理性思维的人都很清楚，只要地价不降，那么中国的高房价就不可能得到根治。因为，高地价现象不只是一个价格现象，它同时还是一个“土地供给由国家垄断”现象的反应，而政府垄断下高价土地现象一日不除，就不会有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国家或政府垄断下的土地供给制度，注定是不公平的且带动本领域产品价格上涨，因为物以稀为贵。如果扩大或放开土地供应，供应大量的低成本住宅建设用地，那么你再看看房地产市场价格还会如此居高不下吗？！而现在国家在调控路上必须同时做到“两手兼顾”，即一手控制价格即继续实施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另一手必须大量提供低价地和低价的房源（包括经适房）。只有有新的低价房源不断上市，才可能对目前存量高价盘形成冲击，否则仅仅单方面的压制现有楼盘的价格的做法，是必然行不通的。′因为在中国畸形的利益集团化现象中，房地产商与银行资本家是相勾结一体的，因此任何时候房地产开发商都“不缺钱”，只要不缺钱，他们就能高价“扛到底”。
如此高的地价，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政府并不想退出吃人的“土地财政”。中国经济今天走到如此困难重重、甚至几乎无路可退的尴尬地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过去十年错误地坚持了土地财政政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危机，而新一届政府在此问题的解决上，错误地采取了“卖地炒楼”的做法即冠冕堂皇地称为“房地产支柱产业”政策，最终铸成今天的大错。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祸国殃民、得不偿失的，说到底是“吃人的政策”。它毁灭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培育起来的中国中产阶层，使中国社会重新回到了“官民二元结构”之中。它还创造了新一代“奴隶”，人们称之为“房奴”，这些新型奴隶以透支了一生的收入甚至几代人的收入勉强买下了一套住房，并将以其终身甚至几代人来偿还银行债务，而这些债务就是高房价造成的。目前，政府只是一味地“管住”开发商，控制他们的销售价格，却不思自己的过错与罪责，继续走在“高地价”的罪恶道路上，并且坚持着罪恶的土地财政。如此下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调控住高房价，并且所谓的“总理价”也最终变成空谈。
其实，房地产调控，不能只靠政策压制，政策性地对价格的打压不是长久之计，毕竟这是违背市场的一种人为做法，一种权宜之策。最终要完成房地产价格调控的，依然要靠市场手段。这种市场化手段有两种，一是控制货币向该领域的流入量或供应量，从资金上限制其炒作性需求；二是提供大量新的低价同类商品，形成价格冲击，逼迫高价房降价。最终其实就是利用一条市场规律，即改变市场上的供求关系。
所以说，以一线城市为例，总理价在5－6千元/平，那么扣除建安等各项成本与适当的开发利润，则地价不得超过2000元/平。依照目前的价格估算，要想房价降到总理价，则地价至少要下降一半以上。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与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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