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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史家以及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认为，科学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在认识对象和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史学家通过对史料的深层次发掘和详细考证，就可以获得对以往科学发展历程的“客观”、“真实”的认识。这种实证主义的编史观主张科学史研究要效法自然科学，坚持科学史研究的惟一目的就是“如实地述说过去”，应该“述而不作”。上述思潮的认识论根源是对科学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科学史认识中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缺乏正确的理解。我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去把握：首先，从科学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上看，作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HOS[,1]是人类以往的科学活动，这些科学活动具有时间上的不可反演性，因此，科学史家无法直接面对这些科学活动，他们只能借助对历史遗物和作为科学活动结果的科学理论、假说的发掘、整理、分析而间接地推测和述说历史上曾发生了哪些科学活动，科学家又是如何思考的。与科学史研究不同，自然科学家能够直接面对自然界（无论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还是借助科学仪器），而且多数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具有时间上的可反演性。 描述性科学史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和整理历史资料，并按照编年的顺序对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进行客观描述。史实的收集、考证、整理是科学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掌握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科学史家才有可能按年经事纬的顺序较为完整地向现代人述说以往科学家曾经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同时，描述性科学史又为解释性科学史对历史发展中的“为什么”和“何以是”的回答提供思想材料。没有丹麦文献学家海尔伯格(J.L.Heiberg)对阿基米德手稿的发掘，当代人对古希腊数学就不会有现在的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的重大发现才改变了人们对中世纪科学的看法。在肯定史实的这种基础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人们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而对历史设问的角度不同又决定了对史料的选择范围和对历史进行陈述的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如同自然科学中“观察渗透理论”一样，在科学史研究中，“史料必定负荷规范”。因此，在科学史研究中，不受理论或规范影响的、完全中性的历史陈述是不存在的，而脱离史实的理论重建也没有任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解释性科学史存在的必要性与科学史的特定功能密切相关。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们研究科学史不是“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它要为人类现实的科学活动服务。为此，科学史研究必须透过历史表象，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动力，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现实的科学活动提供启迪和借鉴。描述性科学史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嬗替的具体机制和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内容及方式，因此，必须在史实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理性重建，对科学与社会的作用机制进行全方位透视，以便使人类能更好地驾驭和利用科学。 (3)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在解释科学发展上的功能互补性 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它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演化、发展。因此，对科学发展的“为什么”、“何以是”的解释和说明就应从两个侧面展开。一是从理论嬗替、思想演变的角度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便使当代科学家能更好地把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合理地选择理论、方法创新的方向和切入点；二是以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为主线，研究科学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在科学日益社会化，社会愈趋科学化的今天，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越来越强的互补性。 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批判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思潮时曾指出，“对于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现象，而是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6]因此，“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件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他认为，在历史事件的这种“何以”和“怎样”的背后，就有一条不可须臾离弃的思想线索在起作用，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贯穿其间的这一思想线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论断。[7]如果说人文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是已完结（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的话，那么，对于科学史家来说，他所研究的思想在当代科学研究中仍在延续，科学思想史研究就更富“思想”的特性，而科学理论作为思想的直接成果又是分析以往科学家思想活动的“活化石”。因此，科学思想史研究是解释科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然而，思想的研究不能离开史实而专论思想。伽利略的思想是根据他的一系列科学实验的事实而产生的，我们可以重复他的实验，因而可以以自己的思想重演他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描述性科学史是解释性科学史的基础，而解释性科学史是对描述性科学史的提炼和升华。科学史家要从历史的残篇断片中再现以往思想的逻辑，就要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re-enact)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同时，他又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往水平上的重演，而是要提高到今天水平上的重演。也就是说，科学史家对以往科学思想的认识总是要纳入他自己的思想结构，而每个科学史家的思想又各不相同，其结果有可能（或必然）导致有多少理性重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科学思想史。实际上，就象描述性科学史不可能完全如实地述说以往一样，对科学思想的重演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科学史家个人的思想印迹或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否定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在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科学史进行重建，这些不同的重建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提供了多重视角。 科学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解说仅仅局限在对思想逻辑的考察，而忽视科学思维结构、倾向同其它社会活动的作用与联系，那么，“科学史研究只能向人们提供一幅抽象的、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科学发展图景。”[8]因此，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说明还必须从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进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萨顿(G.Sarton)为代表的外史学派试图以整个文明发生、发展以及文化的演进为背景，研究不同学科间的联系以及全部精神活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外在论的编史观不仅批判了近代以记事为主的编史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内史学派历史视野过于狭隘的缺欠。默顿(R.K.Merton)则认为，按编年的框架，以纯经济、政治、文化要素为中心展开的研究虽然能向人们展示出科学发展中某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却难以从微观层次和运行机理上阐明历史总体的深刻变动。他坚持科学发展的社会整体观，主张把科学史的探索领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并将自然科学定量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对科学发展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科学史的研究视野，也实现了科学编史方法的重大变革[9]。 将解释性科学史分为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并不是说科学发展就存在两种动因、两种机制，它是科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也是科学史研究的必经阶段。科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也必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的整体性决定了对科学发展解释的内在统一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虽然在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对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尚显滞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学史研究的整体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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