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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争夜郎古国:现有资料难定论

2012-04-02  邹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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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争夜郎古国:现有资料难定论

普安铜鼓山出土的陶片

翁家烈:厘清源流 推进夜郎研究

关于历史上的夜郎一直存在争议。对此,本报记者就夜郎研究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翁家烈。

在翁家烈的研究中,他肯定了贵州的仡佬族是夜郎人的后裔。作为一个对夜郎的民族、文化等多有研究的民族学学者,翁家烈对记者说:“必须承认,夜郎文化的分布方面存在争论。我个人对夜郎的研究从1963年开始。1979年,我开始自费到相关地区调查,根据研究,我提出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古代‘夷濮’,与现今贵州的仡佬族有渊源关系。”三十多年来,对这个观念赞同的学者越来越多。同时,学术界也有布依族、彝族等为夜郎后裔的观点,还有人认为是贵州各少数民族都受到夜郎文化传承影响。翁家烈说,在2001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贵州赫章可乐夜郎古墓葬群遗址发掘后,一些学者曾认为它属于彝族文化遗址,但是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很多证据证明它是夜郎文化的遗址。

在翁家烈看来,对夜郎的研究要把握内因和外因。夜郎文化本身有源流之分。我们所谓夜郎是指司马迁所载夜郎古方国,时在战国至秦、西汉年间。其势力范围以贵州西部为主,兼及川南、滇东、桂西北部地区,这是夜郎的“源”,而后又发生了历史变迁,产生了分布于多地的“流”。

对于夜郎,应从时空的角度加以综合把握。在时间上,西汉以后进入贵州的有些民族受到夜郎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夜郎也有历史变迁,魏晋南北朝后期,十万人迁入巴蜀,还有一部分向东迁徙到今云南境内。这些人的外迁,必然带着夜郎文化外播。竹文化、竹王庙等夜郎文化的典型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多个地方,就是其结果。按照文化学的原理,迁入的民族在某些方面受到夜郎文化的影响,出现文化上相近相似的情况,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另外,夜郎民族不断外流、迁徙,与外界有交流活动,这使夜郎文化向外扩散、传播,这两者都是夜郎文化的“流”。

翁家烈告诉记者:“在行政区划方面,古今也有变化。后世曾在其他地方建立了夜郎县、夜郎郡等,这都是夜郎文化变迁的结果。在这些地方,夜郎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一些学者将其作为依据。但是,后世的夜郎县不能被称作‘夜郎国’,它与古夜郎国是不重合的,我们不能把历史混淆。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不能把夜郎的‘源’和‘流’混淆,也需要深入研究其内因和外因何在。”

今天,一些地方要重建“夜郎古国”,对夜郎加以产业化开发、利用,对这种现象,翁家烈认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不能混同。文化事业是社会公益性的,研究文化的历史等;而文化产业则不同。面对同样一个夜郎文化这样的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前者不会完全按照学术、文化历史的角度,只是营造名牌效应,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不能脱离历史真相,不能混淆夜郎的时间、空间。学者研究目的是弘扬民族文化,夜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将其过度产业化,对其进行开发之后,取代或者混淆了文化事业,不能架空和割裂民族文化的发展。

文化产业化必须有依据。对文化资源,一种做法是保护、弘扬和创新民族文化,这是文化事业,以社会效益为主;而利用它发展旅游、搞品牌效应,这是文化产业,以经济效益为主,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翁家烈说:“这些年,贵州地区也在不断召开有关夜郎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中,有些对推动夜郎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中有一些需要纠正的倾向,比如学术为文化产业服务等。我认为,有些关于夜郎的混淆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研究夜郎民族和文化,对今天发展民族文化事业、认识我国民族多元一体的状况意义深远。

翁家烈认为,通过研究夜郎,必须认真对待民族认同问题,在民族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也非常重要。因此,对“民族”的概念、功能等都要注意和明确。坚持民族团结平等,也不能够否定一些文化现象的民族属性。比如,泼水节是始于傣族的,赶三月节产生于白族。不能乱用民族团结,剥夺这些民族的首创权。

对于夜郎,要从历史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角度、多学科进行研究。不能认为一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所有文化都是这个民族的,必须用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民族文化,对夜郎也要这样看待。(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张春海)

跨文化的夜郎研究或为突破点——访贵州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鸿儒

对很多人来说,存在于两千年前的夜郎古国一直是个神秘王国,充满令人费解的待解之谜。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鸿儒是一位执著的“解谜人”。通过11年的研究,王鸿儒已经出版关于夜郎和夜郎文化的《夜郎之谜》、《纵横夜郎文化》、《夜郎史引》、《夜郎王国传奇》和《夜郎文化史》等6部论著。他认为,夜郎文化具有三大支柱,即以兄妹开亲为其核心内容的洪水神话,体现着夜郎人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的“竹王传说”,以及作为夜郎青铜时代典型器物的铜鼓为代表的铜鼓文化。夜郎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而区别于周边其他文化。

本报记者联系到王鸿儒时,他告诉记者,自己正患病住院,不久将出院继续工作。于是,按照双方约定,他在医院接受了本报记者关于夜郎文化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竹文化一直是夜郎文化的显著特征,也被认为是确定夜郎和夜郎后裔存在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文化产生的背景和特征主要有哪些?

王鸿儒:夜郎的竹文化,主要是从竹崇拜引起的,与其有深刻关系。相传,夜郎王为“竹王”。在夜郎的后裔民族和世居民族中竹文化都很发达。竹文化表现在精神和物质这两个方面。在精神方面,主要体现在贵州当地的民歌、古歌、叙事歌、丧葬歌、神话传说等,都把竹子作为一种崇拜对象。西南地区很多民族都有这种现象,情况大同小异。比如,当地妇女求子时,会把竹子取到家中,或者围绕着竹子顶礼膜拜。因为他们的传说中,夜郎人生于竹。

在物质方面,当地有很多竹编、竹用具、竹器等。夜郎故地到处都有竹子,所以竹文化盛行,这种文化中表现了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竹文化是夜郎文化的一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夜郎古国和夜郎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有哪些新的进展?您主张从跨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夜郎文化,能介绍一下吗?

王鸿儒:实际上,近年来贵州地区关于夜郎的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也与贵州省的考古经费缺乏有关,所以这方面没有重要的发现。而史料方面,汉文文献记载寥寥,近年也缺少新的发现。我认为,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学、历史学等层面,而我进入这个领域之后,认为对夜郎的研究是跨文化的,必须是多学科的研究,比如,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综合研究。

在史料文献方面,学者过去主要依靠汉文献部分,而忽略了民间口头传播中保存了大量的夜郎文化基因,如民歌、古歌、丧葬歌以及民间故事传说等都包含着关于夜郎的内容。我们需要把这些夜郎文化的基因寻找、发掘出来进行研究,这些材料是研究两千多年前夜郎的宝贵材料。

另外,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过去民族学工作者 “分家”研究,比如做布依族研究的学者基本不去研究彝族,而彝族研究的学者也不关心侗族研究。而这些西南的少数民族都是夜郎主体民族的夷、濮、越等三大民族的后裔,在文化上也有相互交叉之处,因此,需要从比较文化的视野,采取多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进行研究。我认为,如果夜郎研究将来取得突破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在这类研究中。

学术界开始将这种方法看做夜郎文化研究的新通道。过去的研究方法采用单学科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走到头了,视野比较狭窄,又没有新的史料发现或者考古发现,学者们很容易处在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我认为,必须改变研究方法,采取跨文化的方法。学者必须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多学科的涵养和学识才能完成任务。我们希望青年学者中有一批人走上这条路,而且走得更好一些,探索出夜郎文化的新东西。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种跨文化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文明现象,目前看来有哪些实例?

王鸿儒:彝族文献中包括了大量记载夜郎、夜郎历史的资料。比如《夜郎史传》,还有《益那悲歌》,经研究“益那”就是“夜郎”。对于这部分文献,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抗战时期就进行研究,出版了《爨文丛刻》,将彝文献汉译公诸于世。经过研究,学者还指出,老彝文(又称“传统彝文”)和甲骨文同源异流,也是一种具有漫长历史的文字。彝文献弥补了汉文献的缺失,对解开夜郎历史之谜有所帮助,不排除夜郎故地存在的彝人中掌管宗教的毕摩记录了夜郎的状况。在研究中,将彝族文献和汉文献结合起来,同时参照考古发现,可能有新的发现。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知,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止一处,夜郎故地的文物和文化可能就是证明之一,值得深入研究。

将夜郎文化与日本文化对比,也发现了很多相通之处。比如,日本的和服与彝族的“贯头衣”很相似,日本的铜钟与彝族的铜鼓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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