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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减量来势迅猛
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学界和媒体长期以来较少关注我国人口特别是劳动力数量的长期变动趋势。近几年来，随着“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冲突”等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劳动力供给的实际变化，“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和“人口转变”等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经济学术语也成了学界和媒体热议的焦点。事实上，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引致的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共同作用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前者是劳动力的增量变化，后者是劳动力的存量变化。因此，对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基本趋势的分析，需要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农村转移人口变化趋势和由以上两者导致的劳动力价格变化趋势三个方面来解构。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最突出的趋势，是增量在持续下降。我国总和生育率1992年以后急剧降至2.0以下，近年来则一直维持在1.5左右的低水平。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我国社会进入“老龄化”程度加深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逐渐减少。根据对我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和预测，2015年之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约在2035年将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的谷底。由此，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劳动人口总量将在2015年左右出现拐点，并在未来35年之内持续下降。 我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过去三十多年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农村转移人口的变化趋势也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造成影响。据对未来我国人口的预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从2001年已开始负增长，在2040年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平均减少500万以上。2050年之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年均减少2%左右。而在城镇，劳动年龄人口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出现负增长。可见，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更为突出。事实上，据相关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自2000以来，我国外出农民工增量就持续减少。2004年以来，我国外出农民工增量开始低于城镇就业增量，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正在放缓。虽然，学界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尚有争论，但我国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速度正在快速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我国长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有了深刻变化，劳动力存量供给呈现出了“有限”的特征。 随着劳动力供给增量的持续下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也在变，在现实中主要反映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经济现象。从总体劳动力成本看，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处于快速上涨的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增长速度非常快，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年均增速基本都达到了10％以上。应该注意到，我国工资大幅上涨和就业放缓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而工资快速上涨滞后于就业数量增长的放缓，这基本上可以说明，我国劳动力价格是因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调整的。从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上涨情况来看，农民工工资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名义月工资上涨幅度较大，基本上保持了5％以上的增速，个别年份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实际月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基本上保持在5％左右。而随着农民工工资的大幅上涨，我国农民工工资与总体职工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由于农民工在现代生产部门就业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整体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也在迅速上升，升速甚至超过非农业生产部门。近年来，我国粮食、规模养猪和棉花等农业行业雇员的工资以年平均15％左右的速度上涨，涨幅显著高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工业行业职工工资10％左右的增长速度。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力工资的差距的逐渐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我国整体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从全社会职工工资、农民工工资和农业雇员工资几个角度综合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劳动力价格出现了长期较快上涨的趋势，这证明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据此，笔者以为，现在有关“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等理论上的概念之争，意义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单从增量、存量和价格角度分析，我国劳动力供给量正以我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减少，这意味着作为经济发展基础要素的“劳动”已有了某种实质性的转变。为了确保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针对这种经济领域的基础性变化轨迹，我们非得抓紧研究相关储备战略对策不可。 三年之内，农村劳力输出完全枯竭
新年伊始，多项报道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再次遭遇用工荒，其程度看来已超过去年；如何看待这一轮民工荒乃至整体性劳动力紧缺？它还将延续多久，是季节性紧缺还是长期趋势？是通货膨胀在推动还是人口变迁的后果？ 其实，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况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持续，自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恐慌性紧缩退去，在随后为补充危机中被清空的库存而引发的订单反弹中，已出现过一次令企业措手不及的用工荒；这一紧张局面，从去年由电子商务大战而引发的送货工大紧缺中，可以窥见一斑；而到去年暑期，企业又发现人力短缺已从低端市场蔓延到了大学毕业生市场。 春节或许只是季节性的加剧了短缺局面，多年来，对于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们，春节始终是个密集交流信息和重新自我估价的最佳机会，在短短二十多天里，高频度的走亲访友、老友重聚，出席许多因在外打工而被推迟了的婚宴，大量关于就业机会、雇主品质和价格的信息在其间被交换。 这样，当他们再次返回市场时，指导其选择和议价的已是一套新的信息背景和价格期望；同时，由于春节返乡的交通和误工成本，可以和更换工作的成本最大程度的重叠，因而在节后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将是最低的；因此，由人口趋势或景气变动等中长期趋势所积累起来的重新议价压力，往往会在春节集中释放，表现为节后用工荒。 不过，上述分析仍未回答一个重要的疑问：劳动市场能否在一轮重新议价之后稳定下来？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周期走势；一种不祥的可能性是，本轮用工荒可能构成了通货膨胀进程中价格轮番上升的一环：两年前的货币和财政大扩张，首先抬高了要素和原材料价格，继而在18个月左右的延迟后引发了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循环正进入第二轮：当人们发现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便要求更多工资，接着产品成本将再次提高…… 由于信息传播和重新议价决策存在延迟，工资变动被拖延到节后，而更糟糕的是，人们脑子里并没有一个“通货膨胀计算器”按统计局公布的通胀率（即便它是准确可信的）来随时修正价格信号，相反，他们只能通过生活中的交易、标价和巷议来逐步感知它，因而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同的，这种信息紊乱也正是通货膨胀最致命的危害所在，它打乱了市场的议价机制，也提高了交易成本，使得节后劳动市场的重新议价变动更困难，从而加剧和拖延用工荒。 那么，上述价格轮番上升难道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是的，如果没人去拧上货币龙头的话；反之，如果有人去把它拧上，价格惯性就会像撞到一堵墙上那样反弹震荡并停下来，那就是所谓的硬着陆；所以，任何法定纸币体系一旦发动开闸放水的通胀政策，要么听凭长期两位数通胀率，要么就忍受一次硬着陆。 对于劳动市场，通胀将以一种干扰器的方式在三五年的中期带来影响，但现在还难以判断干扰将持续多久，这是因为我们猜不透货币当局究竟将以多快的速度拧上龙头；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形势反而比较明朗：不出三年，所有年龄段、所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都将开始绝对的下降，农村已不再能输出更多的劳动力，简言之，锅底即将朝天。再过几年，最后一批以传统方式种地的农民将步入老年，传统农业将加速被规模化和企业化的新型农业所替代——若非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这一过程原本会更早更快；届时，农村将反过来与城市争夺劳动力；一个显明的前景是，那些锁定在劳动密集产业而无法转移的资产，其价值将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迅速融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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