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和朱淑真是宋代两位最著名的女词人，两人均善诗词，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女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作为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和被接受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由于她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创作个性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时代文化风尚的不同，其接受差异也非常明显。考察和分析李清照和朱淑真词的接受差异，对于我们进一步发掘李清照和朱淑真词的美学特征、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综观李清照和朱淑真的被接受历史，她们的词的接受差异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接受历程的不同、情感认同的差异和接受模式的区别。
一、接受历程的不同
从历时性、共时性的双重角度来考察，李清照和朱淑真词的接受均表现出差异性。从历时性角度看，李清照的被接受历程表明，其文学地位具有相当的稳固性，其人其作一直受到各个时期的读者青睐。而朱淑真词的接受史则经历了一个流动的过程，其词经历了一个从道德沦落的被批判到女性文学的代表被认可、从市井里巷的口耳相传到大雅之堂的艺术佳制的曲折历程。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同一时期的人们对李清照和朱淑真的接受态度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差异性，下面分三个时期作简要阐述：
1.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李清照词在不同文化空间广为传播，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和喜爱，其艺术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朱淑真词则鲜为人知，其文学价值未引起时人注意。
宋元时期李清照和朱淑真的文学地位相差甚远。这可以从宋元时期的词选家及词论家对两人的不同反映得到证明。宋元时期的词选家和词论家对李清照颇为关注，对朱淑真则极为冷淡。在现存的宋元词选中，有《梅苑》、《复雅歌词》、《花庵词选》等6种通选唐宋词的选本都选录了李清照的词，可见李清照为时人普遍接受。同时的词论家对李清照词赞赏之语颇多，如朱《萍洲可谈》说“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陈郁称“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藏一话腴》内编卷下)，罗大经说：“近时李易安词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起头连叠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鹤林玉露》乙卷编6)等。与李清照词的热闹景象相比，朱淑真词却显得冷寂。关于朱淑真的记载，南宋时期仅见魏仲恭的《断肠集序》有简略论述，说其词为“旅邸中好事者”所“传诵”[1]p1，尽管南末后期著名诗人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篆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选录朱淑真的诗作，且是所选入的唯一女诗人，宋元话本《雨窗集·戒指儿记》也引用了朱淑真的《立春》及《书王庵道姑壁》两首诗，但当时的词人和词论家都不提及朱淑真，说明朱淑真词只在市井间流传，而不为专业文人所接受，其文学价值未引起时人注意。
2.明清时期
与宋元时期李清照和朱淑真的相距甚远相比，明清时期的朱淑真文学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两人的差距在缩小。词选家和词论家不再专注于李清照，对朱淑真也投入了相当的热情。明清时期的各种类型的词选本特别是女性词选和女性文学总集如《诗女史》、《古今名媛汇诗》、《林下词选》、《历朝名媛诗词》等都同时选录了李清照和朱淑真的词作。这时期的词论家一方面继续肯定李清照的词作，如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谓“绿肥红瘦，创自妇人，大奇”，清代王士祯《花草蒙拾》说“婉约以易安为宗”[2]，清代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称“闺秀词惟清照最优”[3]，清代李调元谓易安词“无一首不工”[4]，清代彭孙《金粟词话》称易安词“词意并工，闺情绝调”[5]，另一方面对朱淑真的词作也非常重视，他们逐渐认可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甚至将她提升到与李清照相提并论的地位。如明代杜琼说“朱氏(即朱淑真)，乃宋世能文之女子，诚闺中之秀，女流之杰者也”(《杜东原集》)，明代陈霆称“朱淑真才色冠一时”[6]，清代谢章铤将朱淑真放在与李清照同等的位置，说“味其词，李居士(李清照)、朱淑真一流人欤!”[7]，梁绍壬也说“《漱玉》、《断肠》二词，独有千古”(《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由此可见，自明清以来，对朱淑真的评价越来越高，说明朱淑真已渐渐为后人所接受，且取得了一定的文学地位。
3. 20世纪
这一时期，李清照和朱淑真的接受均呈上升趋势。李清照词不仅在国内普遍受到读者青睐，还赢得了海外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读者的认同和喜爱，20世纪李清照词先后被译成日、俄、法、英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发行。而电子传媒、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快捷的方式传播易安词，使易安词几乎家喻户晓。在专业接受者眼中，李清照仍然是研究的亮点，20世纪共出版李清照研究论文667篇，论著44部(其中大都是关于词或与词相关的)，在20世纪古代女诗人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中位于第一。[8]P533-594《龙城青年杂志》评选“千年十大女杰”，李清照当选中国部分第一。历经一千年的历史，李清照词保持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在接受者心里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位置，其作品蕴涵的文化内容和艺术特质满足了不同时期的人们的审美需求，为构建各个时期的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朱淑真诗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朱淑真作为女性文学的代表受到业内人士的充分肯定。朱淑真不仅获得了广泛的接受群体，而且其历史价值和文学地位也得到了稳固和提高。朱淑真的被重视，与我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8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关于朱淑真的研究也随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自八十年代以来，朱淑真研究渐呈活跃趋势”[9]。人们从新的视角反观朱淑真，发现了其独特的情感内容和审美意义，进一步认识了其文学价值。“朱淑真诗词不愧为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真正是充分体现古代女性文学特色的女作家之一”[10]，“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称李清照、朱淑真为第一流的女诗人和女词人，当之无愧”[11]。可以说，朱淑真成为学术研究中新的增长点，20世纪关于朱淑真研究的论文共57篇，其中1948年以前9篇，五六十年代5篇，80年代10篇，90年代33篇。著作三部。在20世纪古代女诗人研究论著目录索引宋元时期作家中位于第二。[8]p579-59420世纪李清照和朱淑真的被接受表明，尽管朱淑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接受群体，但是李清照的文学地位是朱淑真无法企及的。
二、情感认同的差异
虽然李清照和朱淑真同为大家闺秀，饱读诗书，才情兼备，但两人情感内容的指向和情感内容的表达均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因而读者对她们的接受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
首先，李清照情感内容是雅正的，尽管在表达上有时“肆意落笔”、“无顾忌”，但情感的归宿是指向婚姻的，故能为封建士大夫们所接受。宋代有四位男性词人先后唱和易安词，与李清照同时的南渡词人朱敦儒作《鹊桥仙和李易安金鱼池莲》，随后南宋词人侯有《眼儿媚·效易安体》，再后著名词人辛弃疾作《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南宋末的刘辰翁写《永遇乐》追和李清照词。清照的丈夫也很欣赏她的词作，对其词作内容也未尝以为不妥，反而想与她一决高下，据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记载：“赵明诚得此词(指《醉花阴》)后，曾闭门三天三夜，连写五十多首词，把李清照这首词也夹在中间，请友人陆德夫评赏，陆赏玩再三，最后说‘只三句绝佳’，即‘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而朱淑真词则以“未适乎情性之正”(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七)的情感内容，被词论家舍弃，为世俗不容，连其诗词也被父母“一火焚之”、“百不一存”[1]p1，甚至她自己都充满自责：“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成何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自责》)。
其次，在情感内容的表达上，李清照词还是符合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标准的，所以即使在理学盛行的南宋，当时流行的选本中都大量地选录了李清照的作品。朱淑真词则“伤于悲怨”(董谷《碧里杂存》卷上)、“多忧愁怨恨之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为南宋文人所不齿。她的词得以流传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富有传奇的生活遭遇，《四库全书总目》就说朱淑真“其诗浅弱，不脱闺阁之习。世人以沦落哀之，故得传于后世”。朱淑真富有传奇的生活遭遇，满足了人们的同情心和探究欲。其扑朔迷离的生活经历，激发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形成了朱淑真词特殊的情感认同现象———对其作品的接受和认知往往和她的不幸遭遇交织在一起，自南宋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所嫁非偶，婚姻不幸，才华横溢，死于非命，成为历代文人对朱淑真的共识。在朱淑真作品的专业读者群体中，关于其生平考证和作品情感内容的研究文章最多，正是这种认同接受现象的反映。
再次，李清照词反映现实生活面较宽广，朱淑真则较狭深。李清照生活的时代，文化氛围更为开明宽松，她能自由地与士大夫酬唱交往，走出庭院楼阁的生活开阔了她的眼界，增加了其词的生活容量。朱淑真的生活年代与李清照相隔不是太远，据邓红梅考证，朱淑真是“南宋中后期人”，主要生活在“宁宗、理宗时期”[12]，相距李清照约五六十年，但时代风尚已经相去甚远。从朱淑真的诗词我们可以看出，她的生活场所主要在庭院楼阁内，所交往的对象也受到极大的限制，理学的盛行深深地束缚着她的身心，她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营造自己的世界。因而，与李清照所获得的广泛接受空间相比，她的空间狭小得多。但恰恰是这一点，造就了朱淑真今后的辉煌，朱淑真专注于女性自我情感的描摹，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使她成为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获得了越来越宽广的接受空间。
三、接受模式的区别
李清照和朱淑真一个“能曲尽人情，轻巧尖新，姿态百出”[13]，一个“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1]P1，两人均以深挚的女性情感打动人，“在宋代文学史上……堪称双璧”[14]，但李清照有不让须眉的气概，朱淑真则富有庭院闺阁的情韵，在后世读者的心目中，形成了不同的接受倾向和接受模式。人们一说起李清照，首先想到的是不让须眉的非凡女子，言语间对李清照充满仰慕，说“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与伟大的骚人屈原、诗人陶渊明、杜甫永垂不朽了”[15]，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赞誉其词为“绝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高绝一时”[16]。一谈到朱淑真，人们脑海中涌现的是“苦命女词人”[17]的形象，身世堪怜的奇女子，对她饱含同情。这类话语数不胜数，此不赘述。可以说，李清照和朱淑真在读者心中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接受模式，正如朱立元在《接受美学》中所言：“每个读者群，无论大小，都有自己虽然变动但相对稳定的接受模式”[18]。由于读者的心理趋向不同，构成了对李清照的仰慕式接受及对朱淑真的同情式接受模式。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可归结于朱淑真词“才力不逮易安”[19]的内在因素，另一方面，源于男性审美评判标准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关于内在因素，在词学界已成众所周知的共识，至于外在因素，胡元翎概括的非常恰当，她说：“李清照的被承认多不是凭其身为女性的细腻、反观自身的深刻以及那一时代特有的真实的‘闺阁气’，而是凭其雄健的气概、男性般的气魄、男性所赞许的雅正等等……男性评家对她的接纳恰恰说明了她不能作为纯粹的普泛的女性文学的代表。相比之下，朱淑真更具有一般性……她是典型的闺中女子，是被紧紧束缚在狭小天地里的诗人，虽然可悲，但却能将敏感的心灵和如火的激情全部投放在自身，从而能对女性说来本是狭小的世界进行充分的体认，从而达到其他女性难以达到的一种深刻”[20]。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对李清照和朱淑真有诸多的接受差异，但两人各有千秋的创作和各具特色的创作成就，不仅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宝库，而且为陶冶后人的审美情操，提供了宝贵的养料，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时代的女性竞相仿效，不断丰富和深化李清照和朱淑真词，如宋代女词人胡蕙斋“时比李易安夫人”[21]P99，元代女词人张玉娘“几欲继轨《漱玉》、《断肠》”[21]P99作《兰雪集》一卷。清代女词人徐灿、吴藻追步淑真、“嗣响易安”。她们的生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本文为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古代著名女词人接受史》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