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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熟悉宋代张择端描绘北宋都城汴梁的“清明上河图”，却很少知道明代也有一卷描绘明代盛世繁华的“清明上河图”，这就是素有“明四家”之一的明代大画家仇英描绘的“清明上河图”。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与“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并称描绘明代繁华社会的三大传世名画。宋本与明本“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对姐妹花，其价值连城。 明代大画家仇英，根据“清明上河图”这幅名画，参照“宋本”的构图形式，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采用青绿重彩工笔，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仇本”也是后世众仿作鼻祖，据明人笔记载，当时各种以此为蓝本的仿作层出不穷，一时间成为达官豪门相互馈赠的高档礼物，被称为仇英本或仇本。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比宋本还要长一倍，该画卷长达9.87米，高0.3米，画中人物超过2000位，画卷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描绘了明代苏州城繁华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天平山、运河、古城墙，当时苏州的地区标志性建筑皆清晰可辨，整个画卷充满山清水绿之明媚。画面栩栩如生，再现了明代社会的人民生活实景，表现了明代繁华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场面宏大，气势宏伟。 全卷的结构大体按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景物顺序布局，但描绘的是明朝中期苏州商业经济繁荣的景象。与呈现汴梁风土人情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相比，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房屋建筑更为规整宏大，亭台楼阁、深宅大院，连商铺的门面也颇为宽敞，画中的裱画店、银楼、酒楼、古玩瓷器店、各类商业牙行等等，正是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萌芽新兴的行业，加之艺伎歌舞弹唱、校场骑射练武等场面，一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盛世画卷跃然纸上。 在疏林薄雾的苏州郊外，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街市走来；而在城市之中，一座规模宏大的石质拱桥横跨河两岸，河中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描绘明代姑苏城的繁华景象。 据了解，1945年日本投降，末代皇帝溥仪仓促叛逃日本，共将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多件文物弃置在沈阳机场。1950年，共有三幅《清明上河图》被送到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东北博物馆，鉴定家杨仁恺除发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外，还发现了明代的仇英本《清明上河图》。 仇英，字实父，江苏太仓人，是明代代表性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并称为“明四家”。其画作传世极少。专家介绍，根据国内外书画拍卖市场的价格推算，仇英本《清明上河图》目前估价在3至4亿元左右。
 仇英 仇英原籍江苏太仓，后移居苏州。约生于明弘治十一年左右（1498年）（注：也有人认为是1509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2年）。存世画迹有《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松溪论画图》等。 仇英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吴门四家” ，亦称“天门四杰”。沈、文、唐三家，不仅以画取胜，且佐以诗句题跋，就画格而言，唐、仇相接近，仇英在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 仇英出身工匠，早年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从而业画。年轻时以善画结识了许多当代名家，为文征明、唐寅所器重，据仇英的好友彭年记载：“十洲少既见赏于横翁(文征明)”，又拜周臣门下学画，并曾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中见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临摹创作了大量精品。他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每幅画都是严谨周密、刻划入微。仇英擅长画人物、山水、花鸟、楼阁界画，尤长于临摹。他功力精湛，以临仿唐宋名家稿本为多，如《临宋人画册》和《临萧照高宗中兴瑞应图》，前册若与原作对照，几乎难辩真假。画法主要师承赵伯驹和南宋“院体”画，青绿山水和人物故事画，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彩鲜艳，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 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综丹缕素，精丽绝逸，无愧古人，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长设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直趋宋人画，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以及清宫仕女画都有很大影响，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后人评其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精丽艳逸，为明代之杰出者。杰出作品有《竹林品古》、《汉宫春晓图》卷、《供职图》等。 仇英的山水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发展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综合融会前代各家之长，即保持工整精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研而不甜的新典范，还有一种水墨画从李唐风格变化而来，有时作界画楼阁，尤为细密。常作上林图，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辇、军容，皆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可渭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据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对其评价说：仇英画“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明代董其昌题其《仙弈图》谓：“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 后继仇英画法者，有沈硕、程环、尤求、沈完等。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明代的商业经济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初年，由于明太祖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促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主要粮食作物稻米、小麦等产量增加了，还从国外引进了不少农作物。明朝的国势尤如大写的英文字母“M”，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一个朝代两个盛世的辉煌局面，从明初名扬世界的“永宣盛世”至明中期的嘉万时期（嘉靖朝、隆庆朝、万历朝）又出现一个高峰。到了明朝的中后期，由于隆庆开海，对外贸易发达，中西方文明交流融洽，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使得整个16至17世纪被世界称之为中国的“白银资本”，中国的白银成为主要国际流通货币，并与西方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机工、机户是什么人？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 经过十几年的伐元战争，明朝初年，人口减少，田地荒芜。为了安定社会和增加财政收入，明初的洪武帝与永乐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尤其重视农业发展，政府奖励垦荒，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到了明太祖在位的后期，田地大量开垦，军队粮食基本自给，政府税收大大增加。 明太祖提倡节俭，他本人生活比较朴素。有个官吏巴结他，说某个地方出产一种花纹好看的石头，可以运来铺地，被他训斥了一顿。江西地方官员把一张精致的雕金龙床献给他，他认为这类奢侈物品有害无益，叫人打碎了。 新品种农作物的引进 明朝中期的繁荣盛世，商业与外贸经济的高度发达使人口首次突破一亿，粮食日益紧张，高产的稻米、小麦是主要食粮。为增加粮食产量，南方大力发展双季稻，海南地区还出现三季稻。16世纪，福建、广东等地从国外引进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并很快推广开来。 玉米大约在明朝中期，由国外传入我国，首先在闽浙、云贵等地栽培，到了晚明，玉米已经传到了北方。16世纪后期，甘薯由东南亚传入明朝的广东和福建。16世纪末，有一次福建的台风灾害严重，巡抚金学曾广泛征求救荒作物，有人献上从吕宋偷带回国的甘薯，巡抚金学曾下令在福建推广，帮助人民度过一次大灾荒，人民为了感谢巡抚金学，称甘薯为金薯。17世纪初，江南发生灾荒，经内阁官员科学家徐光启倡导，将福建的甘薯引种到南直隶淞沪一带，后又逐渐推广到黄河流域。 在玉米、甘薯传入我国的前后，花生也由福建、广东商人从南洋一带引进。明朝时只做果品食用，后来推广到华中、华北地区。 明朝时期蔬菜种类大大增加，还从国外引进了马铃薯、番茄、辣椒、洋白菜、四季豆等高产农作物。 明朝人的衣料，逐渐以棉布为主。明初的洪武帝鼓励农民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规定了农户的种植数额，多种棉花的可以免税，随之棉花的种植遍布南北各地，河北、河南、山东成为新的植棉中心。 原产美洲的烟草，在16世纪晚期传入我国福建、广东，吸烟的人从南到北逐渐增多。 明朝时烟草由吕宋传入我国，最初作为御寒去邪的药物。烟草的价格很贵，在北方，用一匹马才能换到一斤烟。后来，人们发现烟草能起兴奋作用，吸食的人多起来。明崇祯年间，政府下令禁止私种烟草，但禁不住，可见当时种植烟草的人已经比较多了。 技艺先进的纺织、制瓷和采矿业 随着明初的洪武帝大力推广植棉，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松江府仍是棉织业中心，棉布产量多，质地优良，杭州、湖州等地也是明代棉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松江府的城镇农村，几乎家家纺纱织布，每天上市的棉布有上万匹。松江府东门外有一位姓丁的妇女，纺织技巧高超，织出的布极其细软精致。人们称她织的布为丁娘子布，有诗赞美道：“丁娘子，尔何人？织成细布光如银。” 江南和北方的一些地方，丝织业相当发达。苏州、杭州的丝织品产量大，质地精美，南京的云锦、山西的潞（lù）绸、四川的蜀锦，名闻天下。 制瓷业在明朝得到繁荣，制作的技艺更加高超，进入以青花瓷为主的鼎盛时期。明朝皇家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景德镇居全国制瓷业首位。那时的青花瓷器，产量大、品种多，造型多样，花纹优美。明代还盛行五彩瓷器和外销瓷器，色调多变，富丽堂皇，具有浓郁的艺术风格。 那时候的景德镇，白天青烟蔽空，夜晚红焰冲天。镇上有许多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官窑，还有烧造民用瓷器的民窑。官窑一次可烧杯碗等小器300多件，民窑一次可烧小器1000多件。民窑里雇工很多，全镇陶瓷工人有几万人，十之七八的人家从事瓷器的生产和销售。瓷器的制造分工很细，有制坯、画坯、上釉、装窑、烧窑等工序。景德镇的瓷器质量好、品种多、产量大，远销海内外。 明朝的造纸和印刷业有了很大发展。南方、北方都有造纸业中心，仅江西铅山的石塘镇，就有纸工五六万人。那时的纸张品种也很多，有供书写的带色彩的纸；有供富人家做名帖的纸；有染上红花汁，供办喜事用的“吉柬”；还有供包装用的粗糙的“包裹纸”等等。 活字印刷术在明代得到广泛应用。采用木活字印刷，不仅在苏州、杭州、南京、福州等沿海城市流行，而且发展到四川、云南等偏远地区。印刷的内容，除各种书籍以外，浙江地区还盛行刊印家谱。明朝末年，邸（dǐ）报也用木活字排印，这在我国新闻史上是件里程碑式的事。明朝时期，江南一带还有不少富商用铜活字印书，其中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和安家，还有宁波的天一阁主人范钦。 明代采矿技术比前代发达。采掘矿石用火药爆破，冶炼金属用焦炭作燃料，提高了炉温。冶铁中心有河北遵化、广东佛山等。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空前活跃的明代商品经济
我们过去说的盛世，跟今天的概念不一样。盛世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大，还有一类呢，属于收敛型的，就是物质生活很好，但是军事不一定强大，像明朝末年大概就是这个状况。明朝初年出现过一次盛世，我们一般情况下史学界叫“仁宣盛世”，不叫“永宣盛世”，实际上应该叫“永宣盛世”（永乐朝、洪熙朝、宣德朝）。但是在明永乐的时候盛世的特征都有了，比如说修典，《永乐大典》大家都知道，康熙的时候修《康熙字典》，我们到了70年代中国才开始修《大百科全书》，修典是一个盛世很重要的标志。再有，就是开放，比如明朝是永乐三年开始下西洋，一直到宣德的时候，共七次下西洋。那么下西洋的时候也是开放一个海禁，就表明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这些都表明了明初的时候有一次盛世。
那么到了晚明的时候我们教科书一般都形容为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其实晚明的时候国家机器运转的非常正常，因为明朝是内阁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制度。我们最近都在看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首辅是个非常好的制度，相当于总理。你这国家主席不出来没事，有一CEO也行啊，这也是君主立宪的雏形。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政期间，他是对管理有着非凡天才的一个人。在他上任的时候，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一个部长都没换，十多年管理的井井有条，国家机器运转的特别好。
这时候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在中国和欧洲同时出现，这非常重要。尤其江南地区，这个特征出现在哪儿呢？我们有证据说明当时的生活有多好，比如《金瓶梅》，《金瓶梅》不是写西门庆一个人奢糜的生活，不是西门庆一个人娶了几个太太，不是。它是代表有一个阶层出现，有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就跟今天一样，它不是有一个人包二奶，它是有好多人包二奶，一个人要包二奶就没这现象了，那不叫现象，它是个别的了。那时候的文学反映很准确的描述了当时社会的一个富足。当时收藏热已经开始兴起，我们的品牌意识开始增加，什么叫品牌意识呢？我们今天知道的西方著名品牌90%以上都是人名，比如说：Louis Vuitton的包路易·威登；这个爱马仕（Hermès）；这个表：萧邦（Louis-UlysseChopard）；梅赛德斯．奔驰；飞机波音；这都是人名。穿的衣服，皮尔卡丹；范思哲（Versace）等等。我们明代的所有品牌，也全部都是人名，江南一带最多。有江千里的螺钿；时大彬的紫砂；陆子刚的制玉；黄英光的版刻；张鸣岐的手炉；周翥的百宝嵌……。人名变成了一个品牌，这是商标品牌意识最主要的一个社会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为此负责。你们注意看，前些日子丰田那一脚刹车刹不住，丰田章男，那是第四代人了，跑到全世界跟所有人撅着屁股鞠躬，为什么呢？因为这牌子是他们家的，他要为此负责。我们明代的所有品牌都是人名，比如张鸣歧的手炉至少还有四万个存世，那么历史上至少有40万个！张鸣岐一个人是凿不出那么多手炉的，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品牌。你比如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一个时大彬的紫砂壶，只要有时大彬的字样，只要是明朝末年的，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不是他本人做的并不重要。也只要是江千里的螺钿够这个明末就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品牌意识，并不是本人给你做这件事，这跟西方一模一样。但不幸的是，我们一入了清，“大清顺治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一直到MADE IN CHINA，把这事彻底给断了。
我们建国以后，需要大量外汇，出口很多东西都被打回来了，说你没商标，不准卖。然后我们就临时注册了虚拟的商标，东风、蓝天、白云……。所以品牌意识在晚明出现，这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同时出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明．《南都繁会图》局部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明代，进入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这样说，并非夸张，而是历史的本身。这恐怕是现今崇尚“外向型”经济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然而，它却是不争的事实。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或者说“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据印度西海岸贸易重镇果阿(Goa)，以及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西班牙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来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沿海。这两个国家的商人都把与中国贸易当作首要任务，或者说作为牟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渠道。这样就使中国进入了全球化贸易的网络之中。 明朝中期以后，投入市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达200多种，商品经济空前活跃。除北京、南京外，繁华的城市有30多座，1/3集中在江、浙地区，较小的市镇发展很快。众多的集市庙会，也是那时重要的贸易场所。 明朝的北京、南京，极期繁荣，苏州、杭州繁荣的程度又超过两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当时流行的谚语。那时运河沿岸也有不少繁华的城市，象山东临清，是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商人都来这里做生意。城中的布店就有70多家，绸缎店30多家，新型的市镇仅苏州府就有70多个。苏州吴江的盛泽镇，明初只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到了明朝中后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上万户人家的市镇。各地的集市贸易都很兴旺，山东武城县，原来城内逢五、逢十有集市，只限在四条街上。明嘉靖年间，知县下令增加集市地点和时间，为了吸引商旅，知县还让歌舞、戏剧演员到集市上表演。每当集日，各种货物琳琅满目，人们边看表演边做买卖，极为热闹。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与外贸经济的高度发达，苏州、松江府等地产生许多以纺织为业的“机户”。机户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几个至几十个工人，进行生产。被雇佣的劳动者就是“机工”，他们计日向机户领取工资，维持稳定的生活。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就是手工业工场。机户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俨然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明朝小说《醒世恒言》里，写了一个小手工业者发展成为机户的故事，大意是：在苏州盛泽镇上，有个小户人家施复夫妇两口。他们有一张织机，养几筐蚕，缫丝织绸，生活过得还可以。他们织的绸，光彩润泽，在市场上人们争相加价购买，施复夫妇赚了许多银子。几年之后，他们增买了三四张织机，不到十年，积累了几千金，又买了两所大房子和三四十张织机，雇人织绸。施复夫妇由小手工业者终于发展成为机户，也就是早期的资本家。 那时的机工大都来自破产的机户和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苏州城里的机工有几千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清晨聚集在一些桥头巷口，等待雇佣。他们工作条件很差，工作时间很长，直到深夜，一天没有活干就得挨饿。他们是“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早期雇佣工人。 明朝中后期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地方已经广泛出现，难怪后人感叹明代社会为“治隆唐宋”。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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