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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汉初政治家、军事家，西汉开国元勋，史称“汉初三杰”之一。生于阳翟(今禹州市)，故居在城南张得乡张得村。
张良的爷爷名叫张开地，父亲名叫张平(传说张平乳名张得)，两代为韩国宰相，辅保五代韩王。韩国被秦灭后，张良在淮阳找到一位大力士，恰遇秦始皇东游，他便与大力士埋伏在博浪沙中(今河南原阳县东南)，待秦王经过时，力士以锥击之。可惜误中副车，没有杀死秦王，秦王求索刺客，张良遂改名换姓，逃亡到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
西汉三杰之张良
张良年轻时曾步游在圯桥上，有个老头走近张良，把脚上的鞋踢落到桥下，对张良说：“年轻人，下去把鞋给我拾上来。”张良见是个老人，就到桥下把鞋给他拾了上来。老者又伸脚说：“给我穿上。”张良就跪在地上给他把鞋穿上。老者笑笑说：“孺子可教，后五天平明在此与我相会。”到第五天平明，张良来到圯桥时，老者已先在那里。老人说：“你与老人约会，怎么后到!再后五天，早点来。”五天后，五更鸡叫时，张良便赶到圯桥，老人又先到了。老人说：“怎么又后到!再后五天早来。”再五天后，张良半夜前往。稍候，老者来了。他给张良了一本书，对张良说：“读此，可当王者之师。后十年，你将兴起。后十三年，你在谷城山下(今山东平阴县西南)，见一块黄石，那就是我。”说罢就不见了。天明后，张良看这本书，书名是《太公兵法》。
张良是在楚怀王孙心的宴会上认识刘邦的，那时张良随义军投奔熊心，刘邦所在的起义军也归入怀王，且刘邦与孙心交好，慢慢便与受到孙心重用的张良熟悉了起来，张良见刘邦礼贤下士能屈能伸，而且很有帝王之相，于是决心帮助刘邦。
公元前207年，刘邦奉命拥兵2万西征，一路过关斩将，打到了通往咸阳的最后一道关卡——峣关，受到守关之将的顽强抵抗，张良献技说：“听说守将是屠夫的儿子，商人是极看重钱财的，在现下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如让士兵到处插下旗帜，做大军压境之势，造成敌人的恐慌，再派人带重金去贿赂守将即可。”刘邦依计，没有刀兵相见就拿下关卡，吓得秦王子婴自缚投降。
进入咸阳后，看到秦宫如此富丽堂皇，而且宫殿里美女如云，刘邦酒色之心顿起，想待在咸阳享受温柔之事，樊哙萧何张良等见状，苦苦相劝，说：“若是只图眼前享受，项羽必定疑心沛公妄图独自霸占秦的江山，那时率军打来又该如何是好？”刘邦才作罢。
后项羽设鸿门宴加害刘邦，谋士张良巧妙周旋救得刘邦性命，并用自己所学设计了楚汉战争的没一次战役，帮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
西汉三杰之张良成了留侯。从宝鸡去汉中，翻越五百里秦岭，半路上有座张良庙，这是当年张良的隐居处。张良庙坐落在一条山谷里，周围山高林密，浓荫如盖。古代从秦国到巴蜀去的金牛古道，就从张良庙大门口经过，古道遗址旁立有石碑。张良庙迎门是一座砖砌牌楼，牌楼正中镶有砖刻“汉张留侯祠”五个大字，清道光甲申年蔡文瑾所题。张良庙历经无数次重修，这几个字不知道已是第几次重修时的遗物。留侯是张良的封号，张良庙也叫留侯祠。留侯祠在留侯镇，留侯镇属于留坝县。这些地名均因张良而得名。其实留侯之“留”不在此地，在江苏省。
刘邦从骨子里对张良有些信不过。就从刘邦封张良为留侯这件事说起。刘邦得了天下，论功封侯。表面上看，刘邦对张良评价很高，封赏最重。实际上，围绕封侯这件事，刘邦与张良展开了心灵“过招”的第一回合。刘邦对张良说，你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你可以“自择齐三万户”，你想要齐国那一片土地都行，随你挑吧。出乎刘邦意料，张良的回答不是谢恩，而是谢绝，他不要。
在张良看来，刘邦封他齐地三万户，是深藏心计的。张良是韩国人，祖上“五世相韩”。秦灭韩，张良从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开始，落泊造反，为韩国“复国”作出了不懈努力。张良的身世背景、平生心愿，刘邦一清二楚。但是，刘邦没有将韩国故土封给张良，而是将他封到齐国的地面上，这绝不是刘邦的疏忽。不是疏忽，就是有意。究竟什么用意呢？齐国这片土地，两年前已经封给了韩信，而且是张良亲手经办的。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韩信在东边打下了齐国，不但不来增援，反而派人来向刘邦提出要求，希望同意他自立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之下，想马上派兵去攻打韩信这狗日的。张良和陈平在桌子底下踩他的脚，附耳道，在这危急关头，不如就同意韩信立为假齐王，稳住他，以防小不忍生大变。刘邦立刻改口骂道，他妈的，他韩信大丈夫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要做就做个真王，哪有做假王之理，封他为齐王！立刻派张良带上印信，前往齐国，封韩信为齐王。张良此刻便想，刘邦今天封他“自择齐三万户”，这是想用一笼锁二虎。把他和韩信封在同一片土地上，无非是想在他们两人之间制造一点不大不小的矛盾，达到“以张制韩”、“以韩制张”的目的。
这说明，刘邦不仅对韩信，骨子里对张良也有些信不大过。张良对此心明如镜。不过，张良觉得回绝得过于简单了也不好，总得给刘邦留点面子。他对刘邦说，我在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失败，逃到下邳来避难，最早和你相识于留（“留”是江苏省沛县东南的一座小城），我对那座小城难以忘怀，你实在要封就封我个留侯吧。刘邦“乃封良为留侯”。张良为什么要向刘邦重提留城，愿封留侯？他是想借此提醒刘邦，希望在他们君臣之间保持一点起事之初的纯朴记忆。回想打天下之初，大家忙于杀伐征战，纵横捭阖，何曾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功、一已私利？ 可是一旦得了天下，为了争夺各自利益，宫廷内外已是剑拔弩张。
围绕“封功臣”这件事，宫廷内爆发了一场大风波。“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刘邦发现，文臣武将们每天都在宫道上三五成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便问张良：“他们在商量什么？”张良回答说：“在商量谋反！”刘邦大惊，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张良直言道：陛下也是布衣出身，他们这些人跟随你出生入死，现在你贵为天子，他们也希望论功封赏。可是，目前得到封赏的人，都是萧何、曹参的亲信故旧。而遭到诛杀的都是同陛下及萧、曹们有怨仇的人。他们都在担心，自己不但得不到封赏，陛下反而对他们处处疑心，随意诛杀，所以逼得他们聚在一起商量谋反。刘邦急问：“奈何？”张良问他，你平生最恨，而且群臣们都知道你最恨的人，是谁？刘邦答，雍齿。他说，这个人过去曾多次羞辱过他，他曾几次想杀他，都因为念他立过不少战功，没有忍心下手。张良说，那好，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你赶快先封雍齿，好让大家打消顾虑，先把人心安定下来，后面慢慢再做工作。
张良的这番分析和建议，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他巧妙地点了一下萧何、曹参的名。那意思，是说刘邦包庇怂恿萧、曹也好，是说萧、曹结党营私也好，是说张良对此有些看法也好，你刘邦自己去理解吧。另一方面，他也为刘邦解决这场风波献出了关键的一着。这等于告诉刘邦，你身为皇上，用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的肚量比你大，我在人格上决不会输给你。意见要向你提，为臣之责仍然要尽到，此乃堂堂君子之风。
然而，经过这场风波，张良毕竟受到很大剌激，心中有些悲凉。他看到朝廷内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门派之间的矛盾已暴露得异常尖锐。自己在刘邦心目中仅仅是一位谋士而已，并非信可托国之重臣。刘邦天下已经到手，再没有多少危急大难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了。况且，自己身体也一直不太好，这个“臣”是不能再做下去了。前思后想，他决心急流勇退，“淡出”政坛
张良悲情凄凉隐退。张良决心脱离刘汉朝廷，抽身而去，另一个深层因素，是源于他自身的悲剧命运。这同他的身世背景、政治理想直接有关。张良原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的祖父、父亲都曾做过韩国的相国，先后辅佐过五位韩国君主。韩国被秦始皇灭国时，张良家中还有“家僮三百人”。当时张良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正在淮阳“学礼”。他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作为一名亡国之士，张良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为韩国“复国”。但是，秦虽暴虐，“分久必合”却是天下大势。即使揭竿而起推翻秦朝，走向统一的时代潮流也不可逆转，张良“复韩”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就注定了张良命运中存在着先天的悲剧因素。
从实践层面讲，张良一个贵族书生，势单力薄，在群雄并起的时势下，也不存在他独立奋斗的客观条件，他只能依附于比他更强大的势力。当时“陈涉等起”，风云际会，项梁和项羽、刘邦等都在这时相继起事，张良自己也曾拉起一支小小队伍，“聚少年百余人”。有个叫景驹的，在留城自立为楚假王，张良本想到留城去投奔景驹的，走到半路碰上刘邦。刘邦手下有数千人，势力比张良大得多，张良便和刘邦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两人是同路人而已。
一个人最初确立的政治理想，犹如人生初恋，往往难以忘怀。张良虽然加入了刘邦营垒，他心中的“复韩”梦想却难以泯灭，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项梁与刘邦会合后，为了打旗帜，“共立楚怀王”。张良觉得机会来了，借机说服项梁，把韩国公子成也立为新的韩王，张良本人被任命为韩国司徒，和韩王成一起，领着一支千把人的队伍，要去夺取原来属于韩国的地盘。结果当然不会成功，刚刚打下几座小城，被秦军轻而易举就夺了回去，他们的队伍也被打散成散兵游勇，张良只得重新回到刘邦队伍中来。当时项羽正在巨鹿和秦军主力决战，刘邦乘机抢先进入关中，占领咸阳，灭了秦朝。项羽随后入关，觉得刘邦投机取巧，十分恼火，“欲击沛公”。张良和项伯从中竭力调解，帮助刘邦渡过了鸿门危机。刘邦退往汉中时，送给张良“金百溢，珠二斗”，打发他回韩国去，等于把他“辞退”了。张良将金银悉数转赠项伯，只身回到韩国，方知韩王成已被项羽所杀。至此，张良的“复韩”理想彻底破灭，只得重新投奔刘邦。
张良的以上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在刘邦阵营内始终带有“客串”性质。刘邦虽然重其才，用其计，但对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对他始终没有达到倾心相依的地步。刘邦本人粗俗豪放，做泗水亭长时衙役小吏“无所不狎侮”，做了皇帝仍然“素慢无礼”，对萧何等都是直呼其名，动辄臭骂。张良身上则有一股子贵族书生气质，知识高深，见解精辟，谈吐文雅。刘邦对张良一直以“子房”称之，始终客客气气，连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相敬如宾，要害在“宾”。在刘邦心目中，张良这个人“身在汉营心在韩”，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因此，在关键问题上，刘邦对待张良和萧何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的。封侯前，刘邦对“三杰”作出评价，第一个就讲到张良，给人以错觉，好像他把张良列为第一位大功臣。实际上，刘邦内心一直把萧何排在第一位，“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只是由于群臣争功激烈，刘邦自己不便直说，“难之”。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时，关内侯鄂君揣摸到了刘邦的心思，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发表了“萧何第一，曹参次之”的意见，刘邦立即表态：“善！”加封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恩宠无以复加。
张良隐居在深山老岭里辟谷修炼，固然有身体长期多病的原因，更为本质的原因却来自政治方面。其一，他曾为之倾家亡命的“复韩”理想已化作云烟；其二，刘邦始终视他为“客”；其三，历朝历代君臣间“同患难易，共荣华难”的悲剧又将在新生的刘汉王朝内重演。综上所述，使他内心感到无比困惑和无奈。正好，自己身体也不好，退吧，退为上策，退，坚决退。他以养病为名，闭门谢客，“杜门不出岁余”，可见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后来虽然偶尔露面，也都是以重病号的姿态出现。（文/刘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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