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游墓诗情与陶渊明墓地寻踪

2010年12月，吴国富教授传给我一份《江西省德安县“陶渊明故里”考察论证纲目》，具体项目有陶渊明墓、孟氏（陶母）墓、靖节祠、牛眠地和栗里碑刻等等，其中陶渊明墓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重点对象，具体包括“鉴定墓碑的年代”和“陶渊明墓的地下挖掘”。

    《晋书》记载的“牛眠地”就在灵龟石吗？真正的陶渊明墓以及浔阳陶氏家族墓和庐江周氏家族墓也全部都在这里吗？

    游墓的表面意义是游览墓地，观赏墓园。然而，对于墓地或墓园，生活在现在社会的人们一般是不愿往那儿跑的，孩子们尤其畏而远之。所以，还在东北乡村小学念书时，我对那些于田间劳动的间歇躺在人家坟头上鼾声如雷的农民叔、伯们就一向非常佩服，当然，也有个别农民叔、伯竟然用人家上坟且已摆放许久的食品大快朵颐，对这样的行为我则是非常不理解了——这些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事情。带着儿童时代记忆的印痕，在2002年4月8日——一个春光融融、鸟语花香的日子，大约上午九点钟，当我从耶鲁大学校园旁边的若无街墓园（Grove Street Cemetery）门口经过的时候，那泛动着一片灰白光影的肃杀、萧寂、冷阒的墓地景象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名声素著的耶鲁居然与墓园相伴？真是匪夷所思！但我的惊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日晚餐，孙康宜教授送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耶鲁·性别与文化》（台湾尔雅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其中的一篇美文《墓园诗情》彻底驱除了我的疑惑。根据她那溢彩流光、诗情激扬的描写，游墓似乎是西方某些知识精英的雅好，尤其是那些富于浪漫之情和缱绻之思的诗人们。但是，假如我们将历史的车轮倒推1590年至公元420年前后，就可以发现生活在晋宋时代的陶渊明也是一位非常喜欢游墓的诗人。但陶公的游墓比西方人更富有生活的趣味，更富有历史的内涵，更富有哲学的情思。我们试读《陶渊明集》卷二《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

    “今日”二句，清吹，指清越的管乐，如笙笛之类。《陶渊明集》卷三《述酒》诗：“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一：“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南朝齐谢朓《鼓吹曲·送远曲》：“一为清吹激，潺湲伤别巾。”鸣弹，指弦乐器，如琴、瑟、琵琶之类的演奏。“感彼”二句，清吴景旭（生卒年不详）《历代诗话》卷二十九释云：“灞陵，文帝所葬处，故接以泉下人。其云：‘悟彼泉下人，喟然伤心肝。’陶渊明‘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正同意也。”吴氏认为这两句陶诗化用了汉末诗人王粲《七哀诗》二首其一中的“悟彼”二句，颇为中肯，但王粲是用文景之治的和平与繁荣与建安时代的动乱和萧条作对比，而陶公则是有感于前辈的功业已经在历史的秋风中消逝殆尽，既不能戮力神州，有所作为，自当及时行乐，纵酒开颜，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五所言“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和《杂诗》十二首其一所言“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而不必总是戚戚然地怀恋着前辈们往昔那峥嵘而辉煌的岁月（说详下文）。诗中的“柏下人”是特指东晋初期的一代名将周访将军，他是陶渊明的曾祖父东晋大将军长沙郡公陶侃的生死至交。周访出身将门，沉毅谦让，智勇过人，深孚众望。从西晋永嘉五年（311）到东晋大兴二年（319），周访率部先后击败华轶、杜曾等试图割据一方的军阀，尤其是他与当时武昌太守陶侃通力合作，彻底消灭了以杜弢为首的巴蜀流民军，并有效地制约了军事强人王敦的谋逆之举，从而为东晋王朝的建立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受晋元帝司马睿的器重。这两句诗实际上婉转地流露了诗人对南风不竞、晋祚将衰的叹惋和对周访的深切怀念，家国之情，深隐于诗，令人回味（说详下文）。“清歌”二句，清歌，指清亮的歌声。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知止》：“轻体柔声，清歌妙舞。”《文选》卷三○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魏太子》：“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最后二句是说且乐今日，不管明天，将自己的襟怀充分释放出来。这首陶诗描写了管乐、弦乐与歌音，在急管繁弦和袅袅清歌中，诗人和他的朋友们纵酒飞觞，奔放的情怀犹如暴雨倾天，长风过林，淋漓酣畅。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娱乐活动都是在周家墓地的柏树下进行的，儒雅的陶公岂非怪诞之极？譬如，我老范闲来无事，乃约上一帮朋友，跑到京西的八宝山上搞一个音乐Party，一边吹吹打打，一边再来几段蒙古呼麦或者哈萨克阔麦依之类的，岂非精神病乎？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倘若以今例古的话，陶公和他的那些朋友就成一伙儿怪物了！

    其实游墓是盛行于我国中古时代的一种名士风尚。在中古时代，游墓不是吊墓，也不是悼墓，游墓的目的既不是伤亡悼死，悲天悯人，更不是鼓盆而歌，显示旷达，其深层的意义是到墓园里聚会、娱乐，乃至隐居、读书和讨论学问。游墓是一种健康的高雅的有趣的生活习俗。游墓的情调是轻松的愉悦的美好的，既对逝者无伤，又为生者添彩，其内涵比西方人的游墓要丰富得多。墓园是许多名士隐居的地方。《世说新语·栖逸》第4条：

    李廞是茂曾弟五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临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为府掾。

    墓园也是躲避政治迫害的处所。《世说新语·贤媛》第8条：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

    这里说许允的妻子让儿子们躲到了家族墓地，一方面是为许允守墓，一方面也是为保全他们的性命，尽管如此，晋景王司马师（207—255）对他们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派遣钟会前往墓地查看虚实，而这几个孩子居然因为自然流露的平庸而免遭屠戮。《宋书》卷六十八《南郡王义宣传》说刘义宣诸子“恺、恢、惔、惇，并于江宁墓所赐死”，这就是发生在墓园里的政治谋杀案，可以为上引《世说·贤媛》的故事作注脚。但总的说来，在魏晋六朝时代，墓园里只是偶尔闪现刀光剑影，所以通常都是一个静谧、优美、深沉的好去处，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如《世说新语》载：

    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

    殷渊源就是殷浩，东晋著名的清谈家，曾任扬州刺史，人称“殷扬州”。他所隐居的“墓所”就是丹阳殷氏家族墓地。《世说新语》载：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殊有确然之志。

    这里提到的王濛、谢尚和刘惔也都是当时的清谈名流。他们到殷氏家族墓园来看望殷浩，实际上是以进行清谈为目的的，这正是当时的名士游墓所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世说新语·识鉴》第26条：

    王恭随父在会稽，王大自都来拜墓。恭暂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余日方还。父问恭：“何故多日？”对曰：“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

    “阿大”是王忱的小名。王恭所谓“与阿大语”，就是与王忱进行清谈的意思。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世说新语·赏誉》第17条所记名士王湛的故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精微。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心形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俊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

    本条南朝梁刘孝标注引晋邓粲《晋纪》：

    王湛字处冲，太原人。隐德，人莫之知，虽兄弟宗族，亦以为痴，唯父昶异焉。昶丧，居墓次，兄子济往省湛，见床头有《周易》，谓湛曰：“叔父用此何为？颇曾看不？”湛笑曰：“体中佳时，脱复看耳。今日当与汝言。”因共谈《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济所未闻，叹不能测。

    王湛曾任汝南内史，故称王汝南。王济是他的兄长王浑的儿子。“除所生服”的“所生”是指父母，这里作为偏义词使用是专指王湛的父亲曹魏司空王昶。王济十分偶然地发现他的这位“傻叔叔”不仅极为聪明、博学，长于清谈，而且擅长骑术，通晓武功，而王济本人平日既以清谈著称，更以“马癖”闻名。而南朝宋刘敬叔（？—468？）在《异苑》卷六中叙述了更为神奇的游墓故事：

    晋清河陆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久结阴，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见一少年，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服其能，无以酹抗。乃提纬古今，总验名实，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问逆旅妪。妪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塚尔。”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一说陆云独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云时饥乏，因而诣前。至一家墙院甚整，便寄宿，见一年少可二十余，丰姿甚嘉，论叙平生，不异于人。寻共说《老子》，极有辞致。云出，临别语云：“我是山阳王辅嗣。”云出门回望向处，止是一塚。云始谓俄顷已经三日，乃大怪怅。

    王弼（226—249），字辅嗣，曹魏正始时期（240－249）的著名玄学家，著有《老子注》和《周易略例》等书。他在学术上成就极高，是魏晋玄学的奠基人之一，但英年早逝，享年仅有23岁。他的鬼魂在墓中为西晋著名诗人陆机、陆云兄弟解说《周易》和《老子》，这种志怪故事在本质上正反映了魏晋名士喜欢游墓的习俗，实可与上引《世说新语·识鉴》第26条以及《世说新语·赏誉》第17条互相印证。

    当时的世族墓地一般都要设置守卫。如《世说新语·赏誉》第43条刘孝标注所引《晋阳秋》就说：“石勒为逖母墓置守吏。”祖逖就是那位中流击楫的英雄。石勒作为十六国时期后赵著名的羯族政治家为祖逖母亲的墓地设置守卫，这足以表明他对这位英雄的尊重。而事实上，这几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墓园的通例。因此，游墓这种文化活动就与当时的家族关系密不可分。如果陶渊明与周家后人不熟悉，如果没有周家人的积极参与，如果陶、周二族没有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交谊，那么，游于“周家墓柏下”的娱乐活动就不能进行，否则，陶渊明等人就会被赶跑，甚至会遭到周家僮仆的一顿殴打。在我国中古时代，周氏家族有三支，即庐江周氏、义兴周氏和永安周氏。陶诗所谓“周家”是指庐江周氏。江西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的吴国富教授指出：“陶渊明有《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一诗，柴桑故居有陶周两家坟山紧密相连的情况，因此这首诗歌所咏就是附近周家的墓地。”这种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晋书·周访传》：

    周访字士达，本汝南安城人也。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祖纂，吴威远将军。父敏，左中郎将。……为县功曹，时陶侃为散吏，访荐为主簿，相与结友，以女妻侃子瞻。……访威风既著，远近悦服，智勇过人，为中兴名将。……访练兵简卒，欲宣力中原，与李矩、郭默相结，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于抚纳，士众皆为致死。闻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初，访少时遇善相者庐江陈训，谓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当下寿，优劣更由年耳。”访小侃一岁，太兴三年卒，时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恸，诏赠征西将军，谥曰壮，立碑于本郡。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据此，清陶澍指出：“如其所言，周、陶世姻，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事实就是如此。《晋书·陶侃传》：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王敦深忌侃功。……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于是设盛馔以饯之。侃便夜发。敦引其子瞻为参军。侃既达豫章，见周访，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 

    从以上两段《晋书》的记载可以看出：（一）周家与陶家都是在东吴灭亡、晋朝建立之后徙居寻阳郡的，所处地域相同，而周访之父周敏与陶侃之父陶丹既在东吴同朝为官，而且都是武将，则彼此必然十分熟悉，陶、周二族的交谊当由此开始；（二）陶侃的成长和发迹与周访的提携、扶植密不可分；（三）周访对陶侃有救命之恩，如果没有周访作为外援，陶侃肯定要被王敦杀害；（四）陶侃之子陶瞻娶周访之女为妻，二人是亲家关系，王敦任命陶瞻为参军，其用意在于扣留人质，借以制约陶侃和周访；（五）陶、周两大家族的墓地相距不远，坟山相连。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陶公与诸友游于周家墓园，自然要怀想周家先人周访的丰功伟绩以及周访与曾祖父陶侃那亲如兄弟般的生死之谊，而诗人以汉文帝刘恒隐喻为周访将军的早逝而涕泪滂沱的中兴之主晋元帝司马睿，但是，风流已矣，英雄既已不存，贤明有为的君王也早已驾鹤西归。这就是“感彼柏下人”的真意！

    陶侃埋葬父母的地方，后人称为“牛眠地”。这在后代已经成为风水宝地的代语，如元沈梦麟《花溪集》卷三《挽存善周处士》诗：“湖山赖有牛眠地，千古幽光照翠珉。”而根据陶诗的描写，陶氏的祖茔当在庐山之中。《陶渊明集》卷四《杂诗》十二首其七：“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南山”就是庐山，“旧宅”即指祖坟。《陶渊明集》卷八《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本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侈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本宅”也是指祖坟。《陶渊明集》卷四《拟挽歌辞》三首其三：“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山阿”是指山间低洼处，当指“牛眠地”而言。但是，真正的陶渊明墓究竟在哪里？这一直是个谜。而陶公既然说自己的墓“不封不树”，如此则寻找陶墓绝非易事。案《江西通志》卷一百十“白鹤乡”条：

    陶靖节墓在德化楚城乡面阳山麓，明正德七年提学李梦阳清复故址，置田以备祭祀。

    此处陶墓位于今日江西省九江县马回岭面阳山南侧的半山腰上，我在2010年11月曾经前往拜谒。根据墓葬的外表形制，可以断定它是明朝人修造的封识墓。光绪丙午年（1906）刊刻的《浔阳陶氏宗谱》中的《南山公墓志铭》以及明李梦阳（1472—1530）的《刻陶渊明集序》对构建该墓的始末都有详细的记载。根据这些材料，吴国富教授断定这是“一个没有来历也没有依据的陶墓”。陶墓的具体位置直接涉及陶渊明故里问题。从宋代以来，关于陶渊明故里就有“浔阳说”和“宜丰说”（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秀溪村），而“浔阳说”具体又包括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楚城乡柴桑山鹿子坂（今江西省九江县荆林街鹿子坂），庐山南麓之栗里（今江西省星子县温泉镇）和南康府城西玉京山（今江西省星子县）。在没有发现确凿可靠的文物证据之前，我们对这些说法都不可轻易否定。2010年12月，吴国富教授传给我一份《江西省德安县“陶渊明故里”考察论证纲目》，具体项目有陶渊明墓、孟氏（陶母）墓、靖节祠、牛眠地和栗里碑刻等等，其中陶渊明墓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重点对象，具体包括“鉴定墓碑的年代”和“陶渊明墓的地下挖掘”，预期目标分别是“墓碑为六朝时代产物或唐宋陶氏后裔重立”和“地下有六朝墓砖或其他”。《论证纲目》还附有一幅地图。在说明文字中，他指出能够为德安“陶渊明故居”说提供支撑的主要有四大证据：陶渊明墓及陶渊明母亲墓，见于宋代文献记载的陶潜故里之靖节祠，晋代文献记载的陶侃葬父的“牛眠地”以及多块明碑记载的陶渊明故里。清修《江西通志》卷一百十：“陶侃母墓在府西白鹤乡。侃择地葬母，遇异人云：‘前有牛眠地可葬。’言毕，化鹤去。侃行里许，果见牛眠于此。因葬之。按旧志，侃母墓凡五，抚州、饶州、新淦、都昌、九江俱有。《晋书》本传云侃始居鄱阳，后迁浔阳，宜在德化白鹤乡。”对于这个问题，吴国富教授所著《陶渊明寻阳觅踪》一书有非常深入、严谨的学术论证。根据书中介绍，2004年8月，九江市德安县吴山乡蔡河村灵龟石的村民陶相红在白鹤山上放牛时，发现了一块墓碑，上刻“故陶潜公之墓”字样。灵龟石位于现在九江县、瑞昌县、德安县三县交界之处，其中的居民全部为陶氏后裔，分为五个自然村庄。在灵龟石西边的山岭之中，有一个地方被称为“牛眠地”，山形酷似一头伏地而眠的牛，两边山谷有大量古村落遗迹。在离此地不足一里的东边小山嘴上，有《口祖乡宾陶公五羡墓》碑刻，上截为碑文，下截为陶氏谱系。……所有这一切信息都令人激动不已！《晋书》记载的“牛眠地”就在灵龟石吗？真正的陶渊明墓以及浔阳陶氏家族墓和庐江周氏家族墓也全部都在这里吗？如果将上述关于陶渊明的考古计划付诸实施的话，会有怎样的发现？结果又当如何？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09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