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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反驳说：“日军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军方和外交当局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脸上微笑，手下动刀，便是最好的例证。野村中将想找先生居间干旋，准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当持此论调的人反复陈词，侃侃而谈的时候，无意之间触发了灵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于是当即有人欢声大叫：
“对啦，东洋军这两天损失很大，这一定是他们要增援了，在用缓兵之计？” “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过后来我又在想，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还有一层，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而我们却用不着缓它，那么，野村通过李择一跑来送秋波，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要请东洋人吃败仗，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一番分析，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团诸人深感满意，而且一致赞成，打消异议，同意杜月笙提出过结论：“应该先把初步接触经过通知官方，请官方指示究将如何处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报告和说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话是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自属千真万确，一丝不假，不过这件事情来得突然，而且蹊跷，他们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研判和讨论，最后官方对此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绝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间的接触，以免又中日方的诡计。吴铁城的答复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须谨慎小心，步步为营，自己先立定脚根；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
心领神会，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请示官方，私下部署会晤日本军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没有冒然行动，他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甘格林慨然答应：“一定充分合作。”
得了甘格林的承诺，杜月笙不打电话，他派人去把李择一请来，当面告诉他说：
“你上次所谈的事情，我考虑过了，你的话说得很对，我想不妨一试。只不过有一点，会面的地点可否就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去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
“这个，”李择一顿了顿，然后陪着笑脸问：“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诉敝人，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地安排呢？”
杜月笙笑吟吟的反问：“是你要问，还是东洋人必须晓得？”
“是我在请问，”李择一忙说：“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我李某也是中国人啊。”
打了个哈哈，杜月笙答道：“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谊私交都够得上。他答应过我：万一将来事情弄僵，对于我有不好的影响，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择一困惑不解地问：“甘格林是法国人呀，他怎么能够……”
“大概是你忘记了吧，”杜月笙莞尔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我呢，从１９２７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错爱，直到今天，我担任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已经有５年了。” 李择一这才恍然，杜月笙实在不愧黄金荣交口赞誉他的“聪明绝顶”：野村中将想利用他“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却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而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日方并不是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分子的杜月笙威协恫吓，面致哀的美敦书，而是在吁求第三国的外交官员（甘格林又是总领事），代为向中国传达意愿。
换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择一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他深信日本人情报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运用，“拔一根毫毛又变出一个孙悟空来”，他毫不犹豫地去还报野村，同时更下了点“功夫”，说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总领事馆，会晤杜月笙与甘格林，为暂时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换意见。
到了约定时间，杜月笙一袭狐裘，两部包车，满载保镖、秘书和自备日文翻译，准时驶抵法国总领事馆，进入甘格林的大办公室，两人略一寒喧。不久，李择一便陪着几位身着便服、西装大衣的日本军官来到，由李择一负责逐一介绍。
谈话开始，日军代表趾高气扬，板成面孔，一开口便用中国话训杜月笙：“‘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的１９路军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见，你们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心浮气盛，睚毗必报的人，相反的，他一生最大的长处之一，便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从而才能“相忍为安，任重道远”，但是，当着甘格林的面，这位日军代表声势汹汹，摆出“严词厉责”的姿态，却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气涌如山，勃然大怒，他抗声而答：
“１９路军该不该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你们政府的准许，就下命令炮轰北大营，占领中国的沈阳和东三省，倒是各国报纸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这么乱七八糟的关东军，难道也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
这一席话不但说得慷概激昂，义正词严，而且，针对日本海军方面的心里弱点，用关东军的备受指责，直捣日军心脏，折冲尊俎，攻心为上，也许这便是杜月笙无师自通的外交天才。总而言之，斯语一出，使日军代表为之语塞气沮。李择一连忙出来打圆场，他陪着笑脸向杜月笙说：“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却仍然不假辞色，避而不答，他注视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全都面现尴尬，无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傍着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着。
日本军官的脸色好像岛国多变的气候，他们疾颜厉色唬不倒杜月笙，反被杜月笙抹下脸来训斥一顿，随即变为谦逊恭顺，杜月笙不是初次与东洋人交手，他懂得他们的心理，李择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他比杜月笙更为了然。于是，他不吝越俎代庖，借助为筹，站在中间人的立场，说了一大堆话，用意在弥补一碰即僵的局面，重新挑成话题。
双方以缄默表示同意。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勉为其难，当仁不让，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友谊，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择一长篇大论，侃侃然说完了这一大段话，顿一顿，见日军代表并无不悦的反应和驳斥的表示。杜月笙方面他不必考虑，因为这一席话正是为了杜月笙所说的。于是，李择一先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疾不徐地说，“我既跟李先生说的一样，我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诚心停火的。”
李择一抢着回答：“当然有，当然有，否则的话，他们这几位代表就不会来了。”
日军首席代表又赶紧补充一句：“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
杜月笙机警地一语不发，他仿佛没有听见。
甘格林眼看场面又要闹僵，他命翻译为他传言：
“杜先生方才说过，他今天来此，就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衡量一下，可否代为向华方转达。”
于是日军代表又施展他们惯用的伎俩，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一连串的提出许多停火方案。首先，日军代表要求华方“遵照”日本海军司令部，在１月２８日深夜１１时２０分，向市政府和公安局所致送的最后通牒，请１９路军撤出上海，以免肇致两国军事冲突。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他说：“冲突老早造成了，结果是日本军队伤亡不小，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也被１９路军活捉，现在要避免冲突，照说应该是日本海军撤出上海吧。”
日军代表老羞成怒，怫然色变，悍然地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完全合法，我们在事先曾经获得上海各国防军的谅解，进驻闸北，保护经常受到攻击的日本侨民！”
杜月笙别转脸去问甘格林：“这倒是新鲜事了，闸北是中国地界，各国防军有权准许日本军队进驻？”
甘格林笑着摇了摇头。 于是，杜月笙冷冷地说：“这就是了，依我说，还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去算了。”
“华方也要撤兵，”日军代表强词夺理，“否则，那就不公平。”
“华方撤兵，”杜月笙高声地问：“闸北地方秩序，由啥人来维持？”
日军代表抗声答复：“可以商请中立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派军警暂时驻防。”
杜月笙再进一步地问：“包括那些地区呀？”
“包括日本皇军现已占领的华界地区，和１９路军驻守的防线。”
“这便是日方的条件吗？”
“最低限度的条件。”
日军代表回答得斩钉截铁，这使杜月笙很生气，他站起来以手作势地说：“日本人强占了中国的地方，立刻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地方上驻防，为什么也要撤退呢？再说，日本军队在打仗之前已经进驻越界筑路区域，再加上战后占的华界，拿这一大块地方请法、英、美军队暂时维护秩序，把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分开，难道还嫌不够呀？为啥还要把１９路军的防线也让出来？”
李择一不等日军代表开口，插嘴进来说：“杜先生，今天会见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传达日方的愿望，方才日军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是否可以跟有关方面商量过后，再由官方采取外交途径解决？”
与此同时，甘格林也附和地说：“李先生说得不错，正式的交涉，原应由官方办理。”
至此，杜月笙无话可说，只得应允。日军代表辞去，他匆匆回到家里，耿嘉基和王长春已在客厅里等侯，他很详尽地把交涉经过告诉了他们，耿、王二人回枫林桥市政府向吴铁城复命。
当天，吴铁城采取两项行动，其一，是下午在英国领事馆召开调停战事的会议，他改变初衷派员出席。市政府代表当着各国领事的面，质问日本领事：
“日军进攻闸北，是否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委员会的谅解？而且是根据这一个委员会的防务会议拟订计划而为的？”
日本领事不防有此一问，众目睽睽，无法抵赖也不能撒谎，他只能坦白承认：“日军进入华界，并非防务会议的原议，而是日方为了保护闸北地区的侨民安全所采取的自由行动。”
上海市政府代表根据日本领事的答复，立即质问：“对于日本军队的此一自由行动，日本政府是否愿负完全责任。”
这时日本领事三浦板下脸来，大喝一声：“当然负责！”
由于这一段对答，日方蓄意侵略，昭然若揭，在道理上先已站不住脚，这是外交战上的一大胜利，中方代表回市政府，将经过一一陈明。吴铁城非常高兴，他立刻打限３０分钟到的急电给南京外交部，请外交部电知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颜惠庆向国联提出陈述。
当日的会议席上，市府代表曾经根据杜月笙所提供的情报，正式提请日军退入租界范围，至于他们所让出的越界筑路及其附近地带则交由英、法、美军暂时维持。日本领事这时对于军方试探停火已有所闻，只是不晓得内容，再加上法，英、美领事一片附议之声，他不便擅作主张，答应请示村井仓松总领事以后再作定夺。
杜月笙事后听到消息，欢声大叫：“好哇！捉牢他们一条小辫子了！”
吴铁城以情理猜测，认为日方确有谋和诚意，至少谈判之门已经敞开，所以便采取第二项行动，通知杜月笙，转请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劝促英、美总领事迅即召开第二次会议。吴铁城并且透露：他将邀同１９路军的高级将领出席，因此极可能借这一次谈判停止战火。
各国总领事最怕的便是战火蔓延，波及租界，同时也深远地影响各国在华利益。由于本身的利害关系，列强中没有一个愿意见到日本并吞中国。所以，甘格林的意见马上得到支持。２月１日傍晚，英国领事馆又有盛会，吴铁城、１９路军７８师师长区寿年、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第一先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少将一体出席，英、美、法防军司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列席参加，在这个中日代表面对面谈的会议席上，最初拟议日军退回租界线内，我军撤到维持日军占领地区的两千码后，日本人先表示反对，接着又扬言电呈日本政府请示。但是，会议终于决定，自２月２日起，双方互不攻击，停火３天。
这３天之内，双方只有小规模的接触，吴淞炮台和日本军舰炮战两小时，有１２架日机轰炸南北炮台。闸北、虹口风平浪静，也就在这休战的３天，战区百姓得以搬迁一空，他们有的逃进租界，有的流浪异乡。但是无论如何，有这３天从容撤退的机会，却救了不少生灵。
停战届满的前几个钟头，日本皇军又罔顾信用提前开火，下午３点钟向闸北开炮，飞机更在青云路、宝兴路，新疆路、宝通路等处投掷炸弹。双方协议，于是又被日军片面撕毁，即将赴援的一师陆军已奉日本内阁批准正在登轮驶沪途中。中日大战，至此面临新的高潮。淞沪浩劫又是难免。
不过，也就在这停火的３天之内，国军精锐第８７师王敬久部和第８８师孙元良也已顺利开抵战场。另外，国民政府更调集了兵精械足的税警总团和中央教导队担任江湾、庙行，大场一线的防务，奠定了往后苦战３０余天，誓死不退，大举歼灭日军的胜利基础。日本人的援军第９师团，混成第２７旅团则到２月７日才开始投入战场，自２月４日至２４日，是为一·二八之役第二阶段，日方的司令官也换了陆军第９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
２月２４日以后，围军屡挫敌锋，日方迫不得巳，再换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官，又增派第１１和第１４两个师团，这上海淞沪之战的第三阶段，一直打到３月３日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然后延展到５月５日。
就在中日淞沪之战第二阶级，杜月笙以其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得着机会，使他在外交场合作狮子吼，碰台拍桌，霹雳一声，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日本军队攻击中方阵地，自始至终都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当局似乎无话可说。但是中国外交当局却仍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２月２２、２３两日。国军对于日军以租界为庇护所，深感忍无可忍，于是发炮攻击逃入租界的日军，当英、美、德等领事馆向中方提抗议的照会，外交当局立即不假辞色，堂堂正正地回答他们：
“请即采取必要步骤，防止日军在公共租界登陆，并利用该租界为军事行为之根据地点，使此一状态不再存在。因为，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争斗，正由于该项状态而使然！”
然则，２月２４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１９路军第６１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９天，中国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１９路军名将，一位旅长翁照垣喊出了口号：“没有枪，用刀；没有刀，用牙齿咬！”
在部署这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以前，日本皇军的计划，原想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侧击大场，直拊江湾、庙行一线１９路军的后路。这个计划果若成功，中方就要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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