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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虫黄苗子自谦了无成就 熟知名人读书轶闻 黄苗子有一本小书，取名《书虫小札》。通篇翻过，趣味盎然，让人感叹黄先生真不愧为一条“老书虫”。 众所周知，黄先生是著名的漫画家和书法家，其艺术造诣是深厚的。花甲之年还能孜孜不倦地甘做“书虫”，令人敬佩。“书虫”是有各种各样的，黄先生首当其冲追求的是读书的趣味，与陶潜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情趣极为相投。“‘书虫’钻书，目的不同，路线自然也各异，科学家钻科技书，哲学家钻哲学书，唯独老汉无‘家’可归，于是碰到什么读什么，顺手翻几页，眼倦了又顺手抛开，因此杂乱无章，了无成就，顶多给那些‘无聊才读书’的同好们消遣时日而已。”黄苗子以“老汉”自呼，自有几分调侃在，让人看到了黄老先生真实的读书状态，一个文人的真性情亦跃然纸上。黄先生这种看似松散的读书其实最为难得，是以包容之心作杂览的，所涉内容极为广泛，古诗、历史、小说杂记等尽收眼底，并能从中引发出极为睿智的阐释，有褒奖，亦有批判，读来自然娴熟，真切快慰。比如他写《儒林外史》的严贡生，罗列了严贡生种种劣迹，最后总结道：“严贡生读圣人书的，都干出这种缺德冒烟的事。历代以来，读书识字的欺负老百姓有的比兵痞地痞还厉害。”看来孔孟之道也并非全都圣贤。在《佛性》篇中，黄先生从周作人在北平郊外香山养病给孙伏园的几封信说起，说周作人的文字冲淡隽永，文章写得也很动人，“可惜，世上还有比虱子苍蝇可恨万倍的活人——当时的日本侵略者”。这是种明达坚毅的民族立场。 黄苗子对名人有关书的掌故知之甚多，在《偷书》一文中，先写康有为偷书的逸闻，又写孔乙己偷书的解嘲，最后写了20年前范用先生善待偷书的穷青年的掌故，“老板叫店伙退出，和青年谈些古文学的问题，青年对答如流，很有修养。老板说‘书钱我替你付了，以后你想看书来找我，但千万不能再这样做了。’走出去付了钱，把发票给他。青年忍着泪，低着头，向范老板深深鞠了个躬而别。”这是很温馨的读书佳话了。在《借书》篇中，写“文革”前阿英藏书中的珍善本常被好友康生、陈伯达借阅，“文革”开始，此二人成为告密者，把阿英家里的书全部送到文管会审查，“过几天，康生，陈伯达便深夜到文管会去把他们喜欢的珍善本戏曲、小说席卷而去了。看过兔子和狼为友的故事，才觉得可怕呀！”这种“借”书实在不光彩，亦见得出“文革”运动对人性的扭曲。说到书的实用价值。黄先生语出惊人，书的“最大实用价值，还是等天寒地冻时，一页一页撕下来，放在炉上烧来取暖，自己做秦始皇。”“书虫”做到这个份上，岂不是一种境界？ （来源：人民政协报 文/温海宇） “位子” 成都境内有座四姑娘山，半山腰上原来有一座小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位徒弟。庙虽然不大，但是一年四季游人如织，香火鼎盛，师徒几个日子过得很是滋润，除了诵经念佛，整天无忧无虑。 突然有一天夜里，轰的一声，大殿上供奉的两米多高如来佛像，不知怎么的跌了下来。这佛像外面涂着金漆，里面却是泥胎，一下子摔得粉碎。等到师徒几个闻声赶到大殿时，只见一地的破泥块，放佛像的地方空空如也，只剩下两个原来摆在佛像两旁的小塑像，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两尺来高，笑嘻嘻的，一副粉妆玉琢的娃娃相。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禅会，香客会更多，没有了佛像，这可怎么办呢？小和尚一个个没了主意。倒是老和尚还算镇定。他指挥几个小和尚把散落的泥块搬了出去，忙活了大半夜，终于把大殿打扫干净了。 老和尚看了看，把玉女像丢到了柴房，又把金童像摆在了佛像的位置上，然后朝着徒弟们挥挥手，睡觉去吧。 徒弟们心中纳闷，这个金童像，矮小不说，嬉皮笑脸的，哪能充作佛像呢？明早香客来了，还不炸开了锅，哪还肯跪拜，捐献香火钱呢？没想到，第二天，一切都和平常一样。青烟缭绕，香客如云，人们在跪拜的时候，依旧念念有词，一脸的敬畏与虔诚。到晚上，清点香火钱，一点也没见少。 老和尚笑了：人们有一个特性，不管是谁，只要坐在神的位子上，他们就对谁顶礼膜拜。 小和尚感慨不已，看来位子才是硬道理，至于位子上坐的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登上这个位子的，似乎并不重要。(朱国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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