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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消灭”了明朝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期。历史的舞台上有3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所忽略——小小老鼠。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前（1643）北京城的惨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在他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中，提出了明末华北地区流行的大疫实际就是鼠疫。他在2006年与李玉尚合写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又对此观点进行完善补充，明确提出：“老鼠‘消灭’了明朝。”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曹树基查到的地方志记载和明人当时的笔记，人们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疫”、“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原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湾的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于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中，对北京的这场大鼠疫有更详细的描述。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了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的北京里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首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当时有位叫张真人的法师来北京，刚出宫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诵经来驱逐病魔，但死亡的人仍不见少。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他引用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过，明朝的军队向来腐败，驻京城部队吃空额的现象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原来到了军队发饷的时候，还可以叫许多百姓来顶替领饷，比如，叫来许多小商小贩或衙门班役来充场面，但现在百姓死得太多，连顶替点名的人手也找不齐了。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来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同意曹树基的看法：崇祯十六年的大鼠疫，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1644年，一年中中国出现了3个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而据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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