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首电影插曲
1930年12月3日，联华公司出品的影片《野草闲花》上映，该片以蜡盘配音的方法为影片配制了一首由孙瑜作词、孙成壁作曲的电影歌曲《寻兄词》，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首电影插曲。
《野草闲花》是30年代初联华影业公司倡导的“复兴国片”运动中的代表作品之一，由孙瑜编导，阮玲玉和金焰主演。影片的主要情节是：一位音乐学院的毕业生黄云逃避包办婚姻来到乡下，结识了卖花女丽莲，发现其有歌唱天赋，便编写了歌剧《万里寻兄》教其演唱。演出成功后，丽莲一举成名，两人订立婚约，但却被黄的父亲从中阻挠，最后黄云脱离了封建家庭，决心与丽莲共同去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雨。
本片的编导孙瑜自幼酷爱文学艺术，清华大学文科毕业后，他以公费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文学、戏剧，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编导，在纽约摄影学校专攻电影摄影、剪接等技术，是当时中国影坛上仅有的科班出身的电影导演，对电影语言的运用极为重视，有“银幕诗人”之称。在这部影片创作时，有声电影已在美国普及，而中国电影还停留在无声片时代。孙瑜《野草闲花》不但大量运用了出色的蒙太奇电影语言，并引入了有声电影的成就，为影片创作了一首插曲。这首插曲是影片中男女主人公所表演歌剧中的唱段，由孙瑜作词，其三弟孙成璧作曲，名为《寻兄词》，共4段，由影片的主演阮玲玉和金焰两人合唱。虽然当时有声电影还没有在中国问世，但许多影院为放映外国有声片已有了相关的设备。这首歌被事先灌录成蜡盘唱片，在影片放映时配合画面现场放出，由此便成为中国第一首电影插曲。这首插曲在影片中出现两次，且与故事情节紧密相联，增加了影片的感染力，再加上两位明星的演唱，很快便传遍学校和街头。
附：《寻兄词》歌词：
从军伍，少小离家乡；
念双亲，重返空凄凉。家成灰，亲墓生春草，我的妹，流落他方！
兄嘉利，妹名丽芳；
十年前，同住玉藕塘；妹孤零，家又破散；寻我兄，流落他乡！
风凄凄，雪花又纷飞；
夜色冷，寒鸦觅巢归。歌声声，我兄能听否？莽天涯，无家可归！
雪花飞，梅花片片；
妹寻兄，千山万水间，别十年，兄妹重相见，喜流泪，共谢苍天！
第一首银幕插曲的成功无疑鼓舞了电影歌曲的创作。随着有声电影问世，中国银幕上诞生了许多为后世传唱不衰的电影插曲，其中最可让中国电影人引以自豪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也诞生在电影的银幕上，这就是在1935年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中国“第一”电影插曲
有声电影在中国问世后，银幕上出现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1934年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先后上映，两部电影的插曲《催眠歌》和《渔光曲》迅速流行，并反过来带动电影市场，特别是《渔光曲》的成功促使电影制作商把目光投向了电影歌曲，《大路歌》（影片《大路》插曲）、《毕业歌》（影片《桃李劫》插曲）、《夜半歌声》（影片《夜半歌声》插曲）……一大批电影歌曲和电影一起流行，在早期电影娱乐元素比较简单的情况下，电影歌曲不但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也成为电影吸引大众的一种有效手段。
1935年5月16日，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推出了一部著名的抗日题材影片《风云儿女》。而其名声广为传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电影本身，更是因为其中的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它不但在当时被广为传唱，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9月27日，被全国政协会议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因此可以说，它无愧为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插曲”。
《风云儿女》最初的故事由田汉创作，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王人美和袁牧之主演。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剧本初创于1934年，最初的名字为《凤凰再生》。田汉在写成初稿后，因忙于戏剧创作，将剧本交由电通公司，后由夏衍改编完成，并改名为《风云儿女》。但田汉在交出《风云儿女》的初稿后，并未放弃对这部电影的创作。一天，他突然文思喷涌，打算为电影再创作一首主题歌。因临时找不到纸，匆忙中只好把主题歌的一段歌词写在一个香烟盒的衬纸上。田汉原计划的歌词不只一段，但当时只写出了第一段，随后就在1935年2月1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歌词也未能再写下去。留在香烟盒的衬纸上的这段文字就成了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是年轻的作曲家聂耳。在得到电通公司田汉编剧的影片《风云儿女》需要谱曲的消息后，聂耳主动找到夏衍表示希望为田汉的歌词谱曲。田汉和聂耳曾多次合作，共同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歌曲《毕业歌》、《开矿歌》、《前进歌》、《再会吧！南洋》等，因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同意。拿到歌词后，聂耳仅用两夜的功夫就谱完了乐谱的初稿。初稿试唱以后，大家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同年春天，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田汉等人相继被捕，也传出了要抓聂耳的消息。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特批他经日本去欧洲学习、考察。聂耳于4月东渡日本时，将手稿带到日本进行修改，并于1935年5月初将《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由日本寄回。
在电影中，《义勇军进行曲》最初被叫作《军歌》，而聂耳谱曲后，将歌名改为《进行曲》。在电通公司工作的孙师毅等人收到了聂耳从东京寄回的手稿后，决定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此外，田汉最初的歌词，与现在《国歌》的歌词也有一些区别。原来的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聂耳谱曲的时候，根据需要，将歌词进行了补充修改，特别是添加了3个“起来”，使歌词更加铿锵有力，充满了战斗的激情。
《风云儿女》上映后，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它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志和信心，具有高昂的时代激情和雄伟的民族气魄。1999年，第五代导演吴子牛还导演了《国歌》一片，反映了《国歌》诞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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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国产有声电影
1931年3月，由上海的明星公司拍摄的《歌女红牡丹》公开上映，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由此问世。
有声电影有“腊盘发声”和“片上发声”两种技术。前者是将声音刻录在唱盘上，放映时与影片同步播放，为电影配音；这也是世界上有声电影最初问世时采用的方法。诞生于1927的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片美国的《爵士歌王》就是如此。后者则是今天普遍应用的在胶片上录制声音的技术。由于成本和技术水平的原因，《歌女红牡丹》采用的是成本低廉、制作简单的腊盘发声方法，因而，它实际上应该称作是中国第一部“腊盘发声”的有声片。
《歌女红牡丹》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主演蝴蝶等。影片描写女歌手红牡丹嫁给生活堕落的丈夫后，不仅备受凌辱，艺术生涯也走向衰落。但当丈夫卖掉女儿，又因失手杀人入狱后，红牡丹却忍辱负重，恪尽妇道，努力拯救自己的丈夫。影片描述了戏曲艺人的生活悲欢，也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身心的迫害。除了对白之外，片中利用“有声”的优势插入了《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等4段京剧片段（由梅兰芳代唱），更增加了影片的轰动效应。这也和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片以歌唱家生活为题材如出一辙。影片于1930年中旬开拍，前后经过5次试验，至年底拍竣，耗资12万元旧币，1931年1月在明星大戏院试映，3月15日于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影片公映时盛况空前，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引起了轰动，发行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但严格地说，《歌女红牡丹》只能算是一部“半有声片”，因其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看起来只有人说话或唱戏时有声，其它周围事物都是静悄悄的。这当然也是初期有声电影的通病。
与这部影片同时开拍的另一部有声片是“友联”公司摄制的《虞美人》。它同样采用腊盘发声技术，描写了一对儿戏剧演员演出《霸王别姬》一剧的幕前幕后。两部影片在技术上稍有不同。《歌女红牡丹》是影片拍完后让演员看着画面对口型配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后期配音。《虞美人》则是先把声音录好唱片，然后演员在现场按照放出来的声音表演。两者相比，各有千秋。《虞美人》稍晚于《歌女红牡丹》，于1931年5月上演。
腊盘发声的有声片在技术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唱片和放映的配合是最大的问题。特别是胶片一旦发生局部断毁，其后的剧情就难以再和声音相吻合，甚至会出现银幕上男人在张口，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却是女声的笑剧。因而，在这两部影片上演的当年，一些电影公司也开始试制“片上发声”的有声片。它们是由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公司合制的《雨过天青》和天一公司拍摄的《歌场春色》。这两部影片都是租用国外的设备，并由外国人参与协助制作完成的。首先完成的《雨过天青》于1931年6 月3日在虹口大戏院试映。由于该片租用的是日本的设备，并赴日本拍摄，不久后即遭到观众的抵制。1933年，亨生影片公司用自己研制的录音设备拍摄了《春潮》一片，成为中国第一部用国产录音设备制作的片上发声的有声电影。
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原因，在有声电影问世后，许多电影公司仍然在继续摄制无声片，这形成了中国早期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长期并存的特殊现象。直至1936年，无声片才终于停止拍摄，中国电影从无声向有声的转变得以彻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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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国产故事片
1922年，中国电影的先驱者之一张石川联合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明星影片公司，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有成就的电影公司之一。
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王汉伦、郑小秋等主演。影片描写一个富翁杨寿昌在儿子死后，怀疑儿媳不贞，将其赶出家门。儿媳余蔚如忍辱负重，将儿子养大成人，送入杨寿昌所办的学校读书。一天，当年陷害儿媳的侄子密谋害死杨寿昌，夺其家产，被孙子余璞挺身相救，于是真相大白，一家人终于团聚。
编剧郑正秋是我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其电影观念也秉承着中国文艺观的传统，认为电影应担负起改良社会，教化民风这一重要使命，因而他编剧的电影强调道德教化，关注现实问题，注重社会的内涵，被称为“社会片”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这部影片是郑正秋电影观念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社会片”。影片的主题是“教孝”、“惩恶”、“劝学”、“扬善”和宣传社会改良；片中的人物也被归结为善与恶的代表，尤其儿媳余蔚如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理念的标志。
在《孤儿救祖记》问世之前，已诞生十几年的中国电影正陷于低谷之中。这部影片除了在故事内容上摆脱了早期电影对西方电影例如滑稽片等的因袭摹仿，包含着浓厚的民族情感、民族观念外，艺术上也摆脱了文明戏式的舞台化表演风格，力求形象、情景的生活化和真实性，同时注重故事性和情节的引人入胜，这使得影片在当时的确不同凡响，非常契合观众的口味。
影片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公映。据记载，它成为第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国产片，其在当时的声誉和影响超过了所有的外国片。影片公映之后，“未二日，声誉已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连映六七个月，“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不但使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获得了生机，并在此后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制片机构之一，而且直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国产电影运动”。此后数年间，国产制片业迅速崛起，据统计，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自然导致了电影产量激增，国产电影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中国电影借此开始走出低谷，进入自己的第一个空前繁荣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余蔚如的扮演者王汉伦（1903-1978）。她是中国第一代女影星之一，当时为一外资企业的英文打字员。影片在开拍之前四处寻找女演员无着，经同事中一位明星公司的股东介绍，王汉伦前往应试，颇得张石川的满意，从此进入影坛。影片的成功不但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演员，也成为享誉一时的中国第一位悲剧明星。 |
中国第一部长系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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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在武侠、古装片等商业电影的逐渐兴起中，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受到票房收入的鼓舞，明星公司一鼓作气，连续推出该片的续集，到1931年止，共拍摄了18集，由此它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长系列片。
《火烧红莲寺》取材于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郑小秋、夏佩珍等主演。影片表现在湖南乡村械斗复仇的背景中，浏阳县把头陆风阳之子陆小青学得高超武艺，返乡中误入妖魔潜伏的红莲古寺，后在众多武林高手及官兵的救助下，方得冲出魔窟，救出被囚禁的总督及被残害的良家妇女，并将红莲寺一把火烧掉。
这部影片是在20年代后半期商业电影开始在中国兴盛的背景下问世的。其时，古装片和武侠片成为商业电影的主要潮流。《火烧红莲寺》在武侠电影中加入了大量武林高手以“异技”斗法及半人半魔的神怪内容，成为“武侠神怪片”的开创者。例如影片的核心为“昆仑派”和“崆峒派”之间的法术争斗，这使影片从以往武侠片拍摄武打场面转向了注重以大量的特技镜头和机关布景来表现武林高手们的“飞剑白光”、“遁地逃走”等仙门妖术，同时并穿插有半裸的女人，半人半神的怪物，动作性强，又很热闹。
《火烧红莲寺》的成功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电影热及神怪片热，许多公司纷纷效仿，其中以“火烧”为题材的影片就层出不穷，如《火烧平阳城》、《火烧七星楼》、《火烧青龙寺》等。无论是从技术积累的角度，还是从题材拓展的角度来看，“武侠”两字自此片后便成了中国电影军械库中的常规兵器，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从此在剑光侠影中长大。
《火烧红莲寺》是中国大型系列电影的开山之作。这种依托于商业电影的系列片也在当时成为一种热潮。稍后于这部影片问世的系列片还有《乾隆游江南》（9集），《荒江女侠》（13集）。
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和成长的摇篮。因而，在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史上，上海也是屡开风气之先。20世纪20年代中期，电影明星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也拉开了评选明星的序幕。
1933年，开办于上海的《明星日报》以“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为宗旨，发起了一次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具有较大影响的电影明星评选。在参选的诸明星中，来自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和来自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呼声最高，选票也比较接近。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评选，蝴蝶得票21，334张，陈玉梅得票10，028张，阮玲玉得票7，290张。蝴蝶由此登上了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的“宝座”。选举揭晓后，原本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电影皇后加冕典礼，因蝴蝶本人一再谦辞，遂将典礼取消，将这一活动和“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结合在一起进行。
同年，由蝴蝶主演的另一部影片《自由之花》被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评为优秀影片。英商中国肥皂公司也发起一次“力士香皂电影明星竞选”，蝴蝶名列第一。翌年，在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发起的“1934年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蝴蝶再次当选。尽管在此前上海新世界杂志等也组织过一些电影明星的评选，但其影响力有限。而且蝴蝶连续数次当选，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
蝴蝶（1908-1989），原名胡瑞华，广东鹤山县人，出生于上海。16岁报考电影学校，在校期间即参加了电影《战功》的拍摄。1928年进入明星公司，先后主演了《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狂流》、《脂粉市场》、《姊妹花》等重要影片。1933年被《明星日报》评为第一位“中国电影皇后”。1946年迁居香港，主演《孝道》、《后门》等影片，1975年退出影坛移居加拿大，1989年病逝客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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