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嫉妒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同此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妒妇形象。《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对尤二组的残忍折磨，主要是源自内心的妒火中烧。《金云翘传》中的宦氏出于吃醋拈酸，巧设移花接木之毒计，对王翠翘的精神摧残，读了令人心惊肉颊。而早于这二部小说100多年的《金瓶梅》，对潘金莲的护态与心态的描写，不但对其后的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后来的小说塑造妒妇形象树立了样板.
一
《金瓶梅》中写潘金莲等女性的妒态.虽然是通过言行的外在形体语言作具象描述的，但切入的视角和出发点，却是基于对人物的心理把握。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手法。
哲学家培根说:“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有两种是特别具有迷人之魔(魅)力的，这就是爱情与嫉妒，这两种感情都能激发出强烈的欲望，创造出虚幻的意象和观念。”培根把爱情与嫉妒分开申说，其实爱与妒往往是共生或伴生的:因爱生妒或为爱而妒。特别是二性之间的性爱，有很强的排他性。《金瓶梅》这部以家庭性爱为表现内容之一的世情小说，充分地渲写了女性的嫉妒。嫉妒为女性所专有、特有，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极具特色的传统观念。嫉妒二字皆从女旁，就是这一观念的物化实证。在封建礼法中，甚至把“妒”列为“七出”的恶德之一。上于描写女性嫉妒的作品十分之多，便造成一种心理印象:妒不仅是女性的专有品，而且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很有些“女之初，性本护”的味道。就连对女性很有同情感的蒲松龄，也在《聊斋·邵女评》中说出“女子狡妒，其天然也。”这样的话来。甚至有《妒女》之作流传。
不仅中国，外国的作品也是如此。巴尔扎克在小说《比哀兰德》中写道:“象西尔维这种性格的老姑娘，嫉妒不象一种情欲，而是一种消遣，让她精神有所寄托。有了嫉妒，她才觉得自己活着，心在跳动，感到从来未有的紧张兴奋……”《金瓶梅词话》第11回中，说话人评论:“话说潘金莲在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镇日夜不得个安宁;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如果说巴尔扎克笔下的老姑娘是因老而妒的心理变态，那么，年轻的潘金莲为什么嫉妒成性?
作者在探寻潘金莲妒因时，是将她放在世俗社会里的人际关系中，也就是写出她嫉护心理形成的客观环境。将这种环境写足，她的奇妒性格的形成，就有了充分的心理依据。潘金莲出身卑贱，社会地位低下，她是“后来王招宣死了，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作为使女，她不仅受到主子的戏辱，而且还为主妇所欺凌。正当她青春年少，对婚姻爱情和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又被转嫁于“三寸丁”武大。这一切，在她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偏执、嫉妒、报复等反弹式心理基因。她知道，西门庆对她的先奸后娶，是看中了她的容貌色相，这是她唯一的财产和优势。虽说是西门庆的第五房小妾;也谈不上西门庆对她的真正爱情，但她已经很满足了。从地位上说，虽为小妾，但毕竟要远胜于使女的地位，虽说不上爱情，但比起武大来，西门庆毕竟年轻魁伟强武大十倍.至于说到物质生活，也不啻从地狱进入天堂。进人西门庆家，成为其中的主要一员，也就成为这张关系网上的一个结。这时她最为担心的是，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
我们知道，西门庆的家庭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一群女人围绕一个男人转的家庭。无论是物质利益还是精神需求(包括二者兼具的性需求)，都将是在竞争中获得的。妒，源自于欲望，欲望取决于需要;物质、精神和性这三种需要，转为三种欲望。人与动物的欲望需求是有区别的，动物的欲望是有限的，限于生存的基本范围之内;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即所谓“欲壑难填”。况且，欲望的满足主要靠竞争手段。对利益独占的自我意识，决定心理上的排他意识，一切为我。凡不利于己而利于他人者，便衍生了嫉妒心理。利欲熏心，总不满足现状或更担心、失去既得利益。久居人下者，不甘居于人下;居人上者，不甘转为人下。因对手的存在所产生的压迫感、危机感，不能容忍，便是妒因。播金莲几乎每天都在嫉妒的深渊中挣搏，她时时盯着对手，琢磨对手，苦思焦虑，这与巴尔扎克笔下的老女人将嫉妒作为消遣不同;潘金莲的嫉护不是消遣而是痛苦。她总是在比较他人强于自己的优势，设法抵消或弱化别人的强处并使之转为劣势。在西门庆的一妻六妾中，吴月娘虽为续弦，但却是门当户对的正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正妻不是作为性对象而是作为经济政治联姻的一种契约象征。因此，正妻的地位，不是靠色相来保证的，是以强大的道德礼教和宗教关系作为坚固后盾的。先纳的李瓶儿，是以“富有巨万的缠头”做资本的。次娶的孟玉楼，也是“家财无数”。李瓶儿嫁到西门家，所带花太监遗留钱财，更是令西门庆另眼相看。
很明显.为把潘金莲的妒态写成功，先将产生嫉护的心理内因以及形成这种基因的环境写充分。这就为潘金莲的性格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心理生成基础、同时也为她的奇嫉悍妒的具体表现创造了逻辑前提，并提供了充满生态环境氛围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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