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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学者范宁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小学五年级辍学，然后就是去干校，插队，返城进工厂当工人，后来上学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可以说和文人学者相距十万八千里，但在内心深处却始终偏爱历史和文学。 知道范宁是去年，偶然读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6日的《有的人做了就说，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文章带给我的震撼触发了心底埋藏久远的，对文人学者的神往和崇拜，也勾起了我对范先生浓浓的兴趣，从友人处借到一本范先生后人整理编辑的《古典文学研究文集》，开篇就是范先生的《风流释义》。 范先生的文章既不浮华空洞也不枯燥艰涩，扑面而来的是浩瀚的典故和精辟独到的见解，令人久读不倦爱不释手。范先生1937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9年转入西南联大师从闻一多和朱自清，1942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是闻一多的研究生。范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曾多次提到，两位老师均认为“一篇研究论文，不管是属于考证的或批评的，都应该同时是一篇美丽的散文，甚至是一首好诗。不仅仅是写下叫人看的，还要叫人念的”。范先生告诉我们： 范先生作为两位老师的弟子，深得其中三味，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学理论，同时也是美丽的散文。朱自清希望“若有人能用考据方法将历来文评所用的形状形容词爬罗剔抉一番，分别确定他们的义界，我们也许可以把旧日文学的面目看得清楚些”。于是，范先生写了这篇《风流释义》。 范先生在这篇《风流释义》里引用的典籍多达60处以上，层层引证，最终导出一期、二期、三期结论。从两汉时的“忠孝节义”，六朝的“风度才华”到梁陈以后的“风花雪月”，其涉略面之广博论证之严谨让我叹为观止。论文是范先生在读研究生期间完成的，在他的《忆一多师二三事》里回忆到：“先生约我星期天上他家去谈一谈毕业论文事……先生方伏案工作，见了我们，即刻停了下来，和我们谈如何读书，如何找材料，以及怎样写论文。他特别关照我们说，研究古代文学要掌握古文字学，要学习文化人类学，还要懂一点统计学。对于古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分门别类统计一下，然后分析其中特点，找寻其中的意义。此外研究古代文学需读古书，而读古书就要搞点校勘。后来又一次，先生交给我几页关于《管子校正》的手稿，叫我抄写誊清，用实例说明校勘应当怎样做，校语应该怎样写。当我交回抄好的稿子时，先生看完后对我说：‘你抄错了两个字，不应该，要小心啊！校勘本来是改正别人的错误，现在也写错字，怎么行？’”闻一多就是这样认真严格地要求弟子。范先生毕竟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徐公持曾说，范先生的《博物志校正》是迄今为止有关这部古书的最优校本。擅长资料考据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南一郎曾计划整理《博物志》一书，动手之前看到了范先生的“校正”，大为佩服，当即放弃计划。 闻铭在《永远难忘范先生》里回忆到“范先生戴着一副度数挺深的近视镜，书生气十足。他说话不多，但和蔼可亲，我们小孩子一点不觉得生疏……范先生经常到我家来向父亲求教，当时父亲已投身民主运动，十分繁忙。他来时，有时父亲不在家。他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看书或翻阅父亲的手稿，父亲治学向来大度无私，他的手稿从来不保密，谁看都可以。他热爱学生，有时还主动借给他们看。范先生看这些材料，一坐便是两三个小时……”。当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之后，“没有一个人敢于伸出手来帮一把……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范先生领着我出入于鬼蜮群魔之间，他满怀悲愤和对父亲的敬爱，沉着地料理着这一切，就像我的一位大哥哥一样……”闻铭的讲述让我们看到范先生当年是怎样勇敢的站出来，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为恩师办理后事。四天前国民党特务刚刚暗杀了闻一多的好友李公朴，当天，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的集会上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对黑暗的国民党统治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下午就遭到暗杀。此时，任何一个敢于站出来的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暗杀对象。范先生正是践行着老师最后的话“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范先生身上体现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大无畏气势让我彻底折服。 闻一多被害之后，朱自清“收留”了研究生还没毕业的范先生。 范先生在《狼藉丹铅送岁华》中说到他对朱自清的第一印象，那时朱自清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范先生则是刚从西北联大转入西南联大，第一次见到朱自清，“先生拿我在西北联大所修习各门课程的成绩单，看了又看，严肃认真而又和蔼可亲地说：‘你要补修的公共必修课太多，两年学不完，要多念一年，或者半年，你考虑考虑。’原来我在西北联大是北师大学生，师大课程开设和西南联大不一样。尤其是大一国文，师大据说是依照钱玄同先生的意见，国文系不学大一国文。但是到西南联大却要补修。朱先生说：‘你虽然是中文系三年级，但是大一国文不能免修，这是规章制度。’我当时感觉到先生不仅严肃，而且严格”。后来“和先生朝夕相从，更是目睹先生‘狼藉丹铅’昼夜伏案，一面从事讲课的准备，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从上面可以看出两位老师对范先生言传身教的影响，范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处处可见到闻朱两位老师的身影，被范先生“从道旁捡来的”的关门弟子东方龙吟在他的《栉风沐雨皆如晴》里有详尽的讲述。在东方龙吟的老师胡念贻去世后，是范先生收留了他。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续写工作中，宋辽金时期文学部分全都出自范先生的手笔，但他却谦虚地说“宋代文学我也不懂，可以和你一起学习”。在对苏东波的评价上，学生居然凭着年轻气盛，说话没顾忌，与老师争论起来。范先生对学生说，“我不喜欢苏东波，是跟我的老师学的，闻先生宁愿喜欢孟郊的苦吟，也不喜欢苏东波的放肆——在这一点上，我追随我的老师”。接着，范先生又说，“不过，我不要求你与老师保持一致。苏轼要求他的弟子不要与自己相似，这才让黄庭坚，秦观等苏门四学士各自独树一帜。我对老师亦步亦趋，因此就无法超越师辈。你要坚持己见，走自己的路子，将来才有出息”。这是何等的风范！ 七十年代，古代所集体编写《唐诗选注》，范先生除负责部分作家作品的注释外，还负责注释书中全部职官条目的的编写。此书出版后，所有的人都按篇目数字统计得到了一笔稿费，后来发现漏计了范先生注释全书职官条目的稿费。金宁芬回忆到，“但时过已久，参加选注的人又多，如向个人去索要应属范先生的稿费，是必要费很多口舌，而范宁先生也从来没有提出此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事就这样马虎过去了”。 范先生还很幽默，徐公持转述朱自清与范先生游雍和宫的故事里，似乎能听到范先生那特有的、得意的哈哈笑声。范先生的幽默在他的论文里也能看到，在论及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时，他引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后写到：“念完了这首诗，在我们的脑子里，可以不留下一点‘字句的痕迹’。我们可以把这些字句忘得一干二净，而留下一个明晰意象。我们直接欣赏这个意象，就可以满足美感。本来这首诗的用字、造句，都平淡无奇。它的好处，不在‘说出’，而在‘被说出的意境’”。又说“我说把字句忘得一干二净，事实上读这首诗的人恐怕都是如此。我读这首诗，只觉得它好，没有毛病。其实这首诗在字句上是说不通的。‘前无古人’通的，‘前不见人’也是通的，只有‘前不见古人’说不过去。站在幽州台上望古人，不是愚蠢的荒谬吗？当然见不着，除非白昼见鬼”。 天下的名山胜迹多如牛毛，但每个人心中都会有座自己最向往的山；中国的文人学者数不胜数，每个人心中同样会有个最喜欢或崇拜的偶像。范先生就是我心目中的一座“山”，一个偶像。他的为人，他的学问，他的师表……我尝想，如果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三十年，给范先生他们这代学者一个安定宽松的环境，当今的社会会不会更美好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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