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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 （接上贴） 四、中医药科研方向与方法论的误区——跟着西方跑 中医药科研误区，大者有二：其一，科研经费基本上给了西医药，而给中医药的经费基本上给了“中西医结合”，纯正的中医药研究基本见不到经费。其二,从方法论而言，全是走的西医药之路，扔掉了中医药的精华。 由于中医药科研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中医药科研走上了一条西化中医的不归路。有关部门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实质”、“本质”的研究，寻找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搞了很多年，花了不少钱，“成果”出了一大批，却无法用西医的术语说清中医药的理论，也不能指导中医临床。另外，中医药科研 “人云亦云”，只要外国人提出个什么，马上鹦鹉学舌，什么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是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什么中药是多靶点作用等等，丢弃了中医自身固有的特色。诚如陆广莘教授所说，这是研究中医而非中医研究。 （一） 1979年，中医泰斗吕炳奎在中西医结合座谈会上曾说，卫生科研经费97％都给了西医药，给中医药的3％中，97％给了中西医结合，真正的中医科研拿不到经费。这是有关部门重西轻中的结果。尽管这是1979年的数据，但近二十多年来，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例如： 2004年，国家科技部为解决艾滋病问题，拨出5000万元科研经费。卫生部给西医药4500万元，只给中医药500万。按照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中西医并重，何以如此薄待中医药？科技部几经努力，才又给中医药增拨了300万，中医药经费也才占到16％。这仅是主管部门鄙视中医药的一个例子。经费尚未到位，有关部门马上又提出要搞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研究。这除了说明真正的中医科研很难拿到经费之外，也是有关部门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二） 中医是临床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中医药的经验和理论均来自临床实践的总结而非实验室研究。中医从整体看一个人，辨证论治，并不太关心人体局部的理化变化。西医建立在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基础之上，西药建立在化学合成的基础上，因而都是实验室产物。不做实验，西医药就不能发展。但从方法论角度看，并非西医药的实验室做法就一定科学，中医就必须跟着学。中西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医就得按自己的规律进行科研，决不能将有限的经费用到实验室，用到耗子身上。 2001-2004年的四年，国家自然基金委面上资助项目中，中医药项目仅分别占生命科学部项目的6.81％、6.83％、7.05％和7.41％；从资助金额说，仅分别占6.89％、6.63％、6.92％和7.34％。 在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也是以中药或者某法、某理论研究为主，不少项目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纯粹的中医科研课题很少。比如2005年资助的173个项目中，某某理论的研究占24％、某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占57％，某某药有效成分研究占18％，其它不到1％。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医讲证，西医讲病，占57％的“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根本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没有关系。 由于歧视，中医药研究经费本来就少，有关部门却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本质”、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上，这类研究与中医药不搭界，成果也不能用于指导临床，属方法论的错误。 （三） SARS肆虐，有关部门并没有组织中医上一线。后来，邓铁涛老教授给中央上书，科技部向中央反映，吴仪同志接见，北京中医才得以走上SARS一线。这本来是中医科研从实验室转向临床、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好机会，然而，毕竟上得太晚，而且马上有人高喊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中医错过了最佳时机。如果中医早期介入，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并认真总结归纳，很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方法。可惜这一局面并未出现。这就是中医被现代医学禁锢其思维后痛失的自我发展机会。 艾滋病嚷嚷了20多年，除安排了一个中医课题进行研究之外，有关部门并没有敢于让中医直接上一线，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医这一成熟的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传染病，导致中医和西医一样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其责任在于我们主管部门缺乏自信心，而且没有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自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的效果极好，而我们的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却不肯相信。 我们希望，领导同志能够深入了解中医，研究中医，带领中医一块上临床，如此，才会增强民族自信心，领导中医再创辉煌。 （四）误以为中医理论是从实验室出来的 众所周知，西医理论和西药都是实验室产物。而中医是临床医学，是理论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几千年来,随着临床实践范围的扩大以及医疗疗效的提高，中医理论也在不断地创新、发展。然而，然而，采用西方唯科学主义的实验研究成了今天中医理论发展的指导思想，把盲目改造中医传统、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的科研方向，以为中医理论就是从实验室里产生的，从而导致中医科研严重脱离临床实践。 今天中药的开发几乎完全按西药标准进行，新药开发的动物实验几乎完全不适用于中药研究。新中药只能是中医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处方，而不是耗子实验所能筛选出来的。例如，巴豆有毒，人吃后拉稀，耗子越吃越肥。又如，六味地黄丸用于肾阴虚证,可以治疗430多种疾病，不可能用动物实验开发出这类名方成药。 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使绝大多数人认可了其“科学性”，许多人以此为据，无视中、西医学的差异，一切以西方医学科研为标准来要求中医科研。以致长期以来，我国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和要求，一切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体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肢解中医，始终未能形成真正符合中医科研自身发展规律的科研体系。因此，尽管人们对中医药治疗许多重大疾病的疗效普遍认同，广大群众对中医药也有迫切的需求，但中医药介入正规治疗途径仍然困难重重，因为让中医特别是民间中医（事实表明，民间中医往往对艾滋病之类的疑难杂症最有对付手段）拿出严格中西医对照的、以昂贵的理化实验室检查结果为基础的实验数据来，实在是勉为其难。 （五）科研人员被《指南》牵进误区 中医药科研不尽人意，这不能怪这些科研人员，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也愿意下基层，到临床一线去。他们是无奈地被《科研招标指南》牵着鼻子走进误区的。我们曾向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了解情况，他们认为，如果不按《指南》写，如果不去做那些实验室研究，不研究分子、基因组，不按西医药的研究思路写标书，他们就拿不到课题，拿不到经费，不得已而造假。中医科研按照西医思路走，已经成为当今中医科研招标的主流思潮，因此，我们希望领导在制定招标指南时，能够多听听老中医的意见，能够看到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体系，真正让科研人员按照中医自己的规律进行中医药研究而不要让他们按西医药的方法去研究中医药。 （六）中医药科研方法论值得反思 中医药科研按照西医药方法进行，是方法论出了错误，有必要对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刻反思。按现在大部分研究思路，采用线性、还原论为指导思想，借助高精尖检测手段，仅适合于西医药这一对抗医学，而不适合于中医这一整体医学。因此，按照西医的方法论进行中医药的科研，不可能实现中医药的自主发展，更难谈创新。对中医的阴阳、脏象、经络理论等进行物质基础研究是“机械唯物论”思想作怪。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而不是机械唯物论者。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对外开放的巨系统，用线性关系、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研究清楚的，西医的局限性、西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西医药必须进行动物实验研究，但用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的疗效及用西医的机制来解释中医疗效，确乎不应该成为中医研究的方法，至少不应成为主要方法。否则，中医中药的优势、特色和学术水平不但得不到继承和发展，反而容易而且已经陷入十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貌似严谨科学的外表下，中医药特色和实质已经蜕变和消亡。 中医讲整体观，讲辨证论治；西医讲病，讲病因、病理、病位。中药讲性味归经，西药讲消灭敌人，讲改变人体局部的理化状态。因此，中医研究要从临床中总结归纳出辨证论治的方法、思路，中药研究则应研究中药的药性，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有可能作为中药的东西的药性，使之成为中药家族的一员。按照岳凤先教授的话说，如此研究，可以将西药研究成中药，甚至那些过时的被淘汰的西药也可以变成中药，因为西药也有性味，只是西医不懂而已，辨证论治即可以避开或减少其毒副作用。 我们应加强中医药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并尽快转变到中医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上来。 五、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误区 1997年，科技部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这是中药现代化的开始。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而且，自从这个计划出台以来，全国出现了中药热，国家投入中药的经费也大大增加。这都是可喜可贺的现象，也是中药现代化取得的成绩。 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现代化的路径走偏了，将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引到了误区。责任在于我们课题组当时参加研究的同志，在编写《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书时，由于自己不懂中医药，想当然地把“研究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有效成分”、“争取三两种中药堂堂正正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等都写了进去，结果误导了有关研究人员，误导了中药产业，更误导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以致最后误导出《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这些年来，我们课题组的同志虽然多次主动检讨，但造成的巨大损失已无可挽回。 经过近几年的反思与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存在如下误区。 （一）不仅中医药要现代化，西医药更要现代化 几千年来，中医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从未停止过。从最早医学专著《五十二病方》记载的242种中药，发展到《神农本草经》的365味，再发展到《本草纲目》的1892种。像东南亚地区产的乳香、没药、檀香等经过医疗实践过程辨清其性味归经后纳入了中医药体系，就是中药现代化的一个典型范式；而医学诊断模式，由《黄帝内经》的三篇热论到张仲景创建六经辨证，再到明清温病学派提出戾气学说，及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则是中医理论不断与时俱进的典型。这一切表明，几千年来，中医药从来就是根据医疗实践不断总结不断进步的，它一直在沿着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和不断现代化。如果以这样的想法看待中药现代化就对了。 遗憾的是，不少人将中药现代化理解为：既然提出中药现代化，就说明中药不科学，就要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么，谁科学呢？就是西药科学，因此要学西药的单体，学西药的杀灭病菌病毒，学西药的制造、检测方法，学西药的标准，等等，一句话，向西药看齐就是现代化。 事实上，不仅中药要现代化，西医药更要现代化。西药因其毒副作用和耐药性不断被淘汰，中药就没有这类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认为西药也要现代化呢？因为百年来人们错误地认为外来的就“科学”，西医药“科学”，自然不必提现代化了。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M.波克特教授早在1983年就说过：“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都是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 也正由于现在不少人误解了现代化的提法，主管部门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予以引导，使人们认识到：中医药现代化就是要振兴中医药，造福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而不是向西药看齐。 （二）误以为现代化就是搞清中药的“有效成分” 近几年，中药现代化成了中医药科研的指导思想。对现代化的片面理解使中药研究陷入误区，以为中药现代化就是要搞清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分离出单体物质，再走化学合成的道路。典型例子是，有人说，中药现代化就是要搞像青蒿素这样的一类新中药。其实青蒿素以及其他的各种素如黄连素、麻黄素等都不再是中药而是西药。因为谁也没有弄清其性味、归经，不能按中医理论使用，只能辨病使用，当然不是中药了。 西药最大的特点是成分清楚，靶点明确，针对性强，适应面广，是群体性治疗用药，只要得的这个病，就吃这种药，所以西医为人找了上万种病，为此也制造了上万种药。但由此西药会产生毒副作用和耐药性。众所周知，农药、化肥这些化工产品污染了我们周围环境，西药基本上是化学合成的，当然会污染我们体内环境。尽管从中药提取的“有效成分”是天然的，但也是单体，同样有农药化肥的污染作用。所以，不要以为把中药改造成西药就是现代化了。现在一些常年服用抗生素的人群，已经出现了个体菌群失调，若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将是比水、空气污染更难治理的灾难性污染。 西医药发展至今不过二三百年，西医理论一直在不断更新，例如，昨天认为抗生素是万能的，今天要慎用；昨天还认为手术至高无上，今天又认为90％的手术不必做。西药中，除阿司匹林应用了100多年、磺胺应用了70多年之外，没有哪种西药寿命超过30年的，往往上市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因毒副作用被淘汰。因此，西医药才真正需要不断现代化，不断科学化。也正由于西医药历史太短，才会不断的推陈出新。 如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治疗禽流感的特效药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达菲，是从植物八角茴香提取的“有效成分”，临床使用的时间尽管不长，但临床已证实流感病毒通过快速变异适应环境变化，即产生了强大的抗药性，从而导致达菲在许多情况下失效。这就是中医与西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区别，如果我们舍本逐末，放弃中医的优势，将中医学改造成西医的水平，以药物提纯为单体、作用靶点明确为最终目标的话，势必造成中医邯郸学步的窘境，不但不能提高自身的水平，反而会迷失方向，造成理论及临床实践能力的实质性下降。 （三）误以为中药需要不断推陈出新 我们的同志总希望开发出一种适用于群体某种病的专用中药，实际上是未弄清什么是中医中药。日本“小柴胡汤事件”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日本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方法和设备，按照西医对抗医学治疗模式研究中药，结果临床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如我们硬采用这种研究方向，将来只可能开发出一些如黄连素一类的新西药，再也不可能研制出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名方。 尤其是，中医讲究辨证论治，首选汤药，中成药起辅助作用或曰汤药治疗得差不多时再以成药继之。中医每天看许多患者，开的每副汤药都是创新，再从临床上总结归纳出对某证的普适之方，即为成方，如适用于肾阴虚的六味地黄汤。 （四）误以为中药系列标准必须与国际接轨 “中药要走向世界，必须与国际接轨。”“重点支持一批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疗效确切的现代中药新品种。”“培育20个左右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现代中成药，争取有两三个中成药正式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这实际上把得到美国FDA的认可作为进入世界医药市场的标志，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一再说，中医药与西医药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两大医疗保健体系。所以如此，盖因二者完全不同，不可通约，而又各具优势。中医药是我国原创性的医学，周边国家受中华文化影响，也用中医药，但其水平远低于我国，西方国家根本不懂中医药，国际上哪有中药之轨即中药之标准？我们跟谁去接轨？美国FDA对中药一点不懂，它根本没有资格审评中药！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几千年中药之标准制定我们的中药之轨，再向外铺轨，让他们与我们接轨。 最近几年，“与国际接轨”的声音已经小得多了。但还有人变相的让我们的中药“入乡随俗”，以期卖出一点中药。我们认为，绝不能因为那六七个亿美元外汇就自毁长城，去适应人家的西药标准、植物药标准。 中、西医药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难以采用同一标准，二者理论与实践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为证伪的标准，更不能拿西医药当作中医药的绝对标准来判断中医药的“科学性”和决定中医药的发展。否则只会导致中医药丧失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不能不提到的是，所谓的FDA等国际上的药审机构，为资本金钱所左右的成分很大，其药品的研究、生产和审批是由药商的金钱决定的，其科学性本来就值得怀疑。 （五）误以为中药就是植物药天然药 由于对中药现代化的误解，中药科研经费大部分投入到植物化学研究，或按照病名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采用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来分析中药的成分和药效，试图筛选出治疗某病的专药，然后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因此，国内纷纷开发植物药，误以为植物药就是中药，中药就是植物药。 于是，有同志对我们说：美国FDA刚给植物药开了个门缝，中药可以进去了；你们却说中药不等于植物药，你们去把门关上了，你们要干什么？ 中药确实不等于植物药，我们过去曾经详细比较过二者的区别。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世界上主要有四种药，即西药、生物制药、植物药和中药。前三种都是按西医理论辨病论治，只有中药是辨证论治。中医化繁为简，西医化简为繁。因此，千万不能把中药降低为植物药。 外国人不懂中医药，爱说什么天然药物，我们有些同志就跟着说，甚至成立了不少天然药物研究所。殊不知，中药都是要经过炮制的，许多炮制过程都是化学过程，中药中的密陀僧、冰片等都是化学制造的，何言天然药物？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必须坚持中医特色，决不能让中医药跟在西医药、植物药后面跑，不能按照西医药的标准去做，否则，中医药只能是二流的西医药，我们将永远赶不上人家，我们的中医药将永远难以国际化。 （六）中医药走向世界还要假以时日 与中药相比，中医要重要得多。中医不仅用药治病，也有许多非药物疗法，如砭、针、灸、导引按跷、按摩、刮痧等，尤其中医还有许多养生保健以及食养食疗的方法；然而药离不开医，离开中医，中药可以说就是垃圾。此言重了点，却是事实。 今天，我国原创性的中医药在我国尚且是辅助医学，得不到重视，得不到承认，反而总认为中医药不科学，总想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如何能要求外国人承认中医药？中医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做好，解决13亿人的医疗保健问题。这个市场足够大，不急于让外国人承认，不忙于打入国际市场。当我们成功解决了13亿人的医疗、防疫、养生保健问题，简便廉验的中医会迅速传遍全世界。 中医药肯定会很快国际化，但决不能急功近利地以符合现代医学的标准和获得西方国家认可来换取外汇为主要目标，而要把解决13亿中国人民的医疗保健问题放在首位。中医药国际化也绝不是按照西医药标准搞出几个“中药”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就是国际化了。如果如此“化”下去，那不是中医药国际化，而是中医药消灭化！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道路艰难而漫长，而这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密切相关的。唐朝时中国属于世界强国，各国纷纷前来取经，中医药随着中国的科技、文化向周边国家迅速传播。而且，鉴于西医伴随传教士进入中国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协和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等来为中国培养西医人员，鉴于当时各国资助中国学生赴国外留学学习西医等过程，我们的中药也不可能单独走出去，只有为他国培养大批亲中医药派，“以医带药”，将中医理论传播出去，中药才有可能被世界所认同。 再过一段时间，我国足够强大了，中医药在国内也确立了自己的战略地位，成为国人健康保障的主要体系，世界各国会到我国取中医药的真经的。届时，我国将会在各国建立中医药连锁店，每个店有医有药，不仅给患者诊病给药，不仅施以各种非药物疗法，更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教给“患者”如何自行养生保健、如何运动，那将不再是简单的治疗，而是新型的医学模式，不仅使人人享有健康，而且不会增加医疗保健费用。这还需要一大段时间。在中医药国际化之前，哪家公司会率先在国内做这项工作，必将功德无量，我们拭目以待。 六 从卫生经济学看中医代表未来医学发展方向 （一）中医药的经济学优势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各种医疗检测设备日益增多，导致了医疗检测费用迅速攀升；与此同时，以化学合成为主的西药的研制费用也在不断上升，研制周期不断延长，如一个新的西药开发在美国一般需要5－10年的时间，3－10亿美元经费，导致西药的价格不断增长。因此，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越来越难以支付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使得世界卫生组织“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这种情况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寻求抑制医疗费用上升趋势的办法。于是，人们逐渐把目光投向了中医药，愈来愈感受到了中医药不可抗拒的魅力。 在国外，如加纳、马里等国家，60%以上的高热儿童在家里接受草药治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草药在农村很容易获得。传统医学有时也是贫困患者唯一能负担得起的卫生服务。如在萨尔瓦多，公立医院门诊治疗一例腹泻病儿童的收费可高达50美元，而传统医学医生的治疗费用则不超过5美元，甚至可根据患者的“富裕”程度以实物相抵。课题组在朝鲜考察期间发现，他们于1993年开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人均寿命从以前的36岁增加到现在的74.5岁，医疗覆盖率高达80％以上。朝鲜今天比较穷，经济欠发达，为什么却能在医疗保健上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呢？这与他们重视发挥传统医药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特别是其传统医学的非药物疗法在各级医疗单位使用非常普遍，考察人员所看到的每一个病房和科室都在应用非药物疗法。传统医药在医院的使用率为70％左右，现代医药的使用只有30％。各医院使用的传统药物，70％以上由医院自制。朝鲜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他们能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其医疗覆盖率为什么高，人均寿命为什么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朝鲜各级医疗单位包括西医院都非常重视传统医药，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特别是传统医学中非药物疗法的重大作用。 在国内，人们去医院看一个感冒，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的检查费和医药费，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而中医治疗一个感冒如果辨证准确，只需抓上几元或十几元钱的中药就能完全解决问题。另外，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治疗SARS过程中，采用以中医为主的治疗方法，花费最高的一个患者也只用了5000元人民币，不仅痊愈，而且没有后遗症；而单纯西医治疗平均一个患者10万元人民币，且有后遗症；香港则约需30－50万港币，高的可达百万。从卫生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医药的经济价值不可忽视。 （二）中医药的生态学优势 中医治病之道是恢复生态学，养生之道是发展生态学。中医治病注重发挥人体自身的调节作用，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遵循两个原则，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也就是说，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人体整个系统去调节平衡状态，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西医治疗是对已发疾病，采用“对抗式”医学模式，使人体理化指标达到某个标准，虽然其疗效明确且对致病原有强大的杀伤作用，但其毒副作用十分明显，往往引发较为严重的医源性或药源性疾病，污染患者体内环境。因此，“回归自然”潮流的实质就是重视和运用传统医学方法来防治疾病。 美国医疗水平和设备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但目前仍有70%的疾病无法解决，且美国西医能够治疗的那30％疾病，误诊率也高达50%。西方医学虽然有许多闪光点，然而，恰恰在闪光点的背后，体现出了西医的局限性。如磺胺类药物和抗菌素的问世，使大量细菌性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细菌抗药性问题、抗生素过敏问题、引发正常菌群失调等问题，破坏了人体环境的生态平衡。西医借助于分子生物学的种种检测手段，确实能对疾病做出精确的诊断，但是，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心理属性都没有了。化学合成药的大量涌现，使西药出现了一度辉煌，但是，因化学合成药的毒副作用而带来的大量药源性、医源性疾病，却已成为当今西医界最感困惑的重大难题。1998年，美国因药源性反应住院抢救者高达216万人，其中死亡者10.6万人，经济损失40亿美元。1997年，我国210万人因西药药物反应住院，19万人因此而死亡（相当于我国每年死于10余种传染病人数总和的12倍）。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岳凤先研究员统计，新中国成立40年间，中药毒副反应的报道仅5000例，且多属用药不当。可见以抗生素为武器、以病菌为靶点、以人体为战场的外因论治疗学说，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医学观念开始转变，重视以中药为主体，融砭、针、灸、导引按跷、推拿、按摩等综合性疗法于一体的医疗体系。中药大多源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或矿物，其针对致病原的直接杀伤力往往不如西药，但由于用其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来调整人体平衡，辨证论治，而非直接对抗疾病，因而其毒副作用相对于化学合成的西药小得多。加之，数千年来，中药多以复方治病，通过中药间的相互配伍，起到了增效减毒的作用，进一步降低了毒副作用，因而，中医药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中医为主体的医疗体系，将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医学发展的趋势。 （三）中医药的预防学优势 现代医学预防模式，只重视疫苗的作用，只重视环境卫生，而忽视了中医养生作用。人们一听说要发生流感，只知道疫苗能防治流感，而不知道中医的许多食疗养生预防流感以及中医非药物疗法防治流感的效果。面对今年的禽流感和可能引发的人流感，令人类恐惧和无奈的根源，是西医自身的局限性。疫苗对于病毒结构相对稳定、无明显变异的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等的预防作用明显。但是遇到SARS、H5N1这类呼吸道病毒，情况就不同了。人们急于研制疫苗，疫苗研制出之后，病毒却又变异了，疫苗对于变异的病毒不起作用，达不到预防流感的目的。这类病毒常处于不断的变异之中，它像“移动的靶点”那样，总是让西医跟在后面捕风捉影。而西医总是出现了病情找病毒，针对病毒找药物。越寻找特异性药物，越是找不到。所以单独依靠西医来预防病毒性疾病，则显得格外被动。相比之下，《黄帝内经》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则显得格外重要，通过中医的各种养生保健方法，即可不得这些病毒性传染病。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都在有限的地域和有限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那样，一次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我们首先应当感谢中医，感谢我们充满智慧的祖先。因此，在预防疾病方面，采取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预防措施，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 西方公认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400年就曾经指出，“我们应该以食物为药，饮食就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这一论断同中医理论“寓医于食”不谋而合。中医养生，从太极拳到坐禅静心，有动有静，老少皆宜，或清晨或晚上练一遍，全天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中医防病，春夏秋冬四季，从食补食疗，到拔罐刮痧，许多民众都从中医中学习了一套预防疾病和对治小患的办法。中医治病，从使用中草药到针灸、推拿，许多中医医生都有一整套对治一般疾病的方法，且治疗方便、价格低廉、效果显著。据国家“九五”攻关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在养生保健上投资1元钱，就可以节约8元钱的医疗费和100元钱的抢救费。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中医药养生保健将是未来人类医疗保健的基础。也是中医走向世界的基础之一。 （四）中医防治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的优势 人们通常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老年病。其实，中医是在治疗传染病中发展起来的。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总结临床经验，提出了《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从此奠定了中医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明永乐到崇祯年间多次大疫，吴又可的温病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形成和完善了温病学说，中华民族在制服传染病上又进了一大步。近几十年来，中医在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参加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死婴不少，广东中医学院医疗队用透疹清热之法，所到之乡村死亡病例便被制止。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率之比是“1∶234”。SARS防治期间，中医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在艾滋病治疗方面，我们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表明，中医药的疗效远大于西医药，而且治疗费用也远远低于西医药。 我国艾滋病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中医药的防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艾滋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有可能产生惊人的经济损失。我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若以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5岁和中国人劳动年龄至60岁及每人每年创造社会财富约1.5万元人民币计算，平均因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减少创造社会财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7万元人民币。按专家估计，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84万人，则全国因艾滋病病毒感染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经济损失将达3108亿元人民币。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可达4600亿至7700亿元人民币。这是从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上来看的，可谓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 我国政府已经特别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却走入误区，一方面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疫苗研究，另一方面按西药的研究思路，筛选能杀灭艾滋病病毒的中药；中医必须用整体论和辨证论治的思想，调整患者的身体状况，破坏艾滋病病毒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提高患者的自身免疫力，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体现出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疾病和传染病方面的优势。不客气地说，只要辨证论治，我国今天生产的中成药足以解决艾滋病问题，有谁组织中医大量上临床了？ （五）中医药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三级卫生网和赤脚医生制度，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70年代山西运城地区绛县南凡公社，坚持种药来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全社种药140亩，3年共收入35000元，除留自用外，还出售给国家一部分，实现了农民看病吃药不花钱，使农村合作医疗越办越好。地区政府不仅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了基层卫生事业建设，而且经费拨款上也保证了农村这个重点，1973年运城地区总卫生事业经费400多万元，其中320万元用于农村卫生事业建设，占总经费的80%，使医疗保障覆盖率高达85%以上，满足了农民看病的基本医疗需求。 另外，对目前西方医学束手无策的各类富贵病和所谓“亚健康”状态，中医的许多非药物疗法能起到根本防治作用。西方医学尚未彻底攻克病死率较高的疑难杂症，中医有不少独特方法应对，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疗效也很好。如，西医药治疗重症心脏病缺乏有效药物,治疗手段不外搭桥、安支架、换心脏，治疗费用需数万元至数十万元。而中医药采取保守的药物疗法，以北京宝仁中医院薛延平大夫的宝命十二丹为例，病人每月服药费用在600-800元之间，个别顽症需要服药二年左右，总费用约为2万元。中西医治疗费用是10:1，甚至更低。可以说，基本实现了邓铁涛教授的“中医搭桥中医装支架”治疗心脏病的想法。 恶性肿瘤，西医在临床上主要采取手术、化疗、放疗三大治疗手段，这种疗法不仅费用高，而且副作用非常大，存活率也较低。李宗仁先生的直肠癌手术非常成功，却只活了半年不到，且术后只在家呆了10天，其余时间一直住院。中医按扶正祛邪的理论，采取内服外贴的方法治疗，不仅能解除病人的痛苦，还能延长病人的存活时间，费用与西医相比非常低廉。如，运城市扣狮肿瘤医院院长崔扣狮，在3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接诊了几万名癌症患者，大多数是被省市级重点大医院确诊为不治之症的患者，其费用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在800—1000元，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每年费用大约在1200—2500元，9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每年费用大约在3000—3500元左右，现在每年费用也还未超过1万元，较复杂的多种癌症患者，费用略高。其中，存活5年、10年的患者大有人在，而且复发的可能性很小。 近年来，许多国家公共和私人用于传统医学的支出显著增加：在马来西亚，每年用于传统医学的支出估计为5亿美元，而每年用于西药对抗疗法的支出仅为3亿美元；美国的传统医学支出约为27亿美元，英国约为23亿美元，加拿大约为24亿美元。由于对化学药物副作用的担忧、对西医药对抗疗法的作用途径和理念的质疑，以及公众获得卫生信息能力的提高，加上人类医疗模式由单纯的疾病治疗（生物医学模式）向养生保健、被动治疗和在医生指导下的主动治疗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兴起了传统医学热潮。无论是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角度看，还是从卫生经济学、生态学、预防学、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角度看，中国的中医是最有前途、最重要的知识经济产业。因此，必须确立中医药在我国医疗保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对于世界的医疗模式将产生巨大示范意义，而且还会为人类医学做出贡献，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指明方向。 随着系统科学（包括控制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信息科学及近代物理科学等深入的研究，中医传统理论的内涵和方法得到进一步验证，揭示了中医作为宏观科学的重要性及其未来的统帅地位。以还原论和构成论为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西医体系已经走到顶峰，以中医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医学体系正在成为各国探索的目标。专家们预测，21世纪将是整体医学的世纪，中医药代表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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