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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对《三国志》材料取舍与改编

 昵称9723309 2012-04-14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历史章回体小说,其书主要题材来源于《三国志》以及民间故事、杂剧等戏剧内容。关于《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问题,前人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邱复兴的《曹操今论》 、刘逸生的《漫话三国》 、沈伯俊的《沈伯俊说三国》 、胡小伟的《关公崇拜溯源(上下)》 、刘海燕的《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论》 等研究专著,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 、《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谭其骧的《论曹操》 ,杨柄的《曹操应当被肯定吗?》 ,沈伯俊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三国演义>思想内涵三辨》 ,韩伟表的《<三国演义>与史志杂记渊源关系研究述评》 等研究论文,都有论点,论据充分,论证详实。本人从这些论著中获益良多。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对其具体材料取舍、改编等问题尚未曾深入展开,因此,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加以再认识,以期进一步领会《三国演义》的思想精义。《三国志》作为一部较为详细地描述三国历史的一本史书,无可争议的成为《演义》最主要的取材对象。但是两本书不仅其中许多情节不尽相同,而且其中的人物也是大相径庭的。本文希望挖掘《演义》对《志》的材料的取舍与改编,深入了解这种取舍与改编的原因,从而表现《演义》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思想精髓。
《三国演义》的版本,自问世以来,层出不穷。据专家统计,明代刻本有二十多种,清代刻本有七十多种。这些刻本中,有三种影响最大:(1)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即“罗本”,(2)万历至天启年间的各种《三国志传》本,世称“俗本”,(3)清康熙年间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志演义》。其中又以毛宗岗父子的版本世间流传最广,俗称“毛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三国演义》即以“毛本”为基础,删去毛氏的评语,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加上少量注释。本文采用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本子即为这个系列。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它对《三国志》的史料作了取舍和改编是必然的。我们对有关人物的事迹进行排比,就可以明确地认识这一点。限于篇幅,本文拟分《志》无《演义》有、《志》淡写《演义》浓写、同人不同事、同事不同人四类列表概述。

(一)《志》无《演义》有
1、吴国太细事
《三国志》 《三国演义》
《孙破虏讨逆传》、《妃殡传》中,孙坚都只有一位吴夫人,生有四男一女。小儿子孙朗,又叫孙仁,乃庶出,未表其母姓氏。 第七回:“吴夫人之妹,即为孙坚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
第三十八回:“吴夫人在临死之前,又叮嘱孙权说:‘吾妹与我共嫁汝父,则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后,事吾妹如事我。’”

2、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三国志》 《三国演义》
本身这一回就是无中生有,在整篇《三国志》中根本就没有这一出,只在《三国志?蜀书》中的《关张马黄赵传》中略有提到“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如此叙说不仅表明了曹操的美德,也体现了关羽不假思索的义气思想。 《演义》“走单骑”这一回中遇到的所有人物,上起官府名将如五关六将,下至山贼无赖如杜远、郭常之子等,全都是虚构的。《志》中如此叙说的原因,裴松之也说到:“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在演义中如此描述只是就撰述了关羽一人独创曹操数名大将,也刻画曹操的前后反复,表现关羽的义气的同时也体现其勇武之处。

3、诸葛亮形象
《三国志》 《三国演义》
《三国志》曾用极长篇幅描述了诸葛亮,书中司马炎下诏表彰诸葛亮尽心国事、诸葛瞻临难死义,下令任用诸葛亮之孙诸葛京并命陈寿撰诸葛亮《故事》,为这个政治上势不两立的敌人树碑立传。 足可见出诸葛亮在书中的地位。 《演义》另有火烧新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南屏山祭风、智算华容道、三气周瑜、安居平五路、空城计、上方谷用火、五丈原攘星、遗计除魏延等事件,这些都是无中生有。

(二)《志》淡写《演义》浓写
1、貂蝉形象。
《三国志》 《三国演义》
貂蝉在《志》中是毫无出场以及提及姓名的必要的,而只是在《三国志?魏书?吕布减洪传》中说到“董卓性刚而蝙,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间,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因此,吕布找到王允,诉说了自己几乎被董卓杀死的情况。 而《演义》的小说作者就是根据这些素材,给无名无姓的董卓的这位侍婢取名貂蝉,并且虚构了她的身世,创作了“王司徒巧使连环计”、“美貂蝉情间义父子”等生动故事,塑造了一个有貌有德、有胆有谋的活生生的妙龄女郎的形象,使她成为与西施、王墙、杨玉环并列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四大美女之一,俨然是一位历史真人了。

2、周仓形象。
《三国志》 《三国演义》
周仓在《志》中只出现过一幕,并且连姓名都没有,即在《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么一件事提及此人,书中如此写到“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历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这“一人”就是周仓,没有提及他的姓名,并且在《志》中也再找不到他的身影。 在《演义》中关羽的随身侍卫周仓,这个人只要看过小说都应该记得,曾经跟随关羽“千里走单骑”,共赴“单刀会”,活捉庞德等,并且最终为关羽之死而自殉。这就是《演义》尊蜀的体现了,能将一个在史实中连姓名都未提及的人刻画的有血有肉,罗贯中的意图十分明显。

3、关兴、张苞形象
《三国志》 《三国演义》
在《志》中两位少将只在《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中出现,关兴“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苞,早夭。”与《演义》的描述简直天差万别。 在《演义》中,他们都参加了刘备征吴、孔明伐魏等多次战斗,而且战绩卓著,是三国后期的主要英雄。

4、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
《三国志》 《三国演义》
但是在《志》中叙述极为简单,即“(诸葛亮)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覆反矣。’” 在《演义》中特别安排了四回对这事进行描述,可以说是长篇叙述这一事件。

(三)同人不同事
这一类指的是在两书中,同一个人物在某一事件中两书不同的叙述,
1、曹操细事。
《三国志》 《三国演义》
《三国志?武帝纪》中写到“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在后面裴松之有三种注释——
《魏书》曰:太祖……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已,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这些注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吕伯奢并不在家,曹操也没有杀他。 《演义》如此描述:伯奢在家,还接待了曹操一行,并且吕伯奢在外出买酒的归途中,被曹操杀了。虽然那个时候曹操也说了类似“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不过在小说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小说中这样说表现了曹操自傲狂妄的一面,而《志》中的描写就表现了他的霸气之风。

2、吉本事件。
《三国志》 《三国演义》
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是作如下描述的:“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卫晃等反,攻许,烧垂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颖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但是在《演义》中却写成《吉太医下毒遭刑》,死得是那么壮烈!而且时间也提前了十八年(时建安五年正月也),并且与衣带诏事紧密也联系在一起(第二十三回)。那么小说如此叙述更能体现曹操的残忍与不得人心了,能够让宫中与世无争的太医都看不下去了,说明曹操的残忍已经触及到人们的道德底线,为将来刘备等人的进攻曹魏铺上道德的基石。

3、公孙越死因。
《三国志》 《三国演义》
在《三国志?二公孙陶四张传》中是如此叙述的:“术遣越与坚攻昂,不胜,越为流矢所中死。瓒怒曰:‘余弟死,祸起于绍。’遂出军屯磐河。将以报绍。”意思就是公孙越是被流矢射中而死的。 但是其在《演义》中却是这般:“公孙瓒知袁绍已据冀州,遣弟公孙越来见绍,欲分其地。绍曰:‘可请汝兄自来,吾有商议。’越辞归。行不到五十里,道旁闪出一彪军马,口称:‘我乃董丞相家将也!’乱箭射死公孙越。从人逃回见公孙瓒,报越已死。瓒大怒曰:‘袁绍诱我起兵攻韩馥,他却就里取事;今又诈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报!’尽起本部兵,杀奔冀州来。”这样一来就体现了公孙越是有理的,被人冤杀的,更表现出袁绍的色厉内荏,毫无计谋,有助于小说刻画人物形象。
4、庞统形象。
《三国志》 《三国演义》
但在《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中如此写道:“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史实中落凤坡这一地点毫无根据,无从考证,而只是罗贯中为蜀国谋臣之死烙上一种惋惜。 庞统是蜀国的著名谋臣,其在小说中的死寓意深刻,小说写道:庞统心下甚疑,勒住马问:“此处是何地?”数内有新降军士,指道:“此处地名落凤坡。”庞统惊曰:“吾道号凤雏,此处名落凤坡,不利于吾。”令后军疾退。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箭如飞蝗,只望骑白马者射来。可怜庞统竟死于乱箭之下。

(四)同事不同人
本类主要关注两书中同一件事情但主人公不同的情况,即将事件与人物移花接木,以达到作者的创作意图。
1、 关羽温酒斩华雄
《三国志》 《三国演义》
《志》中斩华雄的是孙坚,《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 《演义》中各路英雄正在为无人能敌的华雄伤脑筋的时候,关羽“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这就是《演义》中对《志》的最大的改编。

2、关羽斩文丑
《三国志》 《三国演义》
在《志》中,诛文丑的其实是曹操,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也就是说,即使不是曹操斩文丑,至少可以确定不是关羽杀的。 《三国演义》中第二十六回写道:忽见十余骑马,旗号翩翻,一将当头提刀飞马而来,乃关云长也,大喝:“贼将休走!”与文丑交马,战不三合,文丑心怯,拨马绕河而走。关公马快,赶上文丑,脑后一刀,将文丑斩下马来。很自然的,将这件事情移嫁至关羽头上,更能体现关羽的勇猛之力。

另外,还有阅读理解错误造成的改变。例如,在《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是这么写的:袁熙、袁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这儿的“触”,本是焦触,按照当时的书写习惯,承前省略了“焦”字。由于古代没有标点符号,恰好姓氏又有“乌”姓,便误把“乌桓”和“触”连在一起,成了“乌桓触”。再如“俄何烧戈”。在同书《满田牵郭传》中是这么写的:郭淮“进讨叛羌,斩饿何、烧戈,降服者万余落。”这儿,“饿何、烧戈”本是两个人,但由于没有标点,连读成了一个人,并重新虚构了故事。
当然,这些众说只不过是两书很少的一部分,笔者能力有限无法全部归入,只能选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及人物进行分析。三国事件及人物纷繁复杂,两书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描述各有千秋,值得深入思考的就是罗贯中这种对《志》材料的取舍与改编的内在意图,对其意图的思考将在下一部分详述。

 

 



     由上述可知,《三国演义》对《三国志》作了很大的材料取舍和改编。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其中的故事内容大部分属史实,只有小部分属于虚构或歪曲,即指出了这一点。毫无疑义,这是它成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最主要的原因。长篇巨制的《三国演义》,其艺术成就已经淹没了其自身的史实成就,所以前人对其研究已不局限于对其的史实的苛求。20世纪以后,文学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更加用美学的观点对《演义》进行解读。恩格斯说:对于一部历史剧,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加以“衡量”的。 因此各大学者开始关注《演义》这一文学巨作的本身的文学艺术性。本文对《三国演义》所作的材料取舍和改编的具体认识,意义也在于此。
那么,《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内容作了取舍与改编,其背后有什么样的创作意图和意义?本文认为,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对于情节叙述的作用
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中,前因后果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
《志》作为一部史书,以每个人物为传,因此情节叙述比较凌乱。很多事件包含了许多人物,但在《志》中只能选取某个人的传来详解,但是毕竟以某人为中心,事件中的其他人物就容易受到忽略。比如官渡之战,《志》中最详细的描述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虽然描写的较为详实,但始终以曹操为中心,难以涉及他人。其中官渡之战的另一方袁绍在此传中就仅有寥寥数语,直到后来的《三国志?董二袁刘传》才提到袁绍等人的表现,这样不仅令读者觉得有重复之感,也觉得结构凌乱难以把握。《演义》作为一部小说,情节叙述是其需要把握的重点。因此,情节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小说的成败。于是小说《演义》将事件作为写作重心,用两回的内容将多人参与的“官渡之战”描写的淋漓尽致。又如著名的赤壁之战,《三国志》里只有简单记录,也并没有明确指明此战役叫做“赤壁大战”。而《三国演义》中却至少用了七回的篇幅来记述这一次大战,从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开始,一直到后来的纵火烧船打败曹操。这样详实的描述令整篇小说事件丰满,情节曲折,更吸引读者。
毕竟《演义》作为一部小说,需要引人入胜的情节与叙述,所以其中的虚构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其对史书的取舍与改编也遵循着“为情节服务”的宗旨,旨在为广大人民提供具有完整曲折的情节故事的优秀小说。
(二)对于思想表达的作用
笔者在本文开头就强调《演义》是一本小说,必然代表作者的思想,并且也受到历来民间观点的影响。用沈伯俊前辈的话讲就是“《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材,融汇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 其中表达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表现了政治正统观的思想。《三国志》是以曹魏为写作主题,因为历史的主线是由其掌控的。然而,《三国演义》却以刘备为主线,推敲主要原因应该是罗贯中以刘氏为正统,认为曹魏是谋朝篡位。正如郭预衡前辈所说:“生在元末明初的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尊蜀抑魏……出于民族意识而否定蒙元正统地位的用意。三国故事流传于民间,成书于文人之手,其拥刘反曹的倾向,渐次发展、定型,说明这一倾向……意义不仅在于政权的符合正统与否,更主要的是,它积淀了人民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 在小说中的许多事件经过罗贯中的改编,都在展现蜀国君臣的风姿。像之前提到的关羽温酒斩华雄等事件,很多都是转嫁或虚拟,只是为了表现关羽等蜀国君臣的高人一等。而将曹魏写成王霸之政,国内君臣勾心斗角,而吴国在小说中被写成一群无能之辈,这样,拥刘反曹的写作本意显而易见了。
2、表现了仁义能守天下的思想。“仁”“义”这两个字在小说中被拔高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历史上刘备的“鞭打督邮”在小说中被转嫁至张飞身上,就毫无保留的体现了刘备这个人的仁义之心,绝对不会做出暴力的事情。与之相反,曹魏的霸者之政导致了后代被司马氏替代的惨剧。还有像上文提到的刘关张的关系,在《三国演义》中虚构出“桃园三结义”这一事件,体现了三人的义气,他们真是亲如兄弟,才能建立那个时候强盛的蜀国,到后来刘禅的即位,没有延续其父亲仁义之术导致了亡国。更如《三国演义》中著名武将关羽,在《三国志》中只不过是个普通武将,虽然其勇武非常,但在《三国演义》中被附加了极其重要的“义气”形象。例如在“降汉不降曹”情节的设计上,历史上关羽本来是被擒投降的《魏志?武帝纪》中记道“: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而在《三国演义》里,作者为了使关羽人物形象更具光彩,便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做了极大的艺术渲染和修改,甚至不惜改变历史事实。于是降曹变成了是为了尽君臣之义、尽兄弟之情、尽叔嫂之礼,经过改造后的败降事件反而更加突出了关羽重义的品质,为其凭添了几许人格魅力。 所以小说将“仁义”作为其表达的道德理想的重点。
3、表现君臣的“至公”、“盛轨”。 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两个人推心置腹,任何一场战役,刘备都会亲自询问诸葛的意见,除了后期与东吴的那场大战,明显表现出“家天下”的缺憾。帝王为了兄弟之情而不顾国家安危倾国攻打邻国。但是其实关羽、张飞他俩与刘备的关系也只是君臣关系,并没有《演义》中所说的“桃园三结义”这种,只不过是亲密的君臣关系,并且这也是小说表达的君臣关系的一点,即君臣关系达到兄弟般那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三)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
小说的成功与否不仅与情节相关,更与其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效果一致。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必须是具有某些特点,如:完整、生动、丰满等。而为达到这些要求,小说必然对人物形象进行虚构、变形。“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因此虽然《志》中的人物是其小说的原型,但又不尽相同,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可以选取其中变化最大关羽为例,正如韩红宇所说:“在猛将如云的三国,关羽的功绩比不上东吴的周瑜,也比不上魏国的张辽,即使在刘备麾下,他也未必能超出赵云、张飞和黄忠等人。但……关羽这一人物形象却被无限放大,他被称颂为扶困救危的江湖义士,又被美化成匡复汉室的一代忠臣,明清以后更被尊崇为神勇无敌的‘武圣’,甚至被老百姓当作神灵供奉于庙宇门庭之上。” 小说中长篇幅对关羽进行叙述,并且虚构出“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后世流传广泛,可谓家喻户晓,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之处。
更如诸葛亮不仅在小说还是史书上都是非常有名的谋略家,可以从《志》中陈寿的一席话可以看出。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蜀国已经灭亡了,而且其本身作为蜀国的史官在灭国后所写的文章更是应异常谨慎。但是在《志》中他还是写了一篇称颂诸葛亮的文章,而且整本史书只有这一篇是完全表达陈寿自己对史书中人物的主观评价。当然后人怀疑这一篇是有人加进去的,并不是陈寿所写,但是这篇文章的结尾就证实了确实由陈寿所作,结尾写到“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如果后人添加何必又如此大费周章呢。不过诸葛亮在当时人心目中是受得起称颂的。司马懿与诸葛亮苦斗多年而心服其为“天下奇才”。但是,虽然诸葛亮受人称颂,不过《演义》已将其化为一名神人,许多故事都是虚构的。如小说中的火烧新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南屏山祭风、智算华容道、三气周瑜、安居平五路、空城计、上方谷用火、五丈原攘星、遗计除魏延等,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罗贯中为使诸葛亮形象饱满,成为一名“古今来者第一贤相”设计出众多的事件,令诸葛亮成为中国最理想的臣相。
《志》作为一部史书,人物形象塑造不是其长处,而《演义》作为一部小说必须重视人物的生动形象。因此虽然取材于史书,但对史料的改编与取舍很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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