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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英雄论乔峰

 太阳下的森林 2012-04-14

在中国文学史上,武侠小说可谓历史悠久,古已有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小说是东汉末年的《燕丹子》。最初的武侠小说主人公多是快意恩仇、浪迹天涯的游子。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武侠小说以全新的面貌在港台萌生、复兴,并迅速波及东南亚、辐射欧美华人圈,迄今已历四十余年而流风余韵不绝。这种从传统武侠小说中孕育而成的“成年人的童话”,被称作“新武侠小说。”金庸先生则是“新武侠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武侠创作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武侠小说天然是一种英雄文学即武侠主人公必须是英雄人物。相对于传统的武侠小说,金庸先生的作品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了重大突破。但是,他的作品仍然遵守着“英雄文学”这个“自然规律”。那麽,又何谓“英雄”呢?“英雄”一词在词典中被解释为才能勇武过人及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而金庸先生则在其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借郭靖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英雄”的理解。《射雕英雄传》即将结束时,郭靖与成吉思汗在一起讨论英雄,郭靖道:“自古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如果以此为衡量的标准,金庸先生笔下的人物性格虽然千变万化,但是仍然有一批人物可以称之为“英雄”。例如,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等等。其中,乔峰更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
乔峰可以说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民间英雄的典型代表。他自身的性格便有种种过人之处:果断而又稳重,宽容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细心,刚毅又内蕴深沉感情。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和深厚的怜悯情怀。所以,对于乔峰这一人物形象,最准确的概括和评价莫过于少林寺的那个无名老僧所言:“唯大英雄能本色。”但是,正是这样一位大英雄,他的结局却是无限的凄凉、充满悲剧色彩的。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金庸先生在其作品《飞狐外传》的《后记》中曾经表示:“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特别喜欢的。这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重义轻生、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信奉了一种原则就真诚地实践,做了错事也都敢于承担责任,决不文过饰非。他们坚持一条界限:可以牺牲自己,也可以遁迹江湖,但决不做鹰犬和奴才。”金庸通过小说形象,把这样的人生称颂为有价值的。但是,《天龙八部》中,为世人敬仰的民间英雄乔峰最后无奈的选择了自杀。这就表示了其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这些具有不灭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内涵并没有得到这个世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承认,最终只能走向毁灭。这不是不令人扼腕叹息的。乔峰的一生可谓无处不悲,无论是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还是他辗转曲折的身世、所具备的精神内涵以及他的情感经历,都是他悲剧产生的原因,同时又各自成为他悲剧命运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是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期,也不过是为其悲剧的悲剧的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悲剧效果。

塞谬尔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世界政治的重大冲突将发生在归属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之间”。乔峰正是生长在宋辽冲突、民族矛盾尖锐、战乱频仍的年代,再加上他辽人宋养的敏感身世,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的悲剧,使他成为了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乔峰在大宋长大,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爱,处事正直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他身处人生最辉煌境地之时却遭受到了命定的苦难和不幸。
乔峰本是中原武林个个倾慕的英雄,丐帮上下人人拥戴的帮主。但是在杏子林中却突然有人揭露他不是中原子民,而是与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突如其来的灾变使乔峰难以置信。于是乔峰开始了追索身世之谜的艰难历程。但是,他矢志追索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纯粹失去的过程。因为种种事实证明了当年他家世的惨变和他永远无法改变的契丹血统。他由乔峰变成了萧峰{生父是契丹人萧远山},由丐帮帮主变成了丐帮及中原武林乃至整个大宋的敌人,由人人崇拜的大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了遭人唾骂的“契丹胡狗”,师长又都变成了当年误杀他父母的仇人。乔峰对真实的追求把他自己逼向了毁灭的边缘。在痛苦与茫然中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成了孤苦无依的流浪英雄。他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他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无尽的诬陷、侮辱、误会也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头上,天大地大,竟无乔峰的容身之地。最后在宋辽两军阵前,乔峰以一己之勇胁迫辽王百年之内不犯宋境,以保辽宋边土平安,之后他悲壮地自尽身亡。然而,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乔峰都是无辜的。他的契丹血统并不是他的罪过,而是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父辈的罪孽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侠义”是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正是因为有狭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能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拼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了“民族的脊梁”。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传统的赴士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它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侠”首先是一种精神。在伦理本体型的文化中“侠客”、“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对完善道德的一种祈盼,其外化形式大到保家卫国、镇邦安民,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侠”又是一些具体的人物形象,在民族的审美心理定势中,“侠”是那些敢于向人间的不平之事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英雄。“新武侠小说”产生之后,梁羽生先生为武侠小说引进了一种新的模式——民族斗争模式, 即天下危亡、民族劫难、外敌入侵、武林奇人匹夫有责,放弃个人的恩怨,以民族大业为重,积极参与、帮助民族政府击退外敌。梁羽生将“侠”的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此基础上,金庸的武侠又深化了“侠”的概念。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中,金庸借郭靖教育义侄杨过的一番话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作为金庸笔下一等一的大英雄、大豪侠,乔峰自然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不仅如此,他的精神境界还要更高一筹。
在《天龙八部》一书中,乔峰的身世在被揭露出来之前,他就带领丐帮众人为保护大宋领土而努力。这时的乔峰尚不了解自己的身世,再加上他长期接受汉人的文化教育,所以他在心理和行为上都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束缚着。他的“为国为民“仅仅只为大宋一国之利、一国之民。但是,当乔峰的身世一经揭露,他在慕容博之流挑动的宋、辽民族残杀中,失去了丐帮和武林的许多朋友,甚至失去了其心上人阿朱,还亲眼目睹了宋、辽双方的无辜百姓都经受了遭掳掠,被杀戮的惨重苦难之后,这些血泪经历使乔峰终于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立场,坚定地为宋、辽两方的平民百姓着想,放弃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想法。
《天龙八部》第十九章写蒙冤受曲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对打时,有一段文字可以印证这一点:
玄寂见玄难左右支绌,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以为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锅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在与人对阵,性命攸关之时还想着“夷夏之防,华胡之异”会加深众人的敌意,甚至会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世仇之上再添上一笔血债,以至两国百姓蒙难。至此,乔峰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发生了质变,已经超出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范畴,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对当时人而言——“人道主义”的层次。
乔峰回到辽国,被封为南院大王之后,他依然抵制和反对辽国皇帝侵宋的战争,此举还引起了辽王的猜疑。小说的最后,乔峰被辽王用计抓住。中原武林闻讯以为乔峰此举证实他绝不可能是契丹人,便同段誉虚竹一行带人攻打上京救出了乔峰至雁门关外,雁门关宋国守军却拒不开门。辽王率大军追至关外,虚竹段誉在十万大军中将辽王擒获,乔峰逼他立誓赎身,辽王只得当众宣誓终其一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当时辽王讥刺乔峰可去向大宋皇帝邀功,而“萧峰{对耶律洪基}大声道:‘陛下,萧峰{乔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乔峰的用意在今人看来十分简单。他只是想阻止宋辽双方开战,以免兵凶战危、生灵涂炭,他只想提倡人道的和平,呼吁停战。如果大宋领兵北伐契丹,他也定当一力阻止。乔峰的行为若单纯以人道主义的观念来看,所有的战争都无正义可言,残杀流血是人类的可耻表现,不管各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打何种旗号,受害者终是黎民百姓。但是,这样单纯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功利的政治社会是行不通的。中原群雄是认定反对辽王向大宋开战的人不可能是契丹人,所以才倾巢来救他们的“同胞”:而乔峰死后汉人也仍不愿相信他是契丹人,也有人以为他是学会了所谓的“大仁大义”又自觉愧对家乡父老自刎的契丹人。总之,包括辽王耶律洪基在内,人人都不能理解一个名位既高、武功才干又顶尖的人物不为图名图利而叛国,又无任何强迫而自杀。乔峰死后胜利果实被大宋皇帝所剽窃,他没有得到这个世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承认。所谓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一个真正的清醒者在污浊之世是无以容身的。所以,乔峰最后选择了死亡,选择了为拯救世人而自我毁灭。他在心理和行为上都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因此注定要走向毁灭,被这个愚昧的世界所吞噬。这样一个悲悯的拯救者形象无疑具有更强烈的悲剧力量。
“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史记 游侠列传》的作者司马迁,十分看重侠士的“义”。他曾经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游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羞代其德。”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更这样自陈其著述动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信,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可见,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主要为了表彰这个“义”字。而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
乔峰作为一代大侠,性格中自然具备“义”这种精神内涵。无论是与虚竹、段誉之间的惺惺相惜,还是与丐帮兄弟或者耶律洪基之间的肝胆相照,都说明了乔峰是义薄云天的一条好汉。在丐帮发生重大事变之际,乔峰首先是将乱事的全冠清制服,稳住大局;他发现四大长老都参与作乱,按帮规应该处死,乔峰却为了兄弟之义自流自血代赎其罪;在徐长老和马夫人出现之后,事情变得十分蹊跷,他也是临变不乱,宁肯自己受些委屈,也不愿利用自己的帮助身份造成丐帮的分裂和内乱。可见乔峰的大仁大义。再说他对辽王耶律洪基。乔峰到达辽国之后不久,辽国南院大王父子叛乱,当时久经战阵的耶律洪基已经绝望,但乔峰却冒着生命危险“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终于将一场大乱消于无形。而事后与阿紫说起,他非但没有自夸英雄了得,反而说“遇到危险之时,自然怕的要死”,又说“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倘若不冲,就非死不可。那也说不上什麽勇敢不勇敢,只不过是困兽犹斗而已------”这些话说的真实,既表现了大英雄不加修饰的本色,又说明了乔峰为了朋友可以连生命都不顾,这就是“义”。
但是,乔峰对朋友的一片赤诚却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他对丐帮众人仁义有加,丐帮中人却嫌弃他的契丹人身份,与他势不两立。他对耶律洪基忠心耿耿,最后却被其用计擒禁。这是一代的大侠的苍凉——当武林各门各派,四面合围欲杀乔峰而后快时,只有别人目之为迂阔不通世务的段誉和举止温吞可笑的虚竹愿与其同生共死,“人皆曰可杀,我意独怜才”,人世知己何其少,仅此二人而已。美国心理学家约翰 多拉德在一九三九年建立了一种挫折、侵犯论。该理论认为,挫折是产生侵犯和敌视的充分条件。受挫折的人会将敌意、愤懑以反抗的形式宣泄出来,而这种宣泄就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灾难。还有些心理学家认为,人有给予回报或希望得到回报的心理需求。人在给予了之后,也希望获得别人的帮助或给予,来使自己的心理达到一种平衡,否则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挫折。乔峰对周围的人付出的一片赤诚,却很难得到回报,他满腔的恨意又该向何处诉呢?聚贤庄一役,以乔峰的见识当然知道此去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他仍然只身前往。有人以为乔峰此行是为了救阿朱,其实不是,那只是表面现象,是乔峰用来骗自己的借口罢了。有例可证,聚贤庄一役,乔峰被一黑衣人所救,“那人骂道:‘你这臭骡子,练就了这样一身天下无敌的武功,怎地去为一个瘦骨伶仃的女娃子枉送性命?她跟你非亲非故,无恩无义,又不是什麽倾国倾城的美貌佳人,只不过是一个低三下四的小丫头而已。天下哪有你这等大傻瓜?’乔峰叹了口气,说道:‘恩公教训的是。乔峰以有用之身,为此无益之事,原是不当,只是一时气愤难当,蛮劲发作,便没细想后果。”由此看来,乔峰此举实际上就是心理受挫之后的一种对外的宣泄。但是这种宣泄只是暂时的,治标不治本,而那种所到之处,英雄侧目、朋友绝义、为世共弃的痛苦,是要乔峰终其一生来承受的。
综上看来,乔峰是空有一身绝世的武功和侠肝义胆的精神内涵却不被世人所接受,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这个愚昧的世界的悲剧。

“情”之一事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著名的古典小说杰作〈红楼梦〉中创作了一个著名的“太虚幻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爱情最深刻的象征。其中有一幅对联,写的是:“天高地厚,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自古风月债难偿〉”正是“点题”之作。“情”的描写在现代“新武侠小说”中普遍占有重要的位置。武、侠、情、奇已经成了武侠小说不可缺少的四大要素。金庸的小说当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是,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无论其广度还是深度、多样性,还是丰富性、独创性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以写“情”闻名,为情而生的女作家三毛对金庸笔下的“情”“之一事推崇备至。她写道:“我曾对金庸先生说:你岂只是写武侠小说呢?你写的包含了人类最大的,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使人类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字,也就是‘情’字。”而乔峰的爱情道路就更加的崎岖难走,令人痛苦难当了。
乔峰的爱情悲剧当从马夫人康敏说起。马夫人和乔峰之间虽然没有爱情,但是,乔峰的爱情悲剧却可以说是因她而起。乔峰一生的最爱是阿朱,小说第二十章,雁门关上乔峰和阿朱两个人定情,相约百年。乔峰是个知情知意的汉子,只是不太会表达感情,但他毕竟是江湖豪客,用情之深之切,也是令人感动。阿朱是重情重意的女子,她认准乔峰就跟定了乔峰,不管天下武林人士怎样说乔峰。阿朱对乔峰道:“便跟着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也永不后悔,跟着你吃尽千般苦楚,万重煎熬,也是欢欢喜喜。”乔峰道:“乔某得有今日,别说要我重当丐帮帮主,就是叫我做大宋皇帝,我也不干。”这段对话真叫人拍案叫绝,之所以叫绝,是因为乔峰这样的男儿,看重情义,竟给了皇帝宝座也不换,可以说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只可惜,人生无常,半途杀出了一个康敏。只因当年洛阳牡丹花会上,乔峰没有注意到她,她便恨乔峰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她说:“------哼,百花会中一千多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终没瞧我。你是丐帮的大头脑,天下闻名的英雄好汉洛阳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麽用?那一千多人便再为我神魂颠倒,我心里又怎能舒服?”于是她误导乔峰和阿朱,说大理段正淳就是当年率领中原英雄在雁门关堵截并杀害乔峰父母的“带头大哥”,以致阿朱为此无辜的代父亲段正淳死去。直到阿朱被乔峰误认为仇敌,一掌拍死,才知乔峰痛不欲生,欲哭无泪是真。只见乔峰抱着阿朱奔走在雨中旷野,心中一片空白。这时,你要问乔峰心里痛否,乔峰一定会反问你:什麽是痛?人去情灭,更何况缘为一片误会,可悲剧到此,还远没有结束。阿朱已死,乔峰孑然一身远走雁门关外,前程茫茫,心已碎犹须怀着赎罪的心情照应弱女阿紫。世间致悲致痛莫过于此。罢罢,不说也罢,只任两行热泪为乔峰而流,一声长叹为乔峰而憾。
综观〈天龙八部〉全书,金庸先生以主观情感逻辑为基础,按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为想象前提成功的塑造了乔峰这一悲剧形象。乔峰是悲剧英雄的代表,他的悲剧力量是永不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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