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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城县八年抗日活动概述

 老何家的 2012-04-11

 故城县八年抗日活动概述

朱新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举进攻中国,亿万人民群众陷人水深火热之中。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号召全国人民筑成统一战线,抵抗日寇的侵略。我县一些爱国人士、进步青年,热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2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到达南宫一带,宣传组织抗日活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纷纷投向八路军,积极要求加入抗日行列。这时,曾因闹学潮被泊头师范开除回家、在西牟村任小学教员的陈登昆,串联了董郁庭、韩化普等六七人,于1938年2月奔赴八路军南宫驻地,进入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举办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

    3月中旬,故城县一些爱国人士,在郑口筹建了故城县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曹泽州任主任。

    4月中旬,陈登昆等在南宫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期满,回到故城县。不久,改选了战委会,选举董郁庭为主任,周浩然、陈登昆为常务部长。原战委会主任曹泽州调南宫工作。战委会直接受冀南行署领导。

    4月下旬,在战委会基础上,又组成了故城县抗日政府,董郁庭任县长,温秀一任秘书,陈登昆任教育科长,韩化普任行政科长。

    1938年11月22日,日寇妄图占领郑口,遭到驻军国民党胡和道部的伏击。在一道街南头感觉寺一个路,打死打伤鬼子 200余人。战后胡部于当日晚渡过运河,转移到山东恩县一带。

    鬼子吃了这次败仗,三天后又集结重兵进攻郑口,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把当时比较繁华的郑口镇市区几乎全部烧毁,杀死群众1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郑口惨案”。

                                 

    1939年初,日寇进驻郑口,故城县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抗日的需要,经上级批准,组建了中共故城县委员会,陈登昆任县委书记,郭孔任组织部长,李铁峰任宣传部长。县委工作重点是在农村发展党组织,宣传群众,开展抗日工作。先后在前土营、万小麻、车田村、李长林、口向沟、南岭踪、北岭踪、饮马河、,三郎等村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

    1939年3月6日,冀南行署武装科长胡子寿带领深县抗战学院毕业的郝诚、张志、杨建勋、卢洪举、胡敏、王广波、张耕野、杨杰、荣青、魏佩杰、韩志新(女)、张明(女)、李菊 (女)、冯XX等重4名学生,来故城县开辟抗日工作。采故城县前夕,在枣强县借了部分经费,刻了公章,由枣强县独立团派一个连队护送,五地委派扈惠民(胡一宁)随队同行,负责与故城县地下党接关系。

    次日,在清凉江畔的朱往驿村,与故城县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由县委书记陈登昆介绍了故城县的革命形势以及抗日工作开展情况。马上召开了党委会,决定重新建立抗日县政府,组建县游击大队及群众团体,制订新的抗日活动计划。

    抗日政府组建后,胡子寿任抗日县长兼县游击大队长(党内为县委委员),王修斋任秘书,韩化普任财政科长,胡敏任总务科长,刘远波任民政科长,郝诚任县游击大队副队长。几个月后,又建立了“农救会”,陈芳州任主任。“青救会”荣青任主任,“妇救会”韩志新任主任。  三月中旬,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一、出安民告示,’宣传抗日县政府成立了。公布政府的抗日主张。

    二、建立健全全区抗日政府及群众团体。

    三、发展党的组织,扩大人民武装,动员全民参加抗日工作,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建立统一战线。

    四、维护地方治安,打击土匪、汉奸、恶霸,禁止贩毒活动。

    1939年6月11日,县委、县政府在小梧茂以北的松林里,召开党政群团干部大会。与会1加余人。会议刚刚开始,突然发现敌情。为掩护与会人员安全转移,县长胡子寿带领李善民等四人,骑着马转移敌人视线,不幸肩部负伤,锁骨被打断。在胡子寿养伤期间,日本大队长木村荣一得知消息,通过邮局寄来一封信,原文是:

 

    胡子寿县长阁下:

        日本皇军的圣战,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势在必行,望阁下明智,弃暗投明。

                                                        木村荣一  6月18日

 

    胡县长收到信后,向县委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给木村荣一回信。

 

    木村荣一阁下:

        来函收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中国除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外,人民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抗战到底。你为日本天皇和帝国主义卖命,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你的妻子儿女都在为你担忧。中日两国人民最后一定会携起手来,埋葬军国主义。

                                        抗日政府县长胡子寿  6月20日

 

    日本大队长木村荣一收到信后,气急败坏,立即在县城大街小巷,贴出缉拿悬赏布告:有捉住抗日县长胡子寿者,赏金两千元;有捉住农救会主任陈芳州、青救会主任荣青、妇救会主任韩志新、游击队长郝诚者,赏金两百元。悬赏数月,一无所获。

                                   

    日寇为了分割“蚕食”故城县,先后在全县安下了故城、郑口、獐鹿、辛庄、白佛寺、长林、夏庄、三朗、饮马河、小屯、小马坊、青罕、大坛村、红庙、京村等据点,在原武城县运河以西(现划归故城县)安下了河西街、武官寨、十二里庄、饶阳店、刘堂、西里屯、五房头、双冢屯、车庄、温庄、董洪屯、黄草洼等据点,使我抗日活动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古话说:“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在极端困难残酷的环境中,广大人民纷纷参加抗日队伍。武装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二年中故城县游击大队由十几人发展到近200人。他们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到处捉汉奸,打碉堡,袭击敌人。

    1940年一天,从郑口内线得到情报:明天上午10点,3名鬼子,带领60名伪军铁心队,视察新修的郑口通白佛寺的公路。郝队长和特派员张志利用有利时机,在公路经过的前土营村打了一次伏击战,结果敌人狼狈逃窜,取得了胜利。共缴获自行车 32辆,枪枝弹药一部,高丽马3匹,钢盔3个,大皮靴3双。广大群众闻讯后喜笑颜开,奔走相告。

    同年8月初,县游击大队配合冀南军区新七旅、新九旅部分部队,在濒临清凉江畔的东高才村东,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共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人,缴获八八式野炮1门、机枪4挺和大批枪枝弹药。这门八八式野炮,是冀南军区抗日以来缴获的第一门重炮,须用八匹骡子拉运。战后第三天,军区在垂杨县徐马寨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讲了话,干部、战士、群众参观了大炮。由于野炮太重,随军运行不便,军区首长命令新七旅政治部锄奸科长刘剑同志,负责把大炮夜间转运到清河县鹅儿庄拆卸开,刷上机油,分件埋在田野里。一年后又挖出来组装好,打碉堡、起据点发挥了巨大威力。解放战争初期,我区还用它打过临清、永年、邯郸等县市城堡,立下了汗马功劳,该炮保存在剑匕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内。

    县游击大队为了配合八路军武北办事处开展抗日工作,驻到饶阳店乡袁庄一带。不慎被汉奸告密,遭敌人包围。郝队长率领战士们浴血奋战,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我军也伤亡十多人,战马十多匹,郝队长不幸壮烈牺牲。为此,县委、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将郝诚同志尸体安葬在清凉江畔,解放后移葬于县烈士陵园。

与此同时,原武城县运河以西也建立起一支武装。开始只有戚锋等3个人,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

     一天,一贯破坏抗日工作、出卖抗日干部的伪乡长戚士枝,悄悄溜回家中,企图搜集我军活动情报。戚锋得知消息后,便带领一个小分队,夜晚包围了戚士枝住宅。“飞毛腿”刘汉连翻墙人院,打开大门。戚士枝想从后门跳过围墙溜走,刚跳下围墙,就被等在这里的高庆升掐住脖子。刘汉连缴了他的手枪,马上搬出铡刀。戚士枝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咱们是一家人,一个戚字掰不开,刀下留情!”戚锋宣布他的罪状后,手起刀落,戚士枝脑袋搬了家,并挂在河西街一棵槐树上示众。从此,一些汉奸特务消声匿迹了。

    1941年夏天,戚锋带领游击队配合军区部队,利用青纱帐,袭击了敌人从德州开往临清的船队。结果打沉了1只,打伤了3只,打死打伤日伪军多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1941年至1942年,日寇到处增设据点碉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疯狂进行“扫荡”,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

    1942年4月29日,日寇对我驻故城县的冀南党政军机关实行了“铁壁合围”,使我干部、群众、战士死伤300多人。以后环境极度恶化。日寇又到处增设据点碉堡,推行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一时故城县据点增到40多个。真是三里一个炮楼,五里一个据点,沟墙纵横,公路如网,分割限制,步步蚕食。驻故城县内日伪军由原来4000多人,增加到8000多人。三天一“扫荡”,五天一“围剿”,汉奸、特务又猖獗起来,抗日活动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干部投敌叛变,有的妥协,有的遭敌人杀害。二十六岁的宣传部长管宁在董学被捕后,带到梧茂村杀害;财政科长肖芹在尹里村被杀害;二十四岁的二区区委书记王辉被杀害……原武城县四区游击队曾两次遭敌包围:一次是在书村,47名战士牺牲了44人;一次是在北仁庄,50名战士牺牲了 43名,三区区长张英也被敌人杀害。

    在最困难的时候,上级为了保护干部,有计划地将干部分散隐蔽起来,故城县只留下辛甫、梁再生、杨杰三人坚持工作。他们白天住到三区祁庄村西的假坟里,晚上出来发动群众。这个假坟是与地委唯一的联络点,由祁庄老堡垒户“黑二嫂”给他们送信送饭。

    为了打击汉奸叛徒的破坏活动,直943年春,公安局侦察股橙李荣申深入郑口据点虎口拔牙,利用初四大集将叛徒张福廷击毙在鱼市街大集上。郑口据点敌人乱作一团,四门紧闭,实行戒严,逐人搜查。李荣申从帝君庙越过城墙涉水过河,安全回到驻地。

    几天后,游击大队又处决了一心效忠日寇的新民会长霍昌盛,活捉了日伪特务孙老五、孙老三。广大群众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

    1943年,抗日组织普遍恢复起来,武装力量得到发展。游击队采取多种形式破公路、割电线、摸岗哨、除汉奸、袭炮楼、攻据点,处处打击敌人。同时在据点内开展“黑点”“红点”活动,伪军如果做一件好事就给记一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黑点,最后拉清单,算总账。这样一来,大大瓦解了敌人。不少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主动给我军送枪、送子弹、送情报,孤立了一小撮日伪军头头,为我军集中打击提供了方便。   

    八月秋高气爽,天气晴朗。一天正是武官寨大集,县游击队副连长刘汉连带着两名战士,随着赶集的人群,混人武官寨据点,将诡计多端、阴险毒辣、日本驻在武城县的情报主任中岛击毙。

    时隔不久,县游击大队参谋竹奎带领三排长杨金波和两名战士,又化装奇袭,处决了正在饶阳店饭馆欢宴的饶阳县据点中队长、罪恶昭彰的陈信山。先后为民除了两大害,群众拍手称快。

                                     

    1944年下半年,全县大部分据点已被拔除。小街子战斗歼敌500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受到冀鲁豫军区的通报表扬。全县只剩下河西街、武官寨、郑口、故城、辛庄、夏庄、青罕等几个中心据点。

    12月,在冀南军区直接指挥下,由武城、故城、枣南三个县大队,配合十九团一部,包围了武官寨据点。利用“围点打援”的办法,将武城增援的敌人11个伪军中队和1个鬼子河防队近500人,全部消灭在双冢屯、董洪屯、梁庄一带。活捉1名支队长、7名中队长、16名小队长,俘敌450余人,然后攻下武官寨据点,将7个炮楼烧掉。接着又将河西街据点攻下,俘虏了全部敌人。

    1945年3月19日,军分区拔除青罕、辛庄、夏庄三个据点。青罕敌人闻讯连夜逃之天天。辛庄据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伪警察所所长孙鑫、副官张朋顽固死守,拒不投降。我故城县大队强攻一夜,没有成功。次日又挖了地道,决定用炸药崩倒炮楼,又没有成功。最后采取武力强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争取了伪自卫队中队长冯荣先反正,孤立了孙鑫、张朋。集中火炮,强行攻下,俘敌125人。

    夏庄据点驻有伪警备队一个中队,中队长系我地下党员王希伍。军分区派县委书记朱彬、敌工部长李铁锋前去接收。王希伍经过开会动员,将伪军100多人拉出据点,接受我军改编。这样,一枪未发,收复了夏庄据点。

    1945年5月8日,军分区决定拔除故城县中心据点郑口。据点内由伪警备队第二大队长阎子珍所属两个中队驻守。当日午夜,县游击大队配合十九团攻开了北门。第二天对敌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阎子珍表示同意,但迟迟不作具体答复,目的是等待德州来援之敌。敌人的阴谋我们早已识破,在围攻郑口的同时,早在石槽附近、刁孝子南范家圈、运河南岸三处埋伏了阻击部队。第三天,德州援敌果然沿范家圈路线开来了,进入伏击圈。经过一场激战,援敌溃败而回。

    5月12日晚7点,我军发起总攻。在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员分三路架起梯子,身披湿被,手持短枪,提着手榴弹强攻人城。敌人溃不成军,到处乱窜。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毙伤伪军30多人,俘虏伪大队长阎子珍及其部下18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粮食。

    5月中旬末,我军决定拔除故城县最后一个据点故城旧城关。守城敌人闻风丧胆,乘夜深人静,弃城逃往德州。

    至此,故城县全境彻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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