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的起源（图）
 织田信长画像，为织田家御用画家狩野元秀所绘。日本国宝级文物，现藏于日本三河长兴寺。 我首先要从佛教开始说起。它赋予了武士道对不可避免的命运从容面对的镇定，这使得武士在面对危险或灾难时能够隐忍镇定，蔑视生而亲近死。有一位著名的剑师，当他把他的绝技全部传授给徒弟以后，对他的徒弟说，“你以后要学的并非我所能教的，那么就只能求助于禅的教导。”“禅”是Ｄｈｙａｎａ的日语翻译，它“意指人类通过超越语言表达的思想的冥思地带和境界。”它的方法就是冥思。就我的理解来说，它的主旨，就是确信在所有的现象下面存在着一个法则。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确认绝对本身，并由此使自身与这一绝对和谐融洽。这样来定义，就表明这一教义并不只是一个教派的教条了，而任何一个获得了对绝对的洞察的人，都会使自身超脱俗世俗务，从而领悟到“一个崭新的天地。” 佛教没有能够给予武士道的东西，则由日本的神道教给予了丰富的供应。像对君主的忠诚，对祖先记忆的敬重，以及孝顺虔敬等任何其它宗教所没有的教导，神道教的教义都有谆谆教导，由此给武士的傲慢性格注入了服从的因素。神道教神学没有“原罪”那样的信条。相反，它相信人类的灵魂先天就是善良的、神圣的、纯洁的，并把它尊崇为宣示神谕的圣殿。每一个参观过神道教神殿的人都非常清楚，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参拜的对象和道具，一面悬于神殿的镜子是其殿内的主要部分。为什么会有一面镜子，这很容易解释：它代表着人的心，表示当人心完全平静澄澈的时候，就能够映出神的形象。因此，当你站在神殿参拜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自己的形象映现在镜子光亮的表面，而参拜的行为就等同于古老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但是，不管是在古希腊的神谕还是在日本的教义中，自我认识并不意味着对人的身体部分的认识，也不是对自己的解剖或心理物理的认识；这是一种道德的认识，是对我们道德性的反省。在对希腊人和罗马人进行了比较之后，莫姆森说，希腊人在崇拜神灵的时候眼睛是朝向天空的，因为他的祈祷是凝视，而罗马人在崇拜神灵时则是蒙住头的，因为他的祈祷是反省。神道教在本质上类似于罗马的宗教观念，不过我们的反省更为突出的是民族的道德意识，而不是个人的道德意识。神道教的自然崇拜，使国家亲近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灵魂，它的祖先崇拜从一个世系追溯到另一个世系，最后使得皇室家族成了全体国民的共同祖先。对我们而言，国家不只是可以采掘金子或收获谷物的土地—它是诸神、即我们祖先之灵的神圣居所：对于我们来说，天皇不只是法治国家的警察总长，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国家的赞助人—他是人间天国的具体代表，他的身上有着天国的权力和仁爱。如果Ｍ鲍特迈关于英国皇室的话是真的—它“不仅仅是权威的形象，而且也是国家统一的创造者和象征，”我相信这是真的，而日本的皇室也是如此，并且还要高过两三倍。 神道教的原则包括我们种族的情感生活的两个主要特征—爱国和忠诚。阿瑟.梅.克纳普说得非常正确：“在希伯莱的文献中，人们很难区分作者论述的是神还是国家；是天国还是耶路撒冷；是弥赛亚还是民族自身。”在我们民族信仰的术语中，有一个类似的混乱应该注意到。我所说的混乱，是因为由于其表达上的不明确在逻辑观念上看来认为是混乱的；况且，作为一个民族的本能和种族情感的框架，它从来没有自认为是一种哲学体系或理性的神学。这一宗教—或者说由这一宗教表达出来的种族情感，这样说不是更为正确吗？—这种对君主的忠诚和对国家的热爱完全地浸透了武士道。它们的作用更像是动力而非教条；因为神道教不像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它几乎没有给它的信仰者规定什么教条，只是给了他们一种直截了当、简单清楚的行为准则。 至于严格的伦理教条，孔子的教义是武士道最丰富的理论和精神来源。他对主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之间这五种关系的阐释，只是对他的著作传入日本之前就早已认可的种族本能的确证。他的政治伦理法则所具有的这种宁静、仁慈以及世故的特性，尤其适合于组成统治阶级的武士。他的贵族和保守言论则非常适合于武士政治家的要求。在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他那些极具说服力、常常又显得极具民主色彩的学说，对于那些富有同情心的人充满了吸引力，它们甚至被认为对于现存社会秩序有危险的颠覆作用，因此他的著作很长一段时期受到攻击。尽管如此，这位圣贤的言辞却长驻于武士的心中。 孔孟的著作是青少年学习的主要教科书，也是成人之间论述问题的最高权威。不过，只是对这两位圣贤的书有所了解，并不能够受人尊敬。有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谚语，这个谚语嘲笑那些对孔子的思想只有理论认识的人不管他多么勤奋，都不是真正的理解《论语》的。一个典型的武士把文学专家称为书蠹。另一个武士则说学问是臭菜，只有不断地去掉它的臭才能够使用。读书越少，书生气就越少，读书越多，书生气就越多；这两者同样都是令人讨厌的。因此，这个作者的意思是，知识只有当其被吸收到学习者的心灵中、显现在他的性格中才是真正的知识。知识专家则只不过是一台机器而已。而理智本身则是服从于伦理情感的。人与宇宙都具有相同的精神性和伦理性。武士道无法接受赫胥黎关于宇宙的运行是没有道德性的论断。 武士道轻视这些知识。它并不是作为一个目的本身被追求，而是被当作获得智慧的手段。因此，那些没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人，则被认为是只会按照指令背出诗歌警句的方便机器。因此，知识的价值就体现它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这一苏格拉底式的学说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那里得到了最合理的解释，王阳明孜孜不倦地提醒人们要“知行合一”。 既然我谈到了这个话题，那么就请允许我暂时离开主题，因为有些高尚的武士受到这位圣贤的深刻影响。西方的读者能够轻易地在他的著作中找到许多类似于《新约》的东西。除了在特殊术语上有所差别之外，像“你要首先去寻找上帝之国和她的正义；之后，所有这样的事物都会加诸于你 ”这样的话所表达的思想，在王阳明的著作中比比皆是。他的一位日本弟子说—“天地万物之主宰，寓于人则为心；故心为活物，永放光辉”，又说，“其本体之灵明，永放光辉，其灵明不涉及人意。自然显现于心，照明善恶，是为良知；乃天帝之光明也。”这些话多像是摘自伊萨克?彭宁顿或其他哲学神秘主义者的著作啊！我会想，在神道教简单原则中所表现出来的日本心灵，特别容易去接受王阳明的教诲。他把他的良知无错论发展为极端的先验主义，而且赋予其不但能够区分善恶，而且能够区分精神事实和物理现象性质的能力。在唯心主义上，他即使没有贝克莱和费希特走得那么远，也决不逊色，他否认人心之外一切事物的存在。虽然他的体系拥有唯我论的所有逻辑错误，但是他也拥有信念的所有功效，他在发展性格的独立性和性情的宁静方面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 因此，无论其来源是什么，武士道从它们之中吸收来化为自身的东西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很多也很简单。尽管这些原则不多而且很简单，但是它们足以提供安全行事的处世良方，即使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不安定时期的那些最不安全的日子也是如此。我们的武士祖先所具有的这种有益的世故性质，使得他们从一大堆平凡琐碎的教义中获得了丰富的养料来养育他们的精神，就好像在大路和小径上搜集古代思想，在时代要求的刺激下，从这些搜集来的思想中建构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男子汉风格。因此，敏锐的法国学者Ｍ德拉马泽利尔在总结他对于十六世纪的印象时说：“十六世纪中期的日本，一切都是混乱的：政府、社会、宗教。由于内战，人们的行为又回到了野蛮时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这样形成的人很像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丹纳称赞他们有‘旺盛的精力、具有一旦下定决心就会不顾一切的创造性的去做、去承受的伟大能力’。在日本，就像在意大利一样，‘中世纪粗野的行为方式’构成了人这一‘彻头彻尾好战、反抗的’高级动物。这就是为什么十六世纪最高程度地展示了日本种族的主要性质的原因，人们可以发现那时人的精神以及他们的气质具有显著的复杂多样性。在印度，甚至在中国，人们似乎主要是在精力或智力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在日本，人们主要在性格的新奇上有所不同。如今，个性是业已发展出来的文明和高级种族的标志了。如果我们运用你们所喜欢的方式来表达的话，我可以说，在亚洲，谈到那里的人就会想到那里的平原；在日本，就像在欧洲一样，谈到那里的人首先会想到的是山峰。”  披挂二战期间日军装束的右翼分子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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