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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源 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距今五千多年长江中下游及黄河下游一带，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九黎”。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开拓发展成为雄据祖国东方的强大部落。在黄河上游姬水以黄帝为首的另一部落，不断向黄河下游发展，与“九黎”发生冲突，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大战之后九黎败北，蚩尤被杀，势力大衰，九黎部落的相当大部分战败后向南迁徙。 尧、舜、禹时期，九黎部落又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三苗”。当时，聚居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与尧、舜、禹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抗争。经过禹的征伐，“三苗”集团的势力被彻底削弱，部落联盟被分化瓦解，使大部分族人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人山林沼泽，开始向西北和西南山区迁徙。 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部落一起被称为“南蛮”(亦称“荆楚”)。“南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楚国的主体居民。到西周中叶，“荆蛮”已成为周朝南方的劲敌。故从昭王开始，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荆蛮”的势力受到削弱。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问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 二、族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苗族的族名称谓有所不同。尧、舜时期，以武力将“三苗”中的驩兜部落赶往南方，这部分苗族先民即有“南蛮”的别称。到商、周两代仍沿用“苗”的族称，但对“南蛮”中最强盛的部分则专称“荆蛮”。那时，周人除以“荆蛮”称呼建立了国家的楚人外，对一般的苗族先民则以“髳”或“髦”等称之。 汉代以后，除荆襄、江淮尚有一部分苗族分布外，大部分苗族都聚居在今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武陵郡，他们与居住这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统称为“武陵蛮”。在“武陵蛮”内，又按不同地区而有“澧中蛮”、“零阳蛮”、“溇中蛮”等若干称呼。从东汉起又开始将“武陵蛮”称为“五溪蛮”。 唐、宋以后，苗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在祖国南方再度显示出自己的重要影响，引起了唐、宋及其以后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注目。各代中央王朝与苗族的关系也日渐频繁，对苗族的认识也有所加深，于是“苗”则从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的族称重现于文献之中。元、明、清各代官私著作中有关“苗”的记述更是比比皆是。由于苗族影响较大，元、明、清时期人们常将与苗族毗邻而居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称呼为“夷苗”、“仲家苗”、“侗苗”、“水家苗”、“倮倮苗”等。这些族称后面的“苗”字变成了西南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泛称。真正属于苗族的人们，有部分是根据其服饰颜色、习俗、地域及职业的不同所取的种种称谓，如“花苗”、“白苗”、“青苗”、“歪梳苗”、“长角苗”、“打铁苗”等等。其中有些称谓含有贬义。有的虽不称呼为“苗”，但实际又是苗族的一部分。“苗”的称呼由于历史悠久，尽人皆知，且为苗族人民普遍接受，故解放后根据苗族人民自愿，将族名统一称为苗族。 三、迁徙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等原因，苗族曾经历过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迁徙方向主要由东向西，后则由北向南，至于小范围的局部迁徙则是多向性的穿插。 (一)先秦时期的迁徙 “三苗”时期，由于战争，“三苗”被迫迁往西北甘陕一带，也有的往南迁徙。大部分则被迫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人山林沼泽，并开始向西南山区迁徙。 战国时，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实行变法，采用严厉的手段进行整顿以振国势，决定将“荆蛮”中发展较缓慢的一部分“南蛮”纳入楚国的范围，遂以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被迫扶老携幼大量西迁，逃人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今黔东、湘西、川东许多苗族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东方跋山涉水沿着河流而来到当地的。战国末年，秦、楚两雄战争连绵，秦昭王时，令“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武陵山区的苗人又开始遭到冲击、分散。 (二)秦汉至唐宋时期的迁徙 秦汉时期避入山区包括大部分苗人在内的“武陵蛮”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对“武陵蛮”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到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的139年中，对“武陵蛮”共用兵达12次之多。仅建武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的三年内，光武帝刘秀就三次用重兵攻打“武陵蛮”。当大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而遭到“军没”之灾以后，老将马援自告奋勇统4万余人征“五溪”，最后困死于武陵境内的“壶头山”(今沅陵县境)，才使镇压告一段落。以后因为“郡县徭役失平”，又对武陵山地区“增其租税”，使满怀怨恨的“武陵蛮”，又多次掀起反抗斗争。由于东汉王朝一再出兵进剿，苗族先民大量遭到屠杀，不少又向西、向南迁徙。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封建王朝对五溪地区苛勒重赋，规定每户“输谷数斛”。次年荆州刺吏沈庆之复“讨蛮为名，大发兵力……赕罚群蛮太甚，又禁断五溪鱼盐，群蛮怨叛”。沉重的赋税，大兵的“征剿”，迫使“五溪蛮”流离失所，向西继续深入贵州，向南进入今广西。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原苗族有时还有由南而北内徙的势头。但苗族的主要聚居区武陵五溪和相邻的鄂西、川东、黔东北一带，由于封建王朝不断的军事镇压，苗族被迫从武陵五溪地区继续由东而西、由北而南迁徙。这是苗族迁徙的主导趋势。从路线来看，一部分是从武陵山脉的北端而西；而另一部分自甘陕经四川进入今贵州北部、中部、西北部和川南；一部分沿沅水而上，经湖南西南部，深入贵州东南、西南和广西境内。 从口碑资料看，自秦汉后苗族进入武陵五溪以西地区，除沿武陵山脉和沅水及其支流而上的路线外，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先南下进入广西，再从广西溯都柳江北上徙入今贵州东南部和南部。黔东南这部分苗族不少就是很早以前从湖南，经广西迁徙来的。 唐宋时期，武陵五溪地区仍为苗族的主要聚居区，另有一部分苗族则杂居武陵五溪以西原夜郎、群舸境内。“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唐后期至五代，中央皇权衰微，藩镇军阀割据，迫使苗族又大批背井离乡，在苗族历史上出现了又一个新的迁徙浪潮。武陵五溪地区的苗族又有一部分迁人贵州各地；有的并经贵州、川南和桂北即原夜郎、群舸地区继续向各地迁徙，以至远达云南。苗族迁徙到贵州西南部大致是在六七百年以上，即唐宋时代。唐末和北宋之际的战乱，苗族确已由武陵五溪地区，经黔东、川南迁徙到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了。 由于苗族不断迁徙，唐宋数百年间，武陵五溪及其邻近地区，即今湘西、黔东、川东、鄂西等地，虽仍为苗族主要聚居区，但其分布范围，已达贵州各地、川南和桂北，以及云南部分地区。 (三)元明清时期的迁徙 元明和清初，进入贵州的苗族又继续向云南各地迁徙。这一时期，苗族进入云南，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经黔西北威宁一带迁入滇东北及武定、禄劝等县，一是经安顺地区由黔西南兴义等地迁徙滇东南(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滇南；一是经四川南部筠连、叙永等地南下进入云南东北威信、彝良等地。 元明和清初，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连绵不断的战乱和灾祸以及对苗兵的频繁征调是促使各地苗族不断迁徙的主要原因。 元代，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尤为深重，饱受苦难的各族人民屡次被迫掀起抗暴斗争。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八番(今贵州惠水)桑柘蛮王二万、马虫等叛杀巡检”，苗族人民起而与之联合，遭到官府的屠杀驱赶。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元政府派大军远征“八百媳妇国”，大军经过黔中地区，“恃其威力，虐害百姓。”次年，土官宋隆济发动苗族、仡佬族人民武装反抗，接着水东、水西、乌蒙等地苗族亦纷纷响应，被元军残酷镇压。两年的战火，使千家万户的苗族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此外，元统治者还多次征调思州、播州土兵远征东南亚，其中一次就从黄平征调万余人，其中苗族不少。湖南宝庆苗族于元末战乱时移避贵州的亦不少，最后居于水城。 明朝初年，湖南城步、武冈有一部分苗兵由胡大海率领，被征调到贵州的西部戍守，其后裔现留居于晴隆、普安、郎岱、水城、盘县等县。《郎岱县志稿》卷一指出这部分“明初移来之楚地人”，“即古之荆蛮”。同时，贵州苗族迁往云南，如《邱北县志》第二册载该地“苗人二千余，明初由黔省迁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干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4490人被杀，5500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王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人民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 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从川南征调3000苗兵讨水西，事平之后令其一部定居于大定府瓢儿井的兴隆、八堡等六寨内，被人称作“六寨苗”。从广西征来“剿”水西的另一部分苗兵，事平之后在修文、清镇、平坝、大方一带定居，人们呼之为“素苗”，他们说话至今仍带广腔，老人去世要让其灵魂回广西“跳年”。原住普定、郎岱的许多苗族，则在吴三桂“剿”水西时为避战乱而逃往云南文山地区。吴三桂在西南起兵反清时，清廷为平定吴三桂叛乱，派平寇大将军贝子章等领兵30余万，由川、黔、桂四路入滇，云南的苗族人民为了逃避屠戮而被迫迁徙国外或滇西边境。清代“改土归流”时，以“伐山通道，穷搜窖宅”的办法对付黔南和黔东南苗族人民，幸存者有的被迫“发而出佣内陆”，有的被迫发配到各省为奴，有的则组织起来继续进行斗争。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包利、红银领导黔东南苗族人民起义，又遭到残酷的镇压，不少人被迫逃亡，以致不少地方出现“有十去其五六或八九者”的荒凉局面。贵阳、安顺、黔西南一带操中部方言的苗族中，多数是在这段时问从黔东南迁逃去的。“乾嘉起义”失败后，湘西黔东北的苗族不少逃入黔中、黔南等地，有的被作为俘虏押往北京，关入西山黑牢，服各种劳役，谓之“苗营”(在今门头村)，清政府筑城将他们围住，仅留一门供其出入，并驻兵监守。为时20年的“咸同大起义”失败之后，贵州“上下游废田不下数百万顷，流亡可复者仅十之二三……降苗所存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其民则逃亡转徙，百里无烟”。赤水、仁怀一带在起义后，“数百里中皆成荆棘，出示川境招抚流亡之后，乃渐有耕作者”。黔东南的苗族不愿坐以待毙，又不甘受压迫，他们扶老携幼，肩挑着小孩，手捧着蚕种，足穿着草鞋，翻山越岭向黔西南迁移，其中一部分经兴义移入云南文山地区，一部分经黔中南迁入安顺地区。有些青年的婚姻是在逃难途中缔结的，因而在黔西南地区重建家园之后，他们的后裔为了不忘祖先逃难之苦，在举行婚礼时，还有新娘穿草鞋的习俗。滇东北的苗族，有的也在这时移人战乱后人少地荒的毕节、大方、黔西一带。土司、地主的沉重剥削、封建官府的苛虐赋敛，迫使川南苗族人民逃亡。“叙永、永宁旧为苗人故居，凡土著皆苗人，今皆窜居山谷”，他们“转徙不恒，为人雇役垦田，往往负租逃去”。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的苛虐刑法，也使得众多苗族人民背井离乡远徙他方。清律规定：“凡土蛮僵僮苗人，……所犯系死罪，将本犯正法，一应家口父母兄弟子侄俱令迁徙。如系军流等罪，将本犯照条例枷责，仍同家口父母兄弟子侄一起并迁徙。” 迁徙是苗族历史上频繁而重大的事件，它深深地烙印在苗族人民的心里，铭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之中。黔东南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篇唱道：自己的祖先从前“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他们“翻过水山头，来到风雷坳”，先后渡过“河水黄央央”、“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的三条大河南下，然后又“沿着稻花香河”西进，“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歌中以很长的篇幅，表述了他们的祖先南渡和西进的历史过程。黔西北、黔中、黔北苗族古歌和传说，也表述了大致相同的历程，除具体地名、路线、情节有别而外，增加了战争的内容。“蒙博娄拓地开荒，在滔?舀黄水河岸。”“沙陡率兵像黑云一样扑来，沙陡驱兵像狂风一般卷至。”“与沙陡交战整一年，跟沙陡血战整一载。”后来才举族迁徙。云南和川南苗族也有相似的传说。滇东南苗族世代相传自己的祖先最初居住在土地宽得连着天的大平原上，在苗王“蒙蚩尤”统领下繁荣昌盛，后被黄帝攻打战败，花山节就是为纪念阵亡先祖而设立的。川南苗族为了不忘祖先，他们在婚嫁喜庆中，新娘在送亲者的陪同下去新郎家成亲时，尢论夫家住在何处，均须绕自东方进屋，老人病故“开路”时，巫师须将亡灵指引回东方故地与“老祖宗”会聚；安葬死人时，尸体横葬于山腰，且头一定朝向东方，正如《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20所载：“丧用布匹裹尸人棺，必合甲子乃葬，东向横埋。”这种葬俗在黔西北、黔北、黔东一带，过去都存在过。苗族人民长期以来，就是用古歌和各种习俗来记载自己民族的历史，保持着对东方故土怀念。长时期大幅度的迁徙流动，使苗族社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使苗族社会财富遭到大量的消耗，苗族人民生活异常贫罔。而迁入之地，义多是荒僻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阻碍和延缓着生产力的提高，这是苗族社会发展长期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居住的分散，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以致在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易于被封建统治阶级各个击破。，迁徙使苗族各部之间彼此隔绝，少于交往。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历史不同，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导致相互间出现较大的差异，造成支系多、方言差别大、服饰类型多样化的现象。 自唐宋以后，经过元明和清初数百年问的流动和迁徙，苗族的分布初步形成了这样的格局：现今的贵州省已成为苗族的主要聚居区；湖南退居第二位；云南的苗族日益增多，至清初已大体相当于湖南，再其次按多少顺序分布在广西、四川、重庆、湖北等地。还有少数苗族开始进入了今天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四、人口分布 世居的苗族主要分布黔、湘、滇、川、桂、鄂、渝及海南、陕西、北京十省市自治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苗族为7398035人，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4位。其中居住贵州的苗族为3686900人，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51.3%，占全省总人口的11.38%，是全省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苗族在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徙后，住地已分成几大片，后来又有局部迁徙，甚至有一些到近现代还零星迁移，与兄弟民族交错杂居，更显得分散。 目前，除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一大聚居区，人口超过百万；松桃苗族与湘、鄂、川苗族连成一片为另一大聚居区，人口也超过百万之外，贵州中西部的苗族分布最分散，多住在高山和几县接壤的偏僻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居相处。下述几个小片区，就是这种情况。 贵定西南经龙里南部到贵阳东南，惠水东部的云雾山到高坡居住的苗族，大体连成一片；贵定北部、龙里北部、开阳东南和福泉西部，处于南明河下游的苗族也大体连成一片。紫云东南部、望谟东北部、罗甸西北和望谟北部的麻山到四大寨又连成一片，是苗族较多地区。 贞丰北部和西部，关岭南部，兴仁东南和安龙西北的部分苗族，是距今200多年前由今黄平、台江等县先后迁入，操苗语黔东方言。这几处虽不连成一片，但彼此都有姻亲关系或同一家族，经常走访。还住有川黔滇方言的苗族，北盘江中游的大体连成一片。晴隆及其邻县居住的一支苗族，被称“喇叭苗”与湖南城步同属一支，明初迁来。还住有川黔滇方言的苗族，共成一片。安顺、普定一带的苗族，大体连成一片，但也住有其他民族。 六盘水市的苗族，主要分布在三岔河上游的水城县、六枝特区及钟山区，人口共7万多。 毕节地区的苗族人口数，是全省各地、州、省辖市苗族人口数的第五位，但地域辽阔，民族成分多，彼此交错杂居，苗族显得更为分散。织金、纳雍、黔西、大方4县的苗族共21万人，多分布在六冲河流域，大体成为一片区。威宁、赫章两县苗族共约8万，主要分布在乌蒙山脉。 遵义地区，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苗族遍及各府、州、厅、县。清代到民国年间他们为避免歧视和欺诈，便渐改汉装，讲汉语，隐瞒苗族成分。解放后在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时，许多县已基本上没有苗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隐瞒民族成分的纷纷申请恢复为苗族。仅务川、道真二县，经省、地、县组织人员进行识别，恢复苗族人口最多的就超过10万人，为目前遵义地区苗族人口最多的两个县。但居住很分散：务川分布于县境的南北两端，道真分布在县境周围与邻县接壤地带。 铜仁地区的苗族分布，以松桃东半部的腊尔山区最为集中。其他各县的申请经识别后已恢复苗族成分。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地区苗族人口为146331人，恢复苗族成分后共达329000多人，为1982年的两倍多。印江、思南在1982年苗族人口分别为53和52人，恢复成分后分别为3080I)多人和65595人。但居住很分散，印江、思南两县的各乡镇都有分布。 贵阳市的5个区都有世居苗族，最多是花溪区，以高坡苗族乡最集中；其次为乌当区。南明、云岩、白云三区各为数千人。世居南明、云岩两市区的苗族，主要分布于市区的边沿，基本上是从事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种植商品蔬菜为生，80年代至90年代，土地被征购为开发区及住房地基，包括苗族在内的居民都从事工、商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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